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11、初为人师
汗水里送走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少年和青春的边界也在汗水里模糊。
时间过得那么快,记忆里的一切好像并不遥远,年纪越大越清晰,阳光下的阴影还是阴影,我一生在治愈。
白衣苍狗,这三十多年,我一直走在别人的童年里。我看着他们慢慢长大,渲染着自己的颜色,这时候,又何尝不是在陪自己,抑或是他们也在陪我,看着我渐渐老去,褪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会有些主观意志模糊了真实和客观的边界,但是山还是山,云也是云,不过是云深云浅,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而已。就像2000年教改时某专家说,1 1未必要统一答案都等于2,如果孩子说=3,只要说得有道理,也是对的,为什么不呢?
而我从教以后,却因这个观点深受困扰,无从安稳。
直到最近听到一个二三十年前开始流通的“神”话,说的是:有两杯50度的水,问:怎么得到一杯100度的水?中国孩子回答:加热到100度,美国孩子说两杯水倒在一起就是100度。神的点评亮起来了:中国孩子抱残守旧,孤陋刻板,不思变通,是没有创新能力的一代;美国学生敢于思辨,勇于开拓,是积极创新的人才。原来美西方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为文化侵入精神控制布局谋划了,我们那些专家国家给了他们学习的机会,却是是最早被资本收割统治的,然后他们就拿这个来教育领域卖。
偏偏有很多像我这样较真的人,我们的确固守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不灵活圆滑的思变,我们在迷茫中彳亍,在风雨交加的夜里淋得透湿。
学校也好,教育局也好,只要有家长投诉,他们的态度都是息事宁人,所以不管耀轩妈妈的举报是不是子虚乌有,我现在已经成了闲散真人了。我无法改变别人,我只能调整自己。
我不得不“展望”未来,未雨绸缪,我有了自己的打算。现在的家长很多是从未独立的独生子女,他们习惯被爱被照顾,他们嘴上功夫了得,但让他们耐心精心静心地照顾别人照顾孩子,有些难度。既然大家都想要健康快乐的童年,那么绕开学科补习,给孩子作业之余活动和体能锻炼的平台,解放家长的时间。也许是我可以尝试。
我按照百度和小红书、抖音的推送,联系到相关的公司,有AI的,有卖软件的,有加盟卖硬件的,问得多了,我已经成了纸上谈兵的赵括了。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不一定要赚钱,只要不亏就可以,至少别亏太多。
生源问题慢慢来,师资和场地我得去了解。我开着车去周边学校附近转悠,房子是有的,就是大小和租金的问题。我看中了两处二楼大开间,都是集体的产权,找了个朋友聊了聊,每年租金真不少。我对自己说,不急不急,再看看。
周末,我走进一家服装店,听人说这家服装店的老板娘在二小附近的农居点有一幢闲置的四层楼,我想打听一下。
走进店里,意外地碰到傅蓉荣。傅蓉荣是我在大山中心小学教的第一届学生。大山中心小学宣布我任傅蓉荣他们班的班主任时,傅蓉荣他们已经读四年级了,毕业后再碰到她在二十年后,那次是徐子炎请客,所请的是工商财税的几位能人,其中就有傅蓉荣夫妻。都说女大十八变,我完全没认出来,坐下后傅蓉荣问我是不是韩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没有在大山中心小学教过书,一路对答案,就对出了师生关系。我们都唏嘘不已,徐子炎也很高兴,一桌的人就借机让傅蓉荣先敬老师一杯。
傅蓉荣回忆起她当时在班级的一些细节,可惜我都记不起来了,甚至都想不起来她当时的模样。老师们通常是能记得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和最差的学生,还能记住最淘气的和打动过自己的孩子,但往往会对那群中等生模糊了记忆。傅蓉荣说那时我这个新老师最震惊到他们的有两处,一是我从头到尾都讲普通话,二是给他们上音乐课不叫唱歌课,上课的时候教他们唱音阶。她告诉我,当天他们回家就和父母说了,学校来了一个新的女老师,可厉害了,会用两只手弹琴的。一桌的人听得哈哈大笑,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二十多年前学生是这样看我的。
大家要傅蓉荣继续说当年的事,傅蓉荣想了想说我下课的时候让她去给我绕毛线。她说早上看我穿了一件刚刚织好的毛衣,下午毛衣的袖子不见了,他们全班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她问大家:“你们猜,韩老师的毛衣的袖子去哪里了?”工商所长的爱人说:“是不是剪掉了?”
所长说:“我估计跟你们学生有关。”
其实我也忘记了这回事,我也有些好奇的等答案。
傅蓉荣说:“我们韩老师拆了袖子,改成了毛衣背心了。然后放学的时候干脆把背心也拆了,让我给她去绕毛线。”大家又笑起来,望着我求证。我很有些不好意思。我那时的确是喜欢织毛衣,还买了书照样子编织,但是傅蓉荣说的事,我好像没什么印象。
大家就把目光转向徐子炎,徐子炎笑着说:“这事我不知道,她早上穿什么,下午穿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我又不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对吧?”
“不对不对,那时你天天来我们学校。”傅蓉荣找到了又一个话题,大家兴致勃勃地要徐子炎坦白。徐子炎说:“我哪是来找她的?我是来找我小兄弟的,他们校长是我哥们。”
傅蓉荣不依不饶:“那以前怎么没来找庄校长?韩老师来了,你也来了!我告诉你们,有一回,徐老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我们班几个男同学就爬上去玩,结果把摩托车推倒在地上了,他们吓得一哄而散。后来徐老板出来看到车倒在地上了就问是谁推的,我们谁都不敢说话,这时我们班考试总不及格的二猛在旁边说,你去告诉韩老师就好了。我觉得这句话没毛病啊,我们徐老板当时很凶的样子,瞪着二猛,吓得他撒腿就跑。你们说,二猛同学这话有没有说错?”
一桌的人笑得更欢了,徐子炎有些尴尬,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事,也是不好意思。好在这么一来,酒桌上的气氛倒是特别的轻松。傅蓉荣贡献了很多当年的事,那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三十多年前,城乡差别、地区差异都是很大的。分配到那么远的山里,我妈很不满意,埋怨我怎么不去找找门路。也许我妈是想说找那个为儿子保媒的乡镇书记,她难道不知道我当初拒绝得一干二脆的吗?分配那么大的事,一个乡镇书记能管得了吗?我懒得和她说。再说,我也不愿留在家乡住在家里,远点也挺好。
只是在这之前,我不曾知道世上大山深处还有这么个犄角旮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从我的家到达工作学校。我又得和车站那个很凶很凶的矮老头打交道了,这回不再有我爸护着我了,也没人给我提早去买好票打听好哪里上车下车了。我还得自己拿行李。
我来车站打听,发现没有直达车,要先到古窑,在古窑车站再买票转车到新陶,再转车到大山。我很担心,到了古窑能不能买到车票,万一错过了时间,那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得提早赶到古窑?那提早几个小时才好?我还有行李……
我纠结而忐忑。舅舅来了,他说他开拖拉机送我去。
拖拉机真颠簸啊,那时正在修路,砂石黄泥路上浇筑沥青,尘土飞扬,我被震得肝肠寸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到:大山里一小片凹地,中间一条碎石子路就是大山的街道,两边几乎都是破旧的矮平房,灰白的墙红漆的门,还刷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标语,这就是大山深处的文化政治中心。看着这七零八落的房子,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里比我的家乡还要落后,至少落后十年。
走进一间敞开着大门的房子,居然是供销社的百货店。店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打毛衣,头顶一只吊扇有气无力的转着圈。她告诉我们,再往前五六十米,左边有条岔路上坡就是。
左边岔路是一条四五米宽的泥路,百来米后就看到两排砖瓦平方,左边的门口挂着一块白底木牌,写着“大山中心小学”右边也有一个门,同样的牌子写的是“大山中学”我翻出报到通知,没错,就是这里。
两排房子都是静悄悄的。走过门洞,我发现对面还有一排同样长的房子,还是两层楼的,两排房子中间是一片泥地,两头有两棵树,树并不高大,也没有显出枝繁叶茂的样子。我环顾这边,门洞两边有五六间房,就是教室。我走过去透过窗户,看到教室里课桌还是我小时候的那种木桌子,原木的灰色,黑板上长满“麻子”房顶上吊着一盏灯泡。
舅舅把行李搬了过来,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还拎一个大皮箱。我把手里的包裹放在旁边,到对面那幢旧楼房查看。
对面底层的最后一间屋子门开着,一个老人正在看报纸。我敲敲门:“老师您好,这是大山中心小学吗?我是来报到的,请问是在这里吗?”
老人回过头,他打量着我有两三秒:“报到?你有介绍信吗?”
“有!”我走进去递上介绍信。
老人戴上眼镜仔细地读着。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眼镜,站了起来:“你这么早就来报到了?我怎么不知道?庄校长没跟我说过。”他又看看我,走到门口看到了我舅舅和我的行李说,“那你先把东西搬到楼上去,放到楼上房间里再说吧。”说着回头去拿了一串钥匙,让我们跟着他上楼,阳光明亮,我这才看清楚,这是一个极清瘦的老人,目测个头1.68左右,脸上几乎没肉,高高的颧骨支棱着一张皮,脸色苍白,没有什么斑点,只是颌骨深深凹陷,仿佛里面没有牙齿似的。他的咬字很重,口音明显,带着极其显著的古越嵊州发音特点。后来我才知道,这地方村民大多祖籍都是嵊州绍兴的。
老人告诉我他姓董,我叫他董老师。
董老师打开一个房间,那是一个筒子间,大约二三十个平方,中间半隔断,房间墙壁粉刷成下面蓝色上面白色,没有任何东西,但还算干净。董老师让我暂时把行李放着,他看看手表说:“现在学校没人烧饭,要么在我家里吃点?”
“不了不了。”我看看舅舅,摆摆手。
董老师说:“那随你们。你们刚才来的时候经过街道,那里有点心店,还有一家小饭店的。”
舅舅带着我谢过董老师,开上拖拉机到街上,我们在街上吃了一碗面条,舅舅就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的返回了。
我就在街上踩个点。乡政府也在这条不足百来米的街上,乡政府旁边有一幢彩色二层楼,说是彩色,因为它的墙壁涂抹粘附了一些有色小石子和深绿色玻璃碎片,看起来是这街上最新的建筑,旁边是一个小小的菜场,搭着棚子,有两三个老人还在摆摊,卖的是干巴巴的苹果、皱巴巴的桔子、灰蒙蒙的蔬菜,还有些装在蛇皮袋里的不知是什么。街道路面一半已经浇筑水泥,一半还是泥石子。
我买了两包方便面就回到了学校。
庄校长已经在学校了。这是一个瘦高个年轻人,眼睛不大,透着精干,说话喜欢擦一下鼻子。他说开学还有四五天,没想到我这么早来报到了。他向我介绍上午的董老师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庄校长也有一间宿舍,和我的宿舍隔开一间。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本地的。书记住在隔壁中学宿舍,另外几个中年女教师,每天往返学校,步行单趟大约也得要20分钟左右。
庄校长帮我简单安置了一下就走了。隔了一天,书记带着夫人过来转了转,问我有没有困难,有需要可以找他们。接着几天,我就在房间和办公室看看书,画点画,用“热得快”烧水泡方便面。有时我会站在走廊远眺,学校背后的山坡从山脚往上,散落着一些农家,再往上是大片树林,董老校长的爱人赵老师告诉我那是梨树和桃树,春天最漂亮。正前方,零星的小村子,一条河流穿过,远处起伏不定的山望不到尽头。这个地方,真像一口铁锅子,锅子的柄就是通向外界的那条正在铺沥青的马路。
开学第一天,学校安排食堂阿姨烧了一顿晚饭,所有老师一起聚餐,以示对我和幼儿园刘老师的欢迎。小刘是本地人,和我同岁,当时她读的幼师定向分配但暂时不设编制。
聚餐就在教室里,几张课桌并排一放就成了大餐桌了。校长书记轮番敬酒,还好他们并不要求我每次都得一饮而尽。校长书记挨个介绍同事,可惜我当时晕晕乎乎,一个也没记住。恍惚中听得一位老师在说,我的酒量肯定没有去年调出去的那个老师好。
我以为我是唯一的科班毕业分配生,后来才知道,有一个早我两三届的同门师兄被借调到了旁边的中学,校长也是三年前定向分配来的,只是不同学校,刚刚调走的是个女老师,也是科班出身。但是说起这位调走的女老师,这些同事们说一句留一句,然后很有默契的彼此看一眼。其他的大多是民办老师转正的,还有两个代课老师。其中有一个姓王的中年女老师,高大的个子,眼睛却不大,是那时从省城下放的知青,她教会了我边界。
那回,他们班的一个孩子和我们班一男生闹矛盾,学生告诉我之后我就立刻赶到教室,护着自己班级的学生批评六年级的闯入者。没想到这孩子很倔强,就是不买我的账,不肯认错。我一回头看到他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抱着双手站在办公室门口居高临下的冷眼旁观。我觉得很没面子,下不了台,硬着头皮坚持要男生道歉,男生也看到了他们的王老师,见自己班主任不发话不批评,坚持不认错,僵在了那里;旁边沈老师走出来对王老师说:“你去处理一下,那个是你们班的学生。”
王老师冷笑着说:“她很能干的,她不是在处理吗?还要我去干什么?”说完竟转身走了。学生看自己的老师不但没批评自己,还数落了我,就更不服我教育了。我又气又急又羞,忍不住哭了。
书记知道了,下班后和他爱人一起来找我,并告诉我怎么有智慧的处理问题:“你可以请王老师一起处理,或者把学生带到办公室,和王老师一起问问,毕竟是王老师班级里的学生,你不能抢了人家的事来做呀。”这番话我很受用。人就是这么不断地摔跤不断地长大;不摔一跤,很难真正成长。后来但凡涉及到不同对象,我首先考虑到就是这个办法。
学校五个年级五个班,安排我教五年级。这个班28个孩子,他们虽然穿着并不咋地,傅蓉荣说起的二猛同学冬天连一双棉袜也没有,但是他们个个眼睛乌溜溜的,可爱得就像顽皮的宠物,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一个家长到学校找我,有时孩子淘气或者不认真做作业,我一通输出,只要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就没什么担心害怕。傅蓉荣说我那时罚他们抄写生字,一罚就是十遍二十遍,小东西们想到的办法是一手握两三支笔同时开工,但怎么也不敢回家告诉父母自己因写错或者违反纪律被罚了,怕被父母再骂一顿。
这个班里有一个最大的孩子比我只小了四岁,在这个班里读了几个月又不读了,后来我离开这里后,有一回在街上,他拽住我说是我的学生,问我借100元。难得师生情,我毫不犹豫就给了,一年后有人告诉我这学生进了监狱了。
还有一个学生姓赵,特别机灵的那种,也挺能说会道。二十多年后我们买房子遇到了法律问题,那时双休日偶尔会陪傅蓉荣他们几个官太太打打牌,傅蓉荣就向我推荐了这位赵姓学生,说他已经是正式律师了,傅蓉荣把赵同学的联系方式给了我,我联系到了这位学生律师。赵律师告诉我他很忙,但老师的事情他会不遗余力。他带我去超市买了万把块钱的礼品,又让我包里一个5000元的红包,都交给他,说是要送给法院的院长。好巧不巧,这个院长竟是我同学的爱人,一来二去,赵同学的谎言别揭穿了,他就把我电话拉黑了。一年后傅蓉荣说赵律师也被请到里面去了。
九月下旬,我第一次回家。
回家,也是要到古窑转车。有两个班车,大山站是途径的一个小站。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汽车常常经而未停,我只能望洋兴叹;下午班次,因为有人下车,汽车停了下来,但我却挤不上去,朋友和车站买票师傅熟悉,他们合力让我踩着肩膀从车尾翻窗而入,我感觉自己像包裹一样被递了进车去。
因为古窑出发的班车也是定时定额的,有时要等两个多小时。后来有人出主意,让我在岔路口拦拖拉机。我拦过几次,拖拉机师傅很好,但是拖拉机实在太颠,我都没时间担心肝肠震断,却怕脑髓震碎了。现在我这么笨,深深怀疑是那时震坏了脑子。
12、豆蔻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