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北京开会,明确提倡每对夫妇生育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
初春三月胡同的大槐树下聚着三五人。“听说了吗?要写进宪法了。”王建国压低声音说,手里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
隔壁赵家媳妇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眉头蹙着:“昨儿厂里开会,主任说要‘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黄立美肚子里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有人瞧见她,目光复杂。“立美,你这……”赵家媳妇欲言又止。黄立美摸了摸肚子,苦笑:“怀上了,能怎么办?”“要是早几个月……”孙大姐的话没说完,但大家都明白。
黄立美郁闷至极,回到黄家就开始抱怨,费志娥说“小点声,生怕人家不知道。”郑家荷抱着已经4个月的小桔子站在门口看小鸡仔,小桔小脸圆嘟嘟的,胎毛在阳光下映衬下细细软软的,让整张脸像粉团子似的,透着新生的、温热的光泽。最美的要数那双眼睛——在忽闪忽闪的长长睫毛下,眼珠又大又黑,像浸在深潭里的两枚最完美的黑曜石。当你望进去时,那瞳仁深处亮晶晶的,映着整个世界的倒影,干净得没有一丝尘埃。她看人时有种天真的专注,仿佛在辨认一个古老的谜题;偶尔无意识地弯起嘴角,那笑意便从那深潭里漾出来,漾得满院子都软了、静了,只剩下她清浅的呼吸声,奶香气的,一起一伏。黄立美看了眼小侄女,更加郁闷了“不行我一定要生个女儿”。郑家荷转头看了眼大姑子,这个超级要强的女人,此刻气鼓鼓地看向家荷娘俩。
胡同另一头,张慧芳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个女儿。婆婆的脸拉得老长,王建国在产房外抽了一夜的烟。“再生一个吧”婆婆说,“总要有个儿子。”王建国看着襁褓里的小女儿,又看看怯生生站在一旁的大女儿,想起越来越频繁的计划生育宣传会。“妈,政策紧了。”“政策是政策,香火是香火!”
风声越来越紧。
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新标语:“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街道办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孙大姐忙得脚不沾地。
“现在不是‘提倡’了,”孙大姐在一次居民会议上严肃地说,“是必须执行。这是大方向。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这也许就是个过渡,很快就转向更严的只生一个。”
底下嗡地一声炸开了锅。
“那要是头胎是女儿呢?”
“要是孩子有残疾呢?”
“要是……”
孙大姐摆摆手:“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但非常严格。”
李秀英的儿子已经一岁了,她悄悄问张慧芳:“你还生吗?”
张慧芳看着两个女儿,眼神挣扎:“婆婆天天念叨,建国也……可怎么办?”
夏天来临,东躲西躲的日子黄立美过够了,都9个多月了还没有要生的迹象,黄立美就经常在田埂上跳来跳去,希望能早点生,可惜跳了很多天肚子还是很安稳。黄立美还是被计生委的人发现了,带去引产了,听说是个女婴,黄立美几近崩溃。黄老虎上蹿下跳的在家骂人,费志娥又生气又烦躁又担忧,黄家小院又到了高压时刻。黄立美在一段时间内看到小桔子就嚎啕大哭,想起自己被引产的女儿,吓得小桔子也哭。一家子不得安宁。
没想到吧,当年在计划生育中出生的这一批人,担上了多生孩子的重任。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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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计划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