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搭乘诺亚方舟的幸存者 第71章 事实与评价2

《蒙古国科技发展的十字路口：从知识经济到民生挑战》蒙古国投资网

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有一个重要目标- "建立知识型经济"。所谓依托知识,就是要认识和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创新。这其实是近30多年来几乎未被讨论过的话题。在从社会主义制度向市场经济自由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中,虽然科学领域没有被完全抛弃,仍靠微薄的预算维持,但从未被列为优先发展方向。

2012年, 诺罗布·阿勒坦呼亚格政府成立后,时任教育和科学部部长鲁·冈特木尔曾宣称"教育与科学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和优先方向"。他试图在教育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开发了以学生为中心而非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发起并试行了"核心课程"。作为教育部长,他还促成了在日本培养1000名工程师的计划,但究竟有多少人回国工作,又有多少人被雇用,我们并不清楚。

2016年大选后上台的新政府推翻了这一切,将其全部废除和瓦解。过去八年出现的所有倒退,如今被评价为"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的恶果",我们都在承受其后果。他们就像一头"不受控制"的公牛。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蒙古人民党主席/总理鲁·奥云额尔登才邀请获得少数席位的政党加入政府。随后,联合政府做出的首要变革之一就是将科技政策从教育部转移到经济发展部。

让我们先关注一下我国科学领域发生了什么。

1990年,蒙古在科技领域投入约占GDP的1%,拥有约6500名科研人员和120多个科研机构与实验室,进入转型期。据该领域的科学家和专家称,当时我们已经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创立了"Monel"品牌,电子产品已达到出口水平,实验室和设备也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评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来的专家组也给出了同样的评价。他们建议我们要保护这些基础,不要让它们消失。

然而,今天我国科技领域的预算仅占GDP的0.15%。这些预算中70%用于员工工资、供暖、电力等日常开支。用于研发即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经费只有100亿图格里克左右。这笔钱要分配给在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的1300名科研人员以及在大学研究所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总共约5000人),勉强维持。平均每个研究人员每年获得的经费仅200万图格里克。

而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在科学领域的支出平均已超过GDP的2%。以色列几乎达到6%,韩国为5%,美国为3.5%。相比之下,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即使是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欠发达国家,也在向GDP的0.5%或1%迈进。

当还是教育和科学部时,科技局一直都像是这个部门的附属机构。在联合政府时期,它搬到了经济发展部。这是因为该部作为政策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蒙古国发展政策规划并向国家大呼拉尔和政府提交报告。促成这一改革的关键是今年五月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的《科学技术法》修正案(新修订版)。

修订后的法律将科学领域定位为"通过发展面向知识型经济和社会的科学技术,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提升公民生活质量"。不是关于如何发展该领域,而是关于如何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也不是凭空而来。1992年通过的民主新宪法第38.2.2条在规定政府职权时就指出:"制定统一的科技政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国家预算、贷款和财务计划,提交国家大呼拉尔,并执行相关决议。"32年前,宪法就已经规定科学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遗憾的是,历届政府都忽视和无视这一点,今天我们全民都在以生命和生活承受这个代价。

最明显的例子...过去一周,蒙古国家机关都在为雾霾问题烦恼。总统、国家大呼拉尔、政府、市政府领导都在围绕雾霾问题争论、讨论,到处都成立了大型工作组,声称要进行严格监督检查。但结果如何?还是在围绕十多年前就讨论过的无烟炉和燃料问题争论不休。总统说“我当总理时，燃料的湿度是6%。” 然后公司首席技术官在媒体上争辩说：“不，湿度是12-13%，我们已经降低了。”。那么,究竟是否存在无烟炉?或者说燃料应该不产生烟雾吗?这种争论应该是国家元首和公司工程师讨论的问题吗?还是需要其他层面的专业知识?

过去两年, 市民们纷纷表示：“当我们燃烧原煤时，情况还没有这么糟糕，大家没有死得这么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干脆就烧煤吧。” 然后，等几百人、几千人死后，才终于决定“将压缩燃料送去国际实验室检测”，这是由国家应急委员会出台的最“聪明”的决定。生产企业的工程师表示"自从开始生产压制燃料以来,没有做过任何技术改进,如果不更换燃料原料,烟雾就不会减少"。压制燃料使用了4-5年,却没有标准,也未获批准。这就是在用人命在家庭中进行实验。这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在科技方面落后了多远,变得多么野蛮。

比如,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人员与其向APU（饮料公司）出售饮料专利,不如致力于无烟燃料技术研发。这个领域已经贫困到无事可做的地步。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将科学和知识转化为经济效益、使其社会化的机制。国家的政策决策完全由政治家和政党主导,科学知识的光芒丝毫无法照进这片黑暗。

尽管如此,每个部门内部都有研究预算。最近的预算中,仅总理预算就标注了4000亿图格里克用于"研究"。这些钱去了哪里?通过那些"皮包"公司变成了政治资金。这样对待科学,我们怎么可能进步和发展?

今天我们只谈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人数。2017年烧原煤时,每年有17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而现在已超过100人,且每年都在增加。这只是在家中未能获得医疗救助就死亡的人数。那些到医院就医后死亡的人并不计入统计。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来我国进行研究后在报告中指出"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7139人,造成4.8万亿的损失"。对健康和经济造成的损失如此巨大。今年乌兰巴托首次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照这样下去,驻我国的外国使馆可能很快就要撤离人员了。

因此,真的想通过发展科学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创造经济社会增长,这确实是国家政策,投资这个领域就是国家的责任。即使达不到GDP的2%,至少也要接近1%。这样,科学院和研究所才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如果仅仅是通过法律、进行机构改革就完事了,那么这又将成为一个无法落实的法律,一个空洞的宣言。

《Lancet子刊：1990-2017年空气污染对我国各省死亡率和疾病负担的影响》

2020年8月17日，Lancet子刊刊登了一篇文章，估计了1990-2017年我国各省空气污染暴露情况及其对死亡率、疾病负担和预期寿命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空气污染物暴露，包括大气颗粒物污染（PM2.5），室内空气污染（家庭烹饪所使用的固体燃料污染）和臭氧污染。作者使用GBD 2017的数据来估计空气污染暴露导致的死亡、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及预期寿命的变化。

主要结果

2017年，我国人口加权的PM2.5年均暴露量为52.7ug/m3（95% UI 41.0-62.8），比1990年（57.8，45.0-67.0）下降9%。1990年和2017年年均PM2.5浓度最高的地区是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和新疆等地（图1）。PM2.5浓度从1990年开始升高，2011-13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

研究估计，2017年，我国总DALYs中有6.9％可归因于空气污染。具体来说，COPD所致的DALYs有40%可归因于空气污染；下呼吸道感染 35.6％；糖尿病 26.1％；肺癌 25.8％；缺血性心脏病 19.5％；卒中 12.8％。

研究估计，2017年我国124万死亡可归因于空气污染，包括：851 660归因于PM污染，271 089归因于家庭固体燃料污染，178 187归因于臭氧污染（表1）。空气污染引起的年龄标化死亡率，男性（90.4/10万）比女性（57.1/10万）更高。

我国各省归因于空气污染的死亡率有显著差异。归因于大气PM污染的年龄标化死亡率最高在新疆（73.7/10万）和河北（70.1/10万），最低在香港（21.4/10万）和海南（21.7/10万）。归因于固体燃料污染的年龄标化死亡率最高在西藏（75.8/10万），最低在上海（0.8/10万）和北京（0.9/10万）。归因于臭氧污染的年龄标化死亡率最高在西藏（23.4/10万），最低在香港（1.3/10万）。

1990-2017年间，我国归因于空气污染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下降了60.6％，其中大气PM污染部分下降了12.0％，室内空气污染部分则下降了85.4％。

假设2017年的空气污染暴露降至了理论上的最低风险暴露水平，估计2017年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会增加1.25岁，对新疆的影响最大（1.65岁），对香港的影响最小（0.73岁）。

如果将大气PM2.5降低至最低风险暴露水平，我国人均寿命增加0.84岁，天津变化最大（1.30岁），西藏最小（0.35岁）

如果将家庭固体燃料污染暴露降低至最低水平，人均寿命增加0.26岁，其中西藏增加最多（0.93岁），上海最少（0.02岁）；

如果将臭氧污染暴露降低至最低水平，预期寿命增加0.15岁，其中四川增幅最大（0.30岁），香港最小（0.03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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