在基地里日子过得很快,又很慢。
快是因为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测试——叶莲娜的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像一张织得没有缝隙的网,把我从早到晚兜在里面。
慢是因为每一天都长得像一整个冬天,醒来是测试,睡下是测试,中间的空白被数据填满,实验室的电脑一刻不停的在推算着,仿佛这是一道需要解好久的数学题。
时间像雪一样一点点地盖在地上,看不出厚度,但踩下去,已经没过了膝盖。
白砚的腿在好转。他开始能走更长的路,不再每次站起来都要扶着墙。但他不说疼,也不说好转,只是每天早上把裤脚卷上去,让我看一眼伤口,然后自己判断今天能走多远。我看了一眼,伤口已经结痂了,边缘长出了新肉。
他偶尔关心我的肩膀有没有留下后遗症,当我告诉他其实到基地那天就完全不疼了的时候,他的表情是不真切的。
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做各种动作,测试是否完全恢复。
当他发现我真的可以完整的做出来所有的动作,并且表情没有任何异样的时候,他的脸上却写满了不可思意。
"真的恢复了?"
"嗯,我没必要说假话。"
"太快了。正常要三个月。"
"我体质特殊。"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只是默默的坐了回去。
陆临则安静了很多。那天晚上的话说了之后,他像把什么东西交了出来,交出来之后就空了。
他不再刻意找我说话,也不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但偶尔——真的只是偶尔——我会发现他站在某个角落里,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很快移开。
像一只被阳光烫伤过的手,想碰,又不敢碰。
向导倒是每天乐呵呵的。他叫安德烈,中文名叫王磊——是他自己翻着字典取的,说是"简单好记"。他确实简单好记,圆脸,寸头,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像嘴里含着一颗没化完的糖。
他在这座山上待了快三年,对每一条通道、每一间木屋、每一个水龙头都了如指掌。我们刚到的那天,是他领的路。
"你们中国人过年是什么时候?"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忽然问我。
"农历腊月三十。"我说,"除夕。"
"那是什么时候?公历几号?"
我想了想。"今年……一月中旬。"
"哦。"他点了点头,"我们过完了。一月一号,公历新年,已经过完了。"
"嗯。"
"你们过年吃什么?"
"饺子。"
"饺子?"他歪着头,像在咀嚼一个陌生的词汇,"什么样的?"
"面皮包馅。肉馅,菜馅,什么都行。"
他"哦"了一声,没有再问。但我注意到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餐盘——一块黑面包,几片腌肉,一小撮甜菜叶子。
基地里的食物是统一配给的。每人每天固定份量,主食是黑面包和一种类似燕麦粥的东西,蛋白质来源主要是腌肉和风干的鱼,蔬菜极少。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每人每天限量发一小碟,内容视库存而定:有时候是几片胡萝卜,有时候是两三块土豆,有时候是几片甜菜叶子,运气好的时候能有酸黄瓜。
"蔬菜在这里很珍贵。"叶莲娜解释过,"山上气候寒冷,种不了。所有蔬菜都是从外面运上来的,成本很高。"
所以当我说"包饺子"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在说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但除夕就是除夕。
中国人的情怀,越是在这种环境里,就越容易被激发出来,有些东西不是"条件允许"才做的,是不管条件允不允许,都会想办法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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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了安德烈。
"面粉有吗?"我问。
"面粉?"他想了想,"有。做面包的那种。"
"能给我一些吗?"
"你要做什么?"
"包饺子。"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你们中国人真奇怪"的笑。
"行。我去跟厨房说。"
厨房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木屋,里面有两个负责做饭的族人——一男一女,年纪都不轻了,动作慢,但做出来的黑面包意外地好吃。安德烈跟他们说了几句俄语,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从角落里翻出一袋面粉,称了称,给了我。
"够吗?"安德烈问。
"差不多。"
"肉呢?"
"肉……"我看了一眼配给表,"能多领一些吗?"
安德烈又去说了几句。这次两个做饭的人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从冰窖里拿出一块冻肉,用刀切了一半给我。
"没有菜。"安德烈回来的时候摊了摊手,"他们说菜不够分。"
我知道。蔬菜限量供应,不可能额外给我们。
"没关系。"我说,"肉饺子也行。"
白砚坐在木屋里,看着我抱着一袋面粉和一块冻肉走进来,表情很平淡。
"你要干什么?"
"包饺子。"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介于无奈和纵容之间的微表情。像在看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决定不拦。
"你会包吗?"我问他。
"不会。"
"我也不会。"
"那你——"
"边学边包。"
他沉默了两秒,然后慢慢从床上坐起来,有点无奈。
"我帮你和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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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
面粉倒进盆里,加水,搅拌。听起来只需要两步。但实际操作起来,面粉和水像两个互相嫌弃的人——水加多了,变成一滩糊;水加少了,变成一堆面剂子。我在中间反复调整,手忙脚乱,面粉沾了满手、满脸。
白砚坐在旁边,一只手撑着桌子,另一只手在盆里慢慢搅。他的动作不快,但很稳——和打针时候的那种稳一样。面粉在他手指间慢慢聚拢,从散沙变成絮状,从絮状变成团。
"水多了。"他说。
"我知道。"
"再加点面粉。"
"我知道。"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看他,但我知道他在笑。不是那种明显的笑,是嘴角微微上扬一点点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
陆临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他靠着门框,双手抱在胸前,看着我们两个和满桌子的面粉,表情很复杂。
"你们在干什么?"
"包饺子。"我说。
"……你们会吗?"
"不会。"我轻轻的笑着。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走进来,在桌边站定,低头看了看盆里那团不太成形的面团。
"我来擀皮。"他说。
"你会?"
"以前看你——"他顿了一下,没有把话说完。以前看我什么?以前看我包过?在我丢失的一些记忆力里,我是不是也曾经在一间厨房里,围着一张桌子,和某个人一起包饺子?
我没有追问。
他拿起一块面团,在桌上揉了几下,然后用手掌压扁,开始擀。动作不算熟练,但比我和白砚强太多了——至少他擀出来的皮是圆的,中间厚边缘薄,像模像样。
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面粉飞扬。冻肉在室温下慢慢化开,我用刀剁碎,加盐,加一点从厨房借来的胡椒粉。没有酱油,没有葱姜蒜,没有任何调料。只有盐和胡椒粉。
简陋得不像话。
但肉馅调好之后,闻起来居然有了一点"饺子"的味道。
我拿起一张皮,舀了一勺馅放上去,然后——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怎么捏?捏成什么样?褶子怎么打?我脑子突然卡壳了。
打小父母工作忙,聚少离多,过年吃饺子也是出去吃,好像从来没有包过。手里的饺子皮和肉馅像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被强行按在一起,谁都不服谁。
白砚在旁边看着我,面无表情。
"你在捏什么?"
"饺子。"
"这不像饺子。"
"我知道。"
"像馄饨。"
"……馄饨也行。"
陆临则从对面递过来一个他包好的。形状规整,褶子均匀,像工厂流水线上下来的标准品。
"看好了。"他说。
我看了。然后我试着模仿。失败了。再试。又失败了。第三次的时候,终于包出了一个勉强能称之为"饺子"的东西——歪歪扭扭的,像一只被打了一拳的耳朵。
"……行吧。"陆临则评价道。
白砚没有评价。他默默拿起一张皮,包了一个。比我的好一点,但也不怎么样。他看了一眼自己的作品,又看了一眼陆临则的,然后把那个歪歪扭扭的饺子放在盘子里,什么都没说。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包了一个下午。
饺子从丑到不那么丑,从"被打了一拳的耳朵"到"至少能看出是饺子"。桌子上慢慢罗列起了一片——白色的、胖胖的、带着笨拙褶子的小山。
安德烈中途来看了一次。他站在门口,瞪大了眼睛,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就是……饺子?"
"对。"
"能吃吗?"
"……能。"
他凑近看了看,伸手戳了一下其中一个饺子的肚子。面皮微微凹陷,又弹回来。
"有意思。"他说,"像小船。"
"像耳朵。"白砚在旁边纠正。
"耳朵?"安德烈歪着头,认真地看了看,"不像。像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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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煮好了。
没有大锅,用的是厨房借来的一个中等大小的铝锅。水烧开之后,饺子一个一个下进去,白砚用勺子轻轻搅动,防止粘底。蒸汽从锅沿冒出来,带着面粉和肉混合的香气——一种很朴素的、没有任何花哨技巧的香气。
但就是这种香气,让我的鼻子酸了一下。
不是难过。是某种更深、更复杂的东西。像一根被拨动的弦,嗡嗡地响,震到了胸腔最深处的某个角落。
饺子浮起来了。一只一只的,白色的、鼓鼓的,在沸水里翻滚,像一群胖乎乎的小鱼。
我捞了第一只,吹了吹,咬了一口。
面皮厚了点,肉馅咸了点,没有酱油的颜色,没有葱花的香味。但它是热的。烫的。肉汁在嘴里爆开的一瞬间,我几乎要掉眼泪。
这是饺子。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下基地里,用借来的面粉和冻肉,三个不会包饺子的人包出来的、歪歪扭扭的、丑得不像话的饺子。
但它就是饺子。
安德烈吃了一只。他咬了一口,嚼了嚼,然后眼睛亮了。
"好吃!"他说,嘴里的饺子还没咽下去,声音含含糊糊的,"这个——这个皮是软的!里面的肉是——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干脆又塞了一只进嘴里。
我笑了。
真的笑了。不是那种礼貌性的、社交性的笑,是从肚子里冒出来的、憋不住的笑。安德烈嘴里塞着两只饺子的样子太滑稽了,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偷了松果的花栗鼠。
白砚也笑了。很少见的、露出了牙齿的笑。他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碗饺子,看着安德烈的吃相,肩膀微微抖动。
陆临则没有笑,但他的表情松弛了下来。他靠在墙上,慢慢吃着,目光没有落在任何特定的地方,但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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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煮了三锅。我们三个吃了一锅半,剩下的我们带给了实验室的人。
那天晚上,我认识了几个之前只在走廊里点头之交的科研人员。
谢尔盖,二百二十七岁,头发灰白,戴一副金属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是叶莲娜的副手,负责数据分析——整座实验室里最安静的人,说话声音永远压得很低,像怕吵醒什么。但他的眼睛很亮,看数据的时候,目光会变得特别专注,像一只盯着猎物的猫。他吃饺子的时候很斯文,一只饺子分三口吃完,每一口都嚼很久,最后认真地点了点头,说:"结构很有趣。"
——他把饺子当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研究对象。
娜塔莎,三十二岁,红头发,扎一根马尾辫。她是负责仪器维护的,整天和螺丝刀、电烙铁打交道。她说话快,走路快,做事快,好像全世界都在赶她。吃饺子的时候,她两只手各拿一只,左右开弓,吃完之后舔了舔手指,说:"面皮可以再薄一点。下次我来擀。"
——她甚至已经在规划"下次"了。
伊万,四百五十三岁,是团队里年纪最大的。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头发剃得很短。他话极少,一天说不了十句,但每一句都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他是地质学出身,负责研究母水晶周围的岩层结构和能量传导路径。他吃饺子的时候没有任何评价,只是默默地吃了六个,然后把碗放下,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一下头。
那个点头比任何语言都重。
叶莲娜也吃了。她端着碗,坐在实验室的桌子旁边,一只饺子一只饺子地吃着,表情一如既往地平淡。但吃到第三只的时候,她停了一下,看着碗里的饺子,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我外婆以前做过这个。"她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很久以前了。"
然后她没有再说下去,低下头,继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