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卡捷琳娜 第9章 纽约的召唤

那位美国经纪人出现在五月一个星期四的下午。

他叫哈维·贝克，四十岁出头，中等身材，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深蓝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他是纽约一家中型模特经纪公司的星探，每年春秋两季会来巴黎物色新鲜面孔。那天他在Lefebvre的工作室看到叶卡捷琳娜的试镜照片——那是Lefebvre帮她拍的，一张黑白肖像，没有任何修饰，只有一束侧光打在她脸上，勾勒出颧骨的线条和下颌的弧度。哈维看了那张照片大约五秒钟，然后抬头对Lefebvre说：“这个女孩，我要见她。”

他们在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见面。哈维没有过多的寒暄，开门见山：“你在巴黎有经纪公司吗？”

“还没有。”

“很好。别急着签。巴黎的市场太小了，而且这里的审美正在变得保守。他们想要的是甜美的、邻家的、让人舒服的面孔。你——”他指了指她，“你不是那种类型。你的脸有故事，有硬度，有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这种脸，在纽约更吃得开。”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名片，推到她面前。“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纽约的试镜。起步不会容易——你得从头开始，住更小的公寓，跑更多的试镜，忍受更多的拒绝。但舞台更大。机会更多。”他顿了顿，目光认真地看着她，“你考虑一下。考虑好了，给我电话。”

叶卡捷琳娜拿起那张名片，没有立刻回答。她低头看着那行烫金的纽约地址，手指轻轻摩挲着纸片的边缘。纽约。她对这个城市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比巴黎更高，更快，更冷，也更贵。知道那里有更多的模特，更多的竞争，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的陷阱。知道一旦去了，就没有回头路了。她把名片放进口袋，对哈维点了点头：“我会考虑的。”

那天晚上，她回到那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间，坐在床沿上，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她想着巴黎——这个她花了大半年时间才勉强站稳脚跟的城市。她开始熟悉这里的街道，熟悉那些试镜间的布局，熟悉那些经纪公司前台小姐的脸色，熟悉哪些超市的打折时段最划算。她刚刚开始被人记住名字，刚刚开始有人愿意给她机会。如果现在离开，所有这些积累都将归零。她又想到纽约——一个新的城市，一种新的语言（虽然她英语比法语好一些，但也远远谈不上流利），一个完全陌生的市场。她要重新开始排队，重新开始被挑剔身高、长相、口音，重新开始在地下室里用报纸御寒、用开水充饥的日子。她不怕吃苦。她已经证明了，自己能扛过去。她怕的是，如果去了纽约，她就更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寻找卡佳了。巴黎到拉巴斯已经很远了，纽约到拉巴斯，更远。她翻开通讯录，找到卡佳的名字——那个以“00591”开头的号码，她已经拨打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冰冷的自动语音。她又往下翻，找到娜塔莎的名字——自从那天清晨在桌上发现那张字条后，她再也没有联系上她。她看着那两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她合上通讯录，把它放回枕头下面。她躺在床上，望着天窗外一小片灰黑色的天空，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起床，洗漱，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出门，去了最近的旅行社代理点。她买了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最便宜的航班，需要在冰岛经停，全程超过十二个小时。口袋里剩下的钱，不到两百美元。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告别，没有留言，没有像卡佳那样在车站拥抱谁然后说“等我站稳了就接你们过去”。她只是收拾好那个从莫斯科带来的旧行李箱，把阁楼间的钥匙还给房东，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戴高乐机场。出租车驶过巴黎清晨的街道时，她透过车窗看着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逐渐苏醒——面包店刚刚开门，飘出新鲜烘焙的香气；清洁工正在用水管冲刷人行道；一个牵着狗的老人慢悠悠地走过路口。她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八个月。她恨过这座城市，冷过，饿过，被轻视过，被羞辱过。但此刻，当出租车驶上高速公路，巴黎的天际线在后视镜中逐渐缩小时，她发现自己竟然有一丝不舍。她转过头，不再看后视镜。登上飞机后，她闭上眼睛，让自己在引擎的嗡鸣声中逐渐沉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等她再次睁开眼时，飞机正在降落。舷窗外，曼哈顿的天际线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座用玻璃和钢铁筑成的、通往未知世界的关口。

而此刻，在拉巴斯，卡佳正在准备她的第三次逃跑。

前两次的失败让她学乖了。这一次，她准备了更长时间——偷偷攒下一点食物和水，藏在一只旧背包里；趁看守不注意，摸清了夜总会后门的锁是怎么开的；记住了附近街道的大致走向，虽然她依然不会西班牙语，但至少知道了该往哪个方向跑才能远离市中心。她选择了一个周六凌晨。夜总会通常在周五晚上最忙，客人最多， staff 最疲惫，警戒也最松懈。她等到天快亮的时候——那是夜班保安最困的时候，也是交接班前最容易出现空档的时刻。她穿上最不起眼的衣服，把那只旧背包背好，从后门溜了出去。她沿着事先观察好的路线，贴着墙根，快速而安静地穿过小巷。没有人发现她。她跑过了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她不敢停下来，不敢回头，肺像要炸开一样疼痛，但她继续跑。她跑了大约半个小时，直到确认身后没有任何追赶的动静，才在一处破败的公交站台边停下来，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她成功了。她逃出来了。

但接下来呢？她站在拉巴斯清晨灰蒙蒙的街道上，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她不会西班牙语，没有钱，没有证件，没有认识的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区，不知道哪个方向能通往机场或车站。她开始走。没有目的地，只是走，试图让自己远离夜总会的范围。她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走过露天市场的摊位，走过那些刷着明亮颜色、但窗户上装着铁栅栏的低矮房屋。太阳升高了，气温上升，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口干舌燥，胃里空荡荡地绞痛。她在一个公共水龙头前停下来，喝了几口水，然后继续走。第一天，她睡在一个教堂门廊下的纸板上。第二天，她在一个露天市场的垃圾桶里翻到了一些卖剩的水果，半烂的，但她顾不上那么多，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第三天，她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脚底磨出了血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她蹲在一处墙根下，抱着膝盖，试图休息几分钟，然后就失去了意识。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不是医院——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窗户上装着铁栅栏。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正在抽烟。看到她醒来，他站起身，走出去，用西班牙语对走廊里的人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夜总会的老板走了进来。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她，表情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可怕的、近乎平静的东西。“我跟你说过，”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天气事实，“再跑，就打死你。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吗？”

他没有当场打死她。他让人打了她一顿——不是那种发泄式的、会留下永久伤痕的毒打，而是一种精确的、有节制的殴打，目的是让她记住疼痛，但又不至于让她无法在短期内继续“工作”。打完之后，她被拖回夜总会后面的那间小房间，锁了起来。这一次，他们在门外加了一把新锁，还在窗户外面焊上了铁条。她蜷缩在角落里，嘴角破裂，肋骨处传来阵阵钝痛。她没有哭。她只是抱着膝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已经不再试图逃脱的鸟。

同一时间，娜塔莎正在里尔那家洗衣店里熨烫一件白色衬衫。蒸汽嘶嘶升起，模糊了她的视线。她已经在这家店工作了将近四个月。每天十六个小时，一周七天，只有偶尔的轮休。她的手指被热水和化学药剂泡得发白起皱，指甲边缘开裂，掌心脱皮。她不再去想那些关于模特和T台的梦了。那些梦太奢侈，像一件她买不起也再也穿不上的漂亮衣裳。她只是干活，吃饭，睡觉，偶尔在深夜洗衣机的嗡鸣声中，想起两个名字——叶卡捷琳娜，卡佳。她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她不知道叶卡捷琳娜有没有找到卡佳。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再联系她们。她觉得自己不配。

那天下午，她在熨烫一件白色衬衫时，蒸汽管忽然爆裂。滚烫的蒸汽喷涌而出，她的左手臂被灼伤，从手腕到手肘，留下一片通红的水泡。店老板骂骂咧咧地给她涂了一些烫伤膏，用纱布包扎了一下，然后让她继续工作。她没有抱怨。她只是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继续熨烫下一件衬衫。那天晚上，她躺在洗衣店阁楼上那张窄小的床上，看着手臂上那片狰狞的烫伤疤痕，忽然坐起身来。她翻开枕头下面的储蓄罐，倒出里面所有的硬币和小额纸币，数了数。够买一张去南美的船票。她不知道自己要去找什么。她甚至不确定卡佳还在不在那里，不确定自己能否找到她，不确定找到了之后又能做什么。但她知道，她不能再待在这家洗衣店里了。如果再待下去，她会像那些被反复洗涤、脱水、烘干的床单一样，逐渐褪色，逐渐磨损，最终变成一块无法再使用的破布，被扔掉，被遗忘。她必须去。即使找不到卡佳，即使只是确认她已不在人世，她也必须去。她需要给自己一个答案。第二天清晨，她辞了工，用那笔微薄的积蓄买了一张从马赛出发、经停西班牙、最终抵达秘鲁利马的船票。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背上那只破旧的帆布包，走上甲板，倚着栏杆，望着逐渐远去的欧洲大陆。海风很大，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只知道，她不能再逃了。她这辈子已经逃了太多次——逃离家乡，逃离巴黎，逃离叶卡捷琳娜，逃离那个让她怀孕又消失的男人，逃离那个冰冷的手术台和那间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她不能再逃了。即使前方是深渊，她也必须跳下去。因为，至少，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巴黎。纽约。拉巴斯。大西洋上。四个坐标，四个方向。四个曾经在同一间地下室里分享法棍和梦想的女孩，此刻正各自漂浮在各自的航道上，被不同的洋流推着，走向截然不同的远方。她们还不知道，命运正在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缓慢地、不可逆转地，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网。而她们所有人，都在这张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