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三月末,巴黎时装周的最后一天。
叶卡捷琳娜是在前一天晚上接到电话的。一个陌生的号码,她接起来,对面是一个语速很快的法国女人的声音:“是叶卡捷琳娜吗?我是Catherine Lefebvre的助理。Lefebvre女士看了你的资料,希望你明天下午两点到她的工作室来一趟。地址我会用短信发给你。请准时。”
Catherine Lefebvre。这个名字她听说过——一个刚从中央圣马丁毕业不久的新锐设计师,去年在伦敦时装周上以一组名为“解构的骨骼”的毕业作品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法国版《Vogue》给了她两页的报道,几家买手店开始联系她订货。今年是她第一次进入巴黎时装周的官方日程,只有一个小型展示,但已经足够让她的名字出现在业内人士的关注名单上。
叶卡捷琳娜放下手机,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后躺下来,闭上眼睛。她没有兴奋得睡不着。她只是平静地、像准备一场任何其他试镜一样,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明天的流程,然后调整呼吸,让自己入睡。她不知道的是,这个电话,将改变她的一生。
第二天下午,她准时出现在玛黑区一条窄巷深处的工作室。那是一个由旧仓库改建的空间,裸露的砖墙,水泥地面,天花板上横穿着粗大的黑色管道。衣架上挂满了尚未完成的样衣,几张巨大的工作台上散落着布料、剪刀、珠针和纸样。Catherine Lefebvre本人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年轻,大约二十五六岁,短发,素颜,穿着一件沾满颜料和线头的白色工作围裙,正蹲在地上对一件样衣的下摆进行最后的修改。她抬起头看了叶卡捷琳娜一眼,没有寒暄,直接说:“去把那件衣服穿上。”
叶卡捷琳娜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衣架上挂着一件不对称剪裁的黑色连衣裙,肩部有夸张的立体结构,像一只正在展开翅膀的鸟。她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取下那件裙子,绕到屏风后面换上。裙子比她想象中要重,面料是某种带有筋骨感的硬挺材质,剪裁极为复杂,穿上后像被一件雕塑包裹住。她走出来时,Lefebvre已经站了起来,围着她走了一圈,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每一处细节。然后她退后两步,歪着头,像在评估一件作品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走几步看看。”
叶卡捷琳娜在堆满布料和工具的空地上走了一个来回。裙子的结构随着她的步伐产生微妙的变化,那些立体的肩部线条像翅膀一样轻轻颤动。Lefebvre看着,没有说话,然后转身从桌上拿起一双高跟鞋递给她:“换上这个,再走一次。”
那是一双鞋跟至少十二厘米的黑色漆皮尖头高跟鞋,鞋底干干净净,显然是全新的。叶卡捷琳娜接过来,穿上,系好踝带。高度让她的视野瞬间拔升,重心需要重新调整。她走了几步,找到平衡,然后再次走了一个来回。这一次,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让裙子的每一个细节都有足够的时间在运动中展现。
Lefebvre看着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明天下午的秀,你开场。”
后台的混乱超出了她的想象。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到处是堆叠的衣物箱、散落的配饰、横七竖八的电线和跑来跑去的助理。空气中弥漫着发胶、定型喷雾和紧张的气味。模特们挤在有限的镜子前抢位置化妆,设计师在最后关头还在用针线修改某件衣服的腰线,秀导拿着对讲机大声确认音乐和灯光的 cue 点。叶卡捷琳娜坐在角落的一把折叠椅上,已经化好了妆,头发被盘成一个简洁的发髻,露出整张脸的轮廓。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浴袍,里面是那件开场要穿的黑色连衣裙——Lefebvre在最后一刻决定换她开场,这意味着她将是第一个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人,第一个定下整场秀基调的人。她闭上眼睛,深呼吸,在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预演那条T台的路线——从幕布后走出,到台前定点,转身,返回,在第二个定点停留,再转身,走回后台。不到六十秒的流程,她已经在脑海中走了几十遍。
“还有五分钟!”秀导的声音从某个方向传来。
她听到音乐开始响起——低沉的电子节拍,像心跳一样缓慢而坚定。工作人员最后一次检查了她的服装和妆容,有人帮她整理了裙摆,有人在她脚边喷了一层防滑喷雾。幕布前,灯光亮起,观众的交谈声逐渐低了下去。她站在幕布后面,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沉稳,有力,不急不躁。她想起那些在地下室里用报纸塞进外套御寒的夜晚,想起那些用开水充饥的日子,想起那些在试镜间里被挑剔身高、口音、长相的瞬间,想起那个面试官说“看得出来是借的”时的眼神。然后她听到秀导的声音:“三、二、一——走。”
幕布掀开。她迈出第一步。
灯光亮得几乎刺眼,看不清台下任何一张脸。她只看到一条白色的、无限延伸的T台,和尽头那片明亮的、模糊的光晕。她踩着那双十二厘米的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得极稳。肩部的立体结构随着她的步伐轻轻颤动,像一对正在蓄力的翅膀。她走到台前,定点,目光平视前方,停了三秒,然后转身。裙摆在空中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她沿着T台走回去,在第二个定点再次停留,然后转身,走入幕布后方。不到六十秒。结束了。
她站在后台,听到幕布前传来礼貌的掌声。有人跑过来帮她解开裙子的搭扣,有人递给她一瓶水。她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站在那里,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正在慢慢恢复正常。她没有哭,没有笑,没有任何剧烈的情绪波动。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刚刚完成了某项既定任务的士兵,平静地等待着下一步指令。
秀结束后,观众散去,后台稍微安静了一些。叶卡捷琳娜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衣服,正在帮工作人员整理衣架。这时,一个穿着驼色大衣的中年女人走到她面前,递给她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一家巴黎知名模特经纪公司的名字,和一行手写的电话号码。“你的走姿很有特点,”那个女人说,法语带着轻微的英国口音,“有空的话,下周来公司坐坐。”
叶卡捷琳娜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放进口袋。“谢谢。”她说。
那个女人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叶卡捷琳娜站在原地,手指在口袋里轻轻摩挲着那张名片的边缘。她知道,这张名片,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她不再是一个在试镜间门口排队等待被挑选的无名女孩。它意味着有人看见了她,记住了她,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它意味着,那些在地下室里用报纸御寒的夜晚,那些用开水充饥的日子,那些被羞辱后依然面无表情地继续工作的瞬间——它们没有白费。
她走出帐篷,来到外面的街道上。四月初的巴黎,夜晚的空气依然有些凉,但风中已经带着一丝春天的气息。她站在路灯下,抬头望着深蓝色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而此刻,在距离巴黎一万公里之外的拉巴斯,卡佳正站在夜总会后台同样混乱的空间里,等待着上场。
她穿着一件亮片短裙,裙摆短到大腿根部,亮片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射出廉价的彩色光斑。她的脸上化着浓妆——厚厚的粉底,夸张的眼线,假睫毛像两把扇子一样沉重地压在她的眼睑上。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在这样的夜晚走上那个舞台了。她只知道,每走上一次,她就离那个曾经在巴黎地下室里分食法棍的女孩更远一些。
音乐响起来了。是某首拉丁流行歌曲,节奏欢快,鼓点密集。她深吸一口气,撩开帘子,走上舞台。廉价的激光灯在烟雾中扫射,将她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扭曲而破碎。她沿着那条窄窄的、铺着劣质红色地毯的通道走着,脸上挂着训练出来的微笑,目光空洞地扫过台下那些模糊的面孔。有人吹口哨。有人用西班牙语喊着什么,她听不懂,也不想听懂。她走到舞台中央,按照规定的动作,转身,弯腰,定点。台下有人往她胸口塞了一张小面额的钞票。她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皱巴巴的纸币,然后熟练地捡起来,握在手心,继续保持着那个训练出来的微笑。“谢谢。”她说。没有人听到她的声音,音乐太响了。她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听到。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叶卡捷琳娜正穿着那件黑色连衣裙,走在巴黎时装周的T台上。她不知道叶卡捷琳娜已经走出了那关键的六十秒,不知道那张名片此刻正安静地躺在叶卡捷琳娜的口袋里,不知道她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以不可逆转的方式越拉越大。她只知道,今晚的演出还有三轮,明天晚上同样如此,下个星期同样如此。她只知道,枕头下面那张三人拍立得还在,边角更加磨损了,但她还舍不得扔掉。她只知道,她还得活下去。至少,今晚还得活下去。
夜总会的音乐还在轰鸣。卡佳在后台的角落里坐下,脱下那双磨脚的高跟鞋,看着脚后跟被磨出的血泡,没有表情。她用一张纸巾擦了擦血迹,然后换上自己的平底鞋,等待着下一轮上场的召唤。而巴黎的夜空下,叶卡捷琳娜正沿着塞纳河慢慢走回家。春夜的风吹动她的头发,她的步伐比来时轻快了一些。口袋里那张名片,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摩擦着布料,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响。像一颗种子,正在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