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病室住了一个月,余医生才把我移出重病室,安排到三病室。
重病室其实和普通病室没多大差别,只是重病室门口有两把椅子,护士阿姨一般会坐在那里值班,对重病室的病人照看要比普通病房严格一点罢了。
只要是进来的病号,基本都要先住进重病室,过渡一段时间,然后移到别的病房。
在重病室这一个月,我对四科有了了解,也可以说我对自己的处境有了了解。
我从一开始的反抗挣扎,不承认自己是精神病,到后来认清现实,承认自己有病。
被绑的那六天,是我挣扎反抗求生**最强烈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在嚎叫:“放了我,我没病,放我出去,我不是精神病....”
嚎叫的声嘶力竭,但没人搭理我,我便由累生恨的骂人:“我曹尼玛,我曹尼玛,放了我啊,放了我啊......”
我的喊骂声并没有人搭理,倒把病房里的张爱民吵到了,他便骂我:“你个臭精神病,嚎什么嚎,吵死了,玛德一直绑着你,一辈子把你绑在这里。”
“我不是精神病,我没病,我会出去的。”我看着张爱民说。
张爱民明显是故意挑弄我,打发无聊的时间。
他戏谑里夹杂污辱的说道:“这里那个不是住了三年五年的,你将来跟他们一样,不,你住的比他们时间还要长,和张阳一样,住十年,老死在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
他不解气又补充道:“你这臭精神病,你一直嚎,吵死人了,看你病的不轻,你全家估计都有病,你爸你妈都有病,才生出你这有病的种,将来你的孩子也是精神病,哦,你这死样子,谁会嫁给你,倒八辈子霉……”
我神情有点恍惚,怔怔的看着他,慢悠悠的争辩道:“我没病。”
我听出张爱民话语里恶毒、歹毒的意思,此刻我还真没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还不清楚吗,某个时刻我的确是精神病,但此刻我绝对不是,我清楚的很,我只是命运不好,霉运缠身罢了。
绑在床上的我,看着张爱民那年轻,白净,帅气的样子,我心里忽然觉得他是个杂种,是个恶魔,他看着是个人,长得还不错,可人心隔肚皮,透着坏呢,这杂种……
见我弱弱的回复,张爱民开心的狂笑,愈加的放肆说到:“你个精神病,四科以后就是你的家,你就一直住在这里吧,你出不去,哈哈。”
本来就急于想出院的我,被他的话整着急了,急忙反抗的说:“你不也是精神病,我出不去,你也出不去。”
他冷笑一声,看都没看我一眼:“去尼玛的,老子能和你一样,老子是躁狂症,不是精神病,在单位干架把指导员打了,过几天就有人来接我出院,你个臭精神病一直待在这里吧。”
他还不解气的骂一声:“曹尼玛的,和你这傻逼住一块,真踏马倒霉。”
张爱民不礼貌,挑衅的话把我激怒了,我张口朝他骂到:“我曹尼玛,你以为我想和你住一块,曹尼玛的,嚣张你妈的逼。”
张爱民没想到我会骂他,他愤怒的脸一下涨红,蹭的一下从床沿站起来,大声说到:“我曹尼玛,你再骂我妈试一下。”
嗬,这傻逼蛮横的不行,只准他骂别人,别人骂他就不行。
好似我真日了他妈一样,张爱民非常生气,好似他真是一个大孝子呢,既然你想听,那我也不惯着他,破口而出:“我日你妈,我日你妈,我日.....”
第三个日你妈还没说出口,张爱民疾步走到我床前,挥手给了我一耳光,啪的一声。
张爱民生气愤怒的看着我,用手指指着我说:“你再骂一个试试。”
我四肢被牢牢的绑在床上,只能直挺挺别扭的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愤怒的瞪着他。
结结实实挨了他一耳光,可我没被打怕,依旧怒目圆睁满足他的要求,更大声,底气十足的喊道:“我草你妈,我草死你妈。”
“啪。”又是一耳光落在我脸上。
他甚至抬起脚踹我,这杂种欺负我被绑在床上,这杂种下死手,我的腿被他狠狠踹了两脚,但我反倒生出一种拼刺刀视死如归的勇气,怒目而视的瞪着他。
四目相对,怒目而视,张爱民明显被我凶狠的目光震住了,他准备往我身上踹第三脚时,完全没了前两脚的果敢与凶狠,他的眼神明显有了怯意,明显他泄了气,第三脚踹到了床沿上,发出很响的沉闷声,但实际并没踹到我身上。
很明显吃亏的是我,但我嘴巴不讨饶,他打的猛我骂的猛,房间的病号小花比较心善老实,见情况不对赶紧过来拉架。
而坐在门外的阿姨,其实一开始就发现病房的对峙,可她并不管,在最后才从门口探个脑袋,说了句:“干什么呢。”
张爱民这才气呼呼的回他的床上,不过从他走路的气势,以及神情,我看出他在为白打我三耳光而自鸣得意。
同时从门口阿姨的态度反应,我也明白,她是无心无意来管这种事,只要不打起来,不出事故人命,那么武力暴力是被允许的。
看来不管什么地方,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都是凭实力争取的,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经过几天相处,我也发觉张爱民家里条件似乎不错,经常有人给他送来牛奶面包等一些好吃的。
阿姨总会喊:“张爱民有人给你送东西,来拿一下。”
那语气的平和、和蔼,与普通病号说话交流完全不一样,好在病人大多都是普通人,有钱有势的终归是个例。
张爱民果然没住多久,他就离开了,他离开时我还没有搬出重病房。
在重病房,只要丁主任、余主任来病区查房,我都像条狗似得,急忙上前极力辩解,想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乞求他们放我出去。
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愿搭理我,丁春燕医生简单礼貌的一句话:“你是余医生的病号,可以和余医生说。”
而余主任或许从我绝望渴求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可怜,他说:“只要你单位同意,你就可以出去。”
周三可以往外打电话,我便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我嗓子哽咽,几乎说不出话,我是带着哭腔说:“妈,我没病,我想出院。”
电话那头,母亲也哭了,我听到了母亲擦眼泪的声音:“儿子,你好些了吧。”
“嗯。”
“听医生的话,咱好好配合治疗。”
“妈,我真没病。”我祈求、哀求般无奈的说。
同时,我心里一沉,咯咚一声,觉得完了,母亲也认为我有病,看来所有人都认为我有病了,现在自己认为自己没病是不行的,没人相信,没人同意的。
回想不久前的事:“砸玻璃、夜里不睡、被六七个战友抬上车、胡言乱语、大喊大叫、尿裤子、航母、间谍.......”
那些乱七八遭的事,都是我脑子里幻想出来的,并没有什么危机,可能是那段时间部队的反间谍宣传工作太到位,我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我终于恍然大悟,现在就算把天说破,也证明不了自己没有病了,无奈我只好向母亲要了单位领导的手机号。
可只有一次通话机会,一旁的病友催促监督着,我只好要来纸笔记下单位的手机号码,等待下周三打电话联系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