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比她想象中更吵。
抵达肯尼迪机场的第一天,她拖着那只旧行李箱走出航站楼,立刻被一股裹挟着汽车尾气、热狗摊的洋葱味和不知名香水混合气息的热浪迎面击中。曼哈顿的天际线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座用玻璃和钢铁筑成的垂直森林。她站在出租车等候区,仰头望着那些高得仿佛要刺破天空的建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巴黎是平的,纽约是高的。巴黎是石头的颜色,纽约是玻璃的反光。巴黎让人想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纽约让人想加快脚步。
哈维帮她安排了一间临时住处——曼哈顿下城东村一栋没有电梯的老公寓,六楼,分租。她推开门时,看到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已经住了三个人。一个黑人女孩正躺在床上看杂志,一个拉丁裔女孩在角落的酒精炉上煮咖啡,还有一个白人女孩趴在地板上做瑜伽。三个人同时抬头看她。黑人女孩先开口:“又来一个?哈维这是把我们这儿当收容所了?”语气倒没有恶意,只是带着一种见惯不怪的调侃。拉丁裔女孩递给她一杯咖啡:“喝吧。床在那边,上铺,垫子可能有点塌,但比地板强。”白人女孩继续做瑜伽,头也不抬地说:“冰箱上层是我的区域,下层公用。浴室排队,每人限时十分钟。半夜回来轻一点,别吵醒我。”
叶卡捷琳娜把行李放在那张空着的上铺,坐下,床垫果然如所述般塌陷了一块。她环顾这间狭小的、堆满了四个女孩生活用品的房间,窗外是东村某条不知名街道的红砖墙和消防梯,阳光被对面的建筑遮挡,房间里终年照不到直射光。她想起巴黎那间阁楼间——至少那里有一扇天窗,能看到一小片天空。但这里,是纽约。她没有时间感慨。
第二天凌晨四点,她起床了。合租的室友们还在熟睡,她摸黑洗漱,穿上最体面的那件黑色连衣裙,背上装满简历和照片的文件夹,出门赶第一场试镜。纽约的清晨四点,天还没亮,街道上只有清洁工和刚结束夜班的人在游荡。她走到最近的地铁站,在冷白色的荧光灯下等待第一班列车。地铁进站时带起一阵风,吹动她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她低头看了一眼——中城,某家杂志社的办公室,试镜时间早上七点。她提前三个小时出门,因为她还不熟悉这座城市的地铁系统,不知道会不会迷路,不知道会不会坐错方向。她不能迟到。迟到了,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试镜在一个临时改装成的摄影棚里进行。房间里已经等了十几个女孩,各种肤色,各种身高,各自沉默地坐在塑料椅上,假装看手机或杂志,实际上都在用余光互相丈量。叶卡捷琳娜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等待着叫到她的名字。轮到她了。她走进面试间,一个留着山羊胡的摄影师坐在电脑后面,抬头看了她一眼。“东欧的?”
“俄罗斯。”
“转过什么?”
她报了几个品牌的名字——都是巴黎时期的小秀和目录拍摄,没有一个是大牌。摄影师听完,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指了指镜头前的位置:“站过去,自然光,左侧脸对我。”
她站过去,按照指示转身,抬头,调整角度。摄影师按了几下快门,翻看照片,然后说:“可以了。下周出结果,会通知你经纪公司。”
前后不到五分钟。她走出面试间,没有停留,赶往下一场试镜。那一天,她跑了七场试镜。分布在曼哈顿的不同角落,从下城到中城再到上城,有些在正式的摄影棚,有些在设计师的工作室,有些甚至在咖啡店的角落里——一个独立设计师一边喝拿铁一边翻看她的照片,说“还不错”,然后继续喝他的拿铁。她没有时间吃饭,在地铁上啃了一块随身带去的能量棒,喝了几口水,算是解决了午餐。等到最后一场试镜结束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坐地铁回到东村,爬上六楼,推开门,室友们各自在各自的角落,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睡觉。她无声地洗漱,躺到那张塌陷的上铺,闭上眼睛。明天,同样的流程,再来一遍。
一周后,她接到了在纽约的第一个工作——一家中小型品牌的目录拍摄,报酬不高,但足够支付一个月的房租。她站在摄影棚里,穿着那家品牌当季的针织衫和长裤,按照摄影师的指令变换姿势,听到快门声有节奏地响起,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掌控感。拍摄结束后,摄影师翻看照片,满意地点了点头:“你很不错。很有镜头感。是东欧来的?”
“俄罗斯。”
“难怪。你们那边的模特,都有一种特别的气质——硬朗,但又不僵硬。继续保持。”
她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没有多余的话。她正在学会用最少的语言在这个城市生存。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寒暄,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出现,完成工作,拿到报酬,然后离开。简单,高效,冷酷。纽约正在教会她这些。
同一时间,娜塔莎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颠簸的旅程。她从马赛出发,乘船经停西班牙巴塞罗那,再转船前往秘鲁卡亚俄港。海上航行了将近三周,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甲板上度过——因为买的是最便宜的舱位,底舱狭窄闷热,空气里混杂着机油和汗臭味,她宁愿待在甲板上吹海风。海风很大,阳光很烈,她的皮肤被晒成了深小麦色,手臂上那块烫伤疤痕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醒目。她没有抱怨。她只是每天倚着栏杆,望着无边无际的海面,等待着陆地出现在视野中的那一刻。
船终于抵达秘鲁利马的卡亚俄港时,她站在甲板上,看着那片陌生的、赭红色的大地逐渐逼近。她没有任何计划。她只知道玻利维亚在秘鲁的东南方向,拉巴斯是玻利维亚的实际首都。她需要先到利马,再想办法继续往东南走。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点微薄的积蓄在买了船票之后已经所剩无几。她没有合法的身份文件——她的护照是白俄罗斯的,但早已过期。她不会西班牙语。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只知道,她必须往前走。
从利马到拉巴斯,她用了将近两周。搭顺风车,坐最便宜的夜班巴士,在某些路段甚至徒步。她穿越了安第斯山脉的高原,海拔逐渐升高,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头痛欲裂,但她没有停下来。她只是裹紧那件薄薄的外套,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当她终于站在拉巴斯混乱的街头时,她已经瘦了将近十斤,皮肤黝黑,头发干枯,看起来像一个流浪者。她站在那座被高山环抱的、色彩斑斓却又灰扑扑的城市面前,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无所适从的茫然。但她没有时间茫然。她需要活下去。她在拉巴斯找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裁缝铺。铺子不大,门面狭窄,橱窗里挂着几件成品旗袍和改良中式上衣,缝纫机的声音从店内传出来,哒哒哒哒,像一种有节奏的、不知疲倦的心跳。她走进去,用仅会的几句英语和手势,向店主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她需要一份工作,包吃住就可以,不要工资。店主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广东女人,姓陈,短发,戴着老花镜,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她上下打量了娜塔莎一番,目光在她手臂上那块烫伤疤痕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用带着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说了句什么。娜塔莎听不懂。陈太太又改用磕绊的英语问:“会缝纫吗?”
“不会。但我可以学。”
陈太太看了她几秒,然后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件需要改边的半成品旗袍,丢在桌上:“拆了它,再缝回去。线要直,针距要匀。做得好,留下。做不好,走。”
娜塔莎拿起那件旗袍,手指微微颤抖。她从来没有碰过缝纫机。她坐下来,深吸一口气,踩下踏板。缝纫机发出轰鸣声,针尖快速上下运动,她的手指僵硬地推送着布料,第一行线歪歪扭扭,像一条喝醉了的蜈蚣。她没有停下来。她拆掉,重新再来。第二行,依然歪,但比第一行好了一些。第三行,勉强能看了。她一直坐到天黑,坐到陈太太关掉店里的灯,走过来看了一眼她缝好的那件旗袍。线迹依然不够直,针距忽密忽疏,但对于一个第一次碰缝纫机的人来说,已经算不错了。陈太太没有表扬她,只是说:“明天早上八点开工。后面有间储物室,收拾一下可以住。包吃住,没有工资。学会之前,不许碰客人的衣服。”
娜塔莎点了点头。那天晚上,她躺在储物室一张用旧门板搭成的床上,听着窗外拉巴斯夜晚的狗吠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摩托车引擎声,睁着眼睛,在黑暗中久久没有入睡。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卡佳,不知道找到了之后又能做什么。但她知道,她至少迈出了第一步。她开始学习缝纫。手指被针扎得千疮百孔,指尖贴满了胶布,但她没有停下来。她学会了如何调整针距,如何对齐布边,如何处理弧线和转角。她学会了辨别不同面料的特性——棉麻容易起皱,丝绸容易滑脱,化纤在高温下会熔化。她学会了在缝纫机哒哒哒哒的节奏中,让自己的大脑放空,不去想那些她暂时无法改变的事情。
偶尔,在周末的下午,她会离开裁缝铺,沿着拉巴斯陡峭的街道,走到那些夜总会聚集的街区。她不知道卡佳在哪一家,甚至不确定卡佳是否还在拉巴斯。她只是走,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一家一家地看那些霓虹灯招牌和贴着铁栅栏的窗户。她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个有着亚麻金色长发和矢车菊蓝眼睛的身影。每一次,她都是独自一人,沿着来时的路,走回那间裁缝铺。但她没有放弃。她告诉自己,只要她还在拉巴斯,只要她还能走路,她就会继续找。这是她欠卡佳的,也是她欠自己的。而此刻,在纽约,叶卡捷琳娜正站在曼哈顿一间摄影棚的聚光灯下,穿着下一季的最新款,按照摄影师的指令变换着姿势。快门声有节奏地响起,闪光灯将她的影子投在身后的白墙上,轮廓分明,像一尊被光雕刻的雕塑。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拍摄了。纽约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节奏——凌晨四点起床,赶试镜,拍摄,见客户,深夜回到那间没有电梯的公寓,睡觉,然后第二天重复。她开始接到更多的工作。杂志内页,商业目录,小型走秀。报酬依然不高,但至少稳定了一些。她不再需要担心下个月的房租了。她也不再需要往外套里塞报纸御寒了——那间没有电梯的公寓虽然老旧,但至少有暖气。她以为自己会感到满足,或者至少是松了一口气。但事实上,她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她只是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日复一日地执行着相同的指令。她不知道卡佳在哪里,不知道娜塔莎在哪里。她不知道那部卡佳留给她的旧手机,此刻正安静地躺在她抽屉的角落,电池早已耗尽,屏幕一片漆黑。她不知道,在拉巴斯的一条陡峭的街道上,娜塔莎正站在一家夜总会门口,踮起脚尖,试图透过贴着铁栅栏的窗户看清里面的情形。她不知道,在那家夜总会后面的小房间里,卡佳正蜷缩在角落,手指轻轻抚摸着枕头下那张边角已经磨损的拍立得照片,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待着天亮。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站在聚光灯下,按照指令,微笑着,看向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