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搭乘诺亚方舟的幸存者 第72章 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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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旗制度确立后，固定在一个旗范围内长期放牧，引起草场退化、沙化，而政策又不允许远距离跨旗游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技术，还不能进行人工培植草原、更新草原，更无能力开辟无水干旱草场，只能是靠天放牧，生产不稳定，牧业日趋衰退，蒙古族民众生活无保障。因此，人口在清初的一度回升后又开始下降。伊克昭盟在清初有206 500人，而到民国26年（1937年）就下降到93 120人；锡林郭勒盟在清初有86 250人，到民国26年（1937年）已下降39 588人。两个盟蒙古族人口的下降都在一半以上。

清中期以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除民国元年—民国26年（1912—1937年）略有回升外，一直是在持续下降。牧区与农区的情况不完全相同，牧区人口下降幅度大，而农区蒙古族人口有所上升。如土默特旗在清初就农业化了，当地的蒙古族也都经营农业。清初有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口45 000人，民国19年（1930年）已增长到60 346人。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六旗与扎赉特旗在清初时共有122个佐，换算成人口是75 000人。在清中期以后，当地的蒙古族人民大都转营农业，人口也开始增长，到民国元年（1912年）已达到193 000人，1937年是314 447人，100余年中人口增长319.26%。

《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即伊克昭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王卫东

据表3，光绪宣统两朝建立的自然村以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1958年，扎萨克旗与郡王旗合并，称伊金霍洛旗）和达拉特旗三旗较多。清末放垦，仅准格尔旗、札萨克旗和郡王旗就放垦13410.5顷，占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放垦总面积的4/5，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取得了土地的永久耕种权，大部分雁行人变了真正的移民。达拉特旗放垦的土地主要在黄河以北，地名志中所统计的自然村并不包括黄河以北的地区，而达拉特旗这一时期建立的村庄已知确切时间达32个，可见除放垦的河套地区外，达拉特旗黄河南岸部分在清末也有一部移民迁入此地。西南部的鄂托克旗虽然报垦了10000顷土地，但地多沙碛，不堪耕种，仅放垦175.3顷，放垦之地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陶乐县，为《伊昭盟地名志》所不载。鄂托克旗的东南为法国天主教区，传教士在放垦之前已招徕移民开垦，其地虽已报垦，但没有赎回地权，未能放垦。乌审旗放垦之地也是早已开垦的熟地，放垦后也使一部分流动人口转化为移民，但从建立的自然村及土地数量来看，移民人数不多。

据表3，民国时期自然村建立较为集中地区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和杭锦旗。达拉特旗的自然村中也有一部分最早是蒙古族人建立的，“民国十七年后，本旗蒙民感于牧场日蹙，牧畜日减，为应生活之要求，曾先后向旗政府领地，自行耕种。自是以后，相率成风，旗府附近，直到黄河南岸，蒙人耕作者，阡陌相望。”（注：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1931年12月），页27～28。）但对这一情况我们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分有地的不过是服侍‘王爷’的那般所谓士官及终身应差的忠实‘奴才’而已”，他们为数不多，散见于各村庄之中（注：庞善守：《伊克昭盟达拉特蒙民的乡村生活》，载《东方杂志》32卷12号，页105～106。）。杭锦旗这一时期建立的村庄多分布于近黄河易于灌溉之地。

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前旗这一时期建立的自然村数量仍比较少。清末，鄂托克旗放报垦之地未能完全放垦，民国十三年，增设“勘放鄂托克旗地亩局”，继续查丈，由于蒙民的强烈反抗，只得撤局停办；乌审旗放垦数量亦极少，报告书说：“右翼四旗蒙人，自种地者寥寥无几，要以雇汉人耕种佃与汉人耕种最为普遍，此种佃农或雇农，因无土地权，不作久居之想，春来秋回，又因伊盟土地含有沙性，须行轮种，汉佃今年在此，又不知明年移在何处，加之各旗对汉人抽收建造房屋税，而房屋建好后，每年又须纳地皮租，因之蒙地汉民，不愿建屋久居，演成一种游农性质之特别景象。”（注：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1939年6月），页49～50。）

民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垦继续扩大，虽然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从事农耕，但毕竟是少数。如达拉特旗，一般的蒙古平民根本得不到户口地，只有那些蒙古贵族忠诚的奴仆能够取得土地（注：庞守善：《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蒙民的乡村生活》，载《东方杂志》32卷12号。）。至民国时期，蒙古王公们活动不再象清朝时那样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为外界的现代生活吸引，更加扩大开垦，出租给汉族耕种，“因受着移住民农业经济发生的侵蚀，牧场日渐缩小，使游牧经济的基础，加速崩溃；再以内地农村经济的破产，国际经济恐慌的加剧，而皮毛的销路，亦受到低落的影响，他们为抵抗这种崩溃的命运，只有减低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至于极度的恶化。”（注：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剖析》，页227。）政府放垦蒙地以后，实行所谓的“共收租税”，而实际上这些荒价银只是归官府与蒙古王公所有，旗内的蒙古贫民是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即使是蒙古王公应得的那部分也往往被挪用。不仅如此，鄂尔多斯地区还经常遭受土匪的抢掠及自然灾害威胁，民国十七、八年，华北地区遭受特大旱灾，鄂尔多斯地区“水草干枯，灾疫流行，牲畜死去十分之七、八，蒙人谈之，犹觉色变”（注：《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页45。）。1934年，伊盟的人口已下降至93133人（注：《察绥蒙民经济的剖析》，页15。），而1936年的调查，伊盟蒙民人口约为92900人，到1949年，其人口更下降至53936人。前面我们已证明1949年的人口数据是可靠的，参照1949年的人口数，1934、36年两个有关伊盟蒙民人口的数字还是比较接近当时实际人口。直到1949年以后，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人口才开始增长。

在汉人移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之前，社会结构为单纯的封建牧奴制。随着土地的开垦，□□的迁入，逐渐向封建租佃制转化。蒙古王公贵族的身分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将土地出租给迁移进来的汉族农民，结成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但是与蒙古下层牧民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清末民国时期推行放垦，一小部分交纳了“押荒银”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永租权，变为自耕农。由于当时鄂尔多斯的蒙民的强烈反抗，放垦的土地只是开垦的土地的一部分，仍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属于蒙古王公私垦，出租给前往耕种的汉族农民，此种情况以准格尔、达拉特旗最为普遍，蒙古王公台吉成了大地主，拥有的土地可至数百顷。“旗府及王府所有垦地除一小部分租给蒙民外，大部分亦招租汉人耕种。”（注：《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页25。）在准格尔旗，普通的蒙民亦拥有一定数量的户口地，“每户土地在十顷以上者最为普遍”（注：《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页25。），出租给汉人耕种，与租种的汉人形成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这些蒙古牧民之中有些还租旗府及王府的一部分土地，但他们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将其转租于汉人，成了二地主。而达拉特的蒙民却很少拥有户口地，拥有户口地的普通牧民皆为王公的奴仆，他们仍然不能摆脱牧奴制的隶属关系，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成为了地主。由于政府放垦土地较多，自耕农的比重较高，而佃农租种的土地大多属于蒙古贵族。

《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衣保中、张立伟

1932-1945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为了进行经济掠夺，日伪政府在沦陷区成立荒务局，招徕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地，征收荒租。至1942年末，共买了2000万公顷的“开拓”用地，其中耕地即达351万公顷。(46)

自民国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内蒙古地区的开垦规模不断扩大，移民数量与日俱增。至20世纪40年代末，除东部的呼伦贝尔和西部的锡林郭勒盟以及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少数盟旗尚保持游牧外，其他各盟旗全部或大部分被放垦，哲里木盟北部七旗的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基本上成了农业区。西部集宁至多伦一线以南的察哈尔左右翼南部，适耕地以垦辟殆尽，伊克昭盟南边沿线和北部河套一带也已基本变成农业区。20世纪初，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约百余万人，至1949年已猛增到了515万多人。(47)

二、移民与农业的粗放经营

随着内地民人垦荒种植的不断推进，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蒙古牧民自觉或被动地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俄国学者波兹德涅夫游历内蒙古时，所见巴林人已全部从事农业，而且蒙古人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养蚕缫丝。(48)汉民也从蒙民那里学会了畜牧饲养，改进了蒙古牧民“既无畜舍设施，也不进行饲养干草的贮藏”的粗放式畜牧方式，实行备草圈养的集约化畜牧方式。(49)蒙汉农牧民相互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其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及不负责任的人类活动，严重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2.无序的人类活动

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深刻影响。由于□□大量进入蒙地垦殖，极大加重了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的承载力度。除土地大规模撂荒外，人们“多在野外以柳木为椽，以茅茨为草庵”，(54)建房屋、扎栅栏、所用燃料都是以天然植物为原料。“惟未垦之地，红柳丛生，居人每折其枝干以为羊圈。筑屋则以之平铺屋顶以泥盖之，细枝则编为筐篓。又有所谓茨箕者，亦丛生草类也，茎干挺出，性韧而坚，可制为草帽、蚊扇、门帘、扫帚诸物”。(55)这些植被被大量破坏，失去了防风固沙的作用，使土地沙化处于失控状态。

随着内地汉民不断涌入，内蒙古从东到西普遍出现农牧争地的局面，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农进牧退。在有些地方，牧民因失去草场，不得不远徙他乡，有的甚至迁往最不易放牧的荒山野岭，各旗蒙古牧民不断北移，放牧条件日益恶化。察哈尔八旗南部草原的消失，鄂尔多斯七旗草场的普遍缩小就是最好的例证。草场面积的缩小，加重了草场的载畜量，过度放牧情况也随之加剧，严重破坏了草原植被，导致了草场退化以及畜牧业经济的萎缩和衰退。

另外，还有一部分“雁行移民”，他们来到塞外不是为了垦地，而是大量采掘甘草。甘草可为药用，“一战”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极大。而内蒙古是我国甘草的主要产地。市场的需求，吸引着当地农民和口内民人出塞挖掘。甘草是深土埋藏的根茎植物，具有较好的固沙功能。由于根茎埋得很深，因此，为挖一根甘草，通常需要挖一个远大于甘草生长范围的坑，对草原的植被破坏极其严重，甘草越稠密的地方，这种破坏性就越大。例如，鄂托克旗是伊盟甘草生长最为繁盛的地区，而现在伊盟的沙漠化就以鄂托克旗最为严重。这就是当时甘草的采挖对草原生态破坏的真实写照。

(46)赛航、金海、苏德毕力格：《民国内蒙古史》，第421页。

(47)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第493页。

(48)[俄]波兹德涅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卷二，第428、255页。

(49)[日]中村信著，徐同功译：《蒙疆经济》，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九辑，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印，第104页。

(54)姚学镜：《五原厅志略》，清光绪三十四年刊。

(55)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第192页。

《千年笤帚苗变成致富“金扫帚”》新京报记者吴婷婷

“一层长一层短，中间还得绑一层。”王文娟的家乡内蒙古巴林左旗，素有“中国笤帚苗之乡”之称。10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种植笤帚苗，很多老乡做得一手好笤帚。

尽管笤帚苗制品是巴林左旗传统手工艺，但当地大部分地区为低山丘陵，生态环境差，水资源匮乏，加上笤帚苗产业过去基础薄弱，没有形成主导产业优势。2011年，巴林左旗被列入国家级贫困旗，201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深度贫困地区。

在京蒙扶贫协作政策中，“笤帚苗”成了不寻常的扶贫关键。2018-2019年，北京市区两级帮扶资金共投入协作资金4230万元，帮助巴林左旗建起了23家笤帚苗加工扶贫车间。今年3月，巴林左旗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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