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的“支气管炎”事件后,阿黄一改往日做派,每天天一亮就跑去西操场锻炼,晚上十点钟准时爬上床。我甚至在她杂乱的桌面上发现了好几瓶养生保健品。
可惜,她这种为生命极端着想的行为只坚持了一个月,生活便又涛声依旧了。如此看来,生生死死这种事,不落实到确切处,是不足以真正改变一个人的。而一旦真正落实到了确切处,改变又有何意义呢?
我记得大三那一年的一个夏天。那天天气灰蒙蒙的,潮湿的简直可以一握拳头就能攥出水来。人走在路上,感觉有一团棉花塞住了胸膛,闷闷的,喘不过气。
我拎着水桶从澡堂出来,没几步路,身上又黏上了一层汗。再走,就只能张着嘴喘气,踢踢踏踏地拖着步子向围合楼走。
半路上,我瞧见前方不远处有两个女同学嘴里“哎呦哎呦”地叫着,身子斜向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
我连忙跑过去看。路边躺着一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大蚯蚓。圆滚滚的肉身子一半被自行车压瘪,另一半直冲着上空蠕动扭曲。
我看着,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由地嘬起嘴,皱起眉,同之前跑走的那两个女同学一样,远远躲开了。
走到宿舍楼下时,我发现墙边花坛旁停了一辆鸣响着的救护车。车顶上的警示灯不停闪烁着。
我快速走进大门,发现办公亭里不见宿管阿姨的身影。左右看了看,发现我所住的1门门洞口围了不少人。
我又加快脚步挤进去,经过吵闹的人群,走上一楼与二楼的平台,这时,人更多了。纷沓的脚步声由上面传来。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医护人员护着一个担架赶了下来。宿管阿姨紧随其后。
我看过去,担架上是一个不曾见过的女同学。乱蓬蓬的头发下是一张灰白瘦削的脸。面上罩着氧气罩,双目紧闭。干枯瘦瘪的四肢无力地摊在一旁。
目送着人群离去,我快步回了寝室,推开门,发现只有我一人,有些失落地坐在椅子上,回想起刚刚目睹的场景,心脏“卜卜”乱跳。
没一会儿功夫,阿黄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问我:“你刚看见有人被救护车拉走了吗?”
“我看见了,已经上担架了,你认识她?”
“认识,我们社团的。”她拿起我桌子上的水杯猛灌了一大口。
“她怎么了?”
阿黄放下水杯,平复着呼吸,好半天才说:“不知道,回来的路上碰见有人说她晕倒了。”
“我见到她的时候,都已经戴上氧气罩了。”
“这么严重吗?”
我点头,又问:“你们关系好吗?”
“见面打个招呼的关系。”
正说着,阿紫推门而入,见到我们就问:“今天怎么回事?怎么聚了这么多人?”
“有人晕倒了,救护车都来了。”我说。
“晕倒?”阿紫放下背包,沉思片刻,“也是因为减肥吗?”
我立马想起去年有一位女同学因为减肥营养不良,一度贫血到两眼一抹黑从床上摔下来的事情。
“她确实挺瘦的。”我说。
“她一直都很瘦,所以不存在减肥这种事。”阿黄否定了我们的猜测。
“营养不良?”我问。
“都什么年代了,哪儿还会营养不良呢?”阿紫瞥了眼阿黄,指着她说,“这不就有一位现身说法?”
阿黄不置可否地甩了甩头。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说。
傍晚时,阿黄打听来消息。原来那被担架抬走的女同学病情加剧,已经被送到了市里的医院,进了ICU。
“这么严重吗?”阿红问。
“据说是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很罕见,医生说只能尽力。”阿黄说。
“咦?她生病前没什么特别的征兆吗?”阿红又问。
“不清楚,我听到的是今天早上一大早她就开始拉肚子,因为肚子太痛,所以没法去上课,请假休息,结果寝室的人上完课回来时,发现她已经晕倒在了地上。”阿黄长叹一口气,“进了ICU,钱也是个大问题。”
“不管怎么讲,生了病总要治的嘛。”我说。
“话是没错,问题是她家没钱,”阿黄说,“她平时穿衣吃饭都挺节省,有空就学习,要不是参加社团能有活动分,可以用来评奖学金,我看她是绝不会参加这种浪费时间的活动的。她还和人说过,她要顺利毕业,早点工作赚钱,毕竟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肯定会有解决办法的。”阿紫用力点头。
我们应声附和。我转头看去,发现阿红没有回话,而是若有所思。
转天经过阳光广场时,我们看见几个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向行人边发宣传单边讲解什么。
一个学生头机灵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一人一张病情单,并给我们讲了昨天被抬走的女同学如今的情况。人已经清醒过来。
四人从口袋里掏出钱,全部塞进了白色募捐箱。
“什么时候能好呢?”阿黄问。
“医生不确定是否能治好,她家里人已经在昨天赶过来了,”学生头停了一下,轻声说:“总之,现在最需要的是治疗费。”
“麻烦让一下。”身后有人在喊。
我们转头一看,原来后面还有好几个捐款的人,便急忙让开位置,匆匆离开了。
“她还年轻,会挺过来的。”阿红安慰我们。
到了教室,班里许多同学在讨论这件事情,讨论来讨论去,只讨论了个别人的八卦,于病情方面一无所获,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好可怜”。
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不停想起那条蚯蚓。我想起那时人们嫌恶躲避的身影,想起它那半截向上挣扎的身子。我又想起了那个被抬走的女孩子,想起了围观群众肃穆哀戚的神色。
我感到很沉重。我以一种最卑劣的态度思考着,或许,人们对他人的同情不过是对自己的同情,人们对他人的悲哀也不过是对自己的悲哀。
两天后的下午,阿黄告诉我们一个消息,那女同学已经和父母回老家了。
我很高兴地问她:“病治好了吗?”
“没有。”阿黄垂着头看地。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大家都不做声。
“她的父母一直哭,一开始是求医生救自己的女儿,后来知道所谓的治愈率后,就只是哭。你们知道吗?原来人身上可以插那么多管子的。”
没有人接话。
阿黄叹了一口气:“她醒过来之后就对医生说,她想回家。”
寝室里静得可怕。大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想着什么。我看过去时,白炽光照射在她们身上,彷如一尊尊白石膏像。
阿黄猛地一拍大腿,大声说:“我们来抽王八吧。”
“什么?”我们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好,我现在开始洗牌了,”阿黄对着空气一阵鼓捣,而后满意地点点头,“好了,接下来我要为各位发牌了。”她又是有模有样地比划了一通,接着说:“好了,我已经把牌分给你们了,你们还是好好看看吧。我自己要先配对喽。”
“什么?什么牌?”我疑惑不解,“我啥也没有啊。”
“哎呀,我只剩下三张牌了,呵呵,你们可要小心哦。”
“我,我,那我只剩一张。”我接话。
“要不要脸啊!”阿黄啐了我一口。
“那我也剩三张好了。”我改口。
“嗯,我的牌不怎么样啊,”阿红苦恼地看着空空的手心,“居然剩下了五张。”她说完看看阿紫,“你呢?你要是比我少,我可要先抽了。”
“你们在搞什么?你们是都疯了不成?”阿紫直起身,震惊地看着我们。
“看来她是最多的,那好吧,那就你先抽牌吧。”阿红耸耸肩,走到阿紫面前。
“我……”阿紫还未说完,就被阿红假装拿着牌的手挡住了视线。她迟疑着,然后虚假地抽了一张牌。
“哎哟,你可是抽了一张好牌。”阿红呵呵地笑。
“是鬼牌吗?”阿黄拍着大腿大笑起来。
“真是不幸啊。”我直摇头。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阿紫重重地锤了一下桌子。
“在玩。”阿黄嬉皮笑脸地说:“我们老家那边,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最爱玩抽王八了。”
“好吧,那至少也得有副牌啊。”
“你面前的不就是一副牌吗?”阿黄不笑了,“我小时候每次哭,奶奶都是这样哄我的。我总是赢。在我的想象里,我总能得到我想要的牌,总能丢掉我不想要的牌。”
阿黄仰起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她说:“我小时候,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侠客,看电视时,我以为很简单,拿一把剑,离开家,就能走向江湖。走进江湖的那一刹那,你就成了一名侠客,然后,在一个小酒馆里,要上一瓶酒,一碟酱牛肉,品尝孤独的滋味。”
“呵呵,”我干笑,“我看的电视剧的江湖里可还有太多的小喽喽呢,出场即毙命。”
阿黄白了我一眼:“我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妈揍我,于是我拿着夜市上买的玩具刀,披着家里的床单子,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是大半夜,所以被警察拦下来,带到派出所,联系我爸妈又把我领回去了,”阿黄龇着牙,“我回家就是被一顿男女混合打,打得我再也不想进江湖了。”
大家听后笑了两声。
“江湖的人哪有那么多畅快,多半也是身不由己。”阿紫说。
“是啊,日积月累地接受挑战,苦练神功,神功将要练成时,总有那么一批人看不得你好,来集体迫害你,”阿黄皱眉,“江湖多凶险啊!”
阿紫说:“江湖凶险,人人身不由己,每个人都想成为天下第一,可结果呢?再厉害也不过数十年而已。”
阿红说:“但或许因为有时限,所以才更加渴望吧。”
我想了想,说:“我只想活好当下每一天,哪怕我只是个小喽喽。”
“那是自然,毕竟每一天都是最重要的一天。”阿红笑着。
“哎呀,人生嘛,该哭就哭,该笑就笑,该吃饭就吃饭,该骂人就骂人,遇见难过的事,”阿黄停了一下,又笑了笑,“就当玩了一次抽王八,倒了霉,哪怕最后的最后,王八落手了,也没办法,骂两句真晦气,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好啦。”
“你啊,天天捉王八,早晚成为一个街溜子。”阿紫笑着骂她。
“我无所谓,至少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过的。”阿黄笑嘻嘻地回道。
我听后笑了,想想之前那些耿耿于怀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才关爱人类的日子,真是庸人自扰。
人们哭,人们笑,人们自私虚伪,可人们又温情体面。我们找不见纯粹的情感,因为我们源于生活。生活最为复杂,命运最为多舛。谁也不知道我们将会迎来怎样的一天,是否还能活着度过平凡的一天。所以,何不尽情地活,畅快地活,活到最后一秒,活到命运将鬼牌无情地按在你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