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不仅有电话,地址也很详细,现在看来,联系到对面的人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但真把时间倒回一九八七年,岑兰死的时候,大哥大都尚未进入中国市场,更别说越洋电话了。
不管师父再怎么急切地想要去寻找这封信所指向的人,但现实层面上,他不具备任何一个可以在三五天里得到明确答案的条件。况且时间紧急,岑兰的遗体还停在太平间里,正等他找到合适的墓地,签字火化。
大概一周左右,岑兰的事情忙完,师父这才终于有了时间好好钻研一下那个地址。他不懂英文,前前后后又花了半个月到处找人帮忙,等到三月份左右,才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花了普通人工资的十分之一,给那一串他看不懂的地址寄了封信。
我无法揣测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那封信,是劫后余生般感叹爱人尚还活在世上的感激多些,还是多年被蒙在鼓里,一朝醒悟的恨意多些。至少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瞬间,第一个钻进我脑海的念头:如果这个人真是岑先生,他是什么时候去了英国,岑兰这么多年一直知道他的去处,甚至还可能和他保有联系,而她又为什么对此闭口不提。当年的太平湖,到底发生了什么。
冯羽甚至很直白地问过,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但哪怕是他,也没能从师父嘴里得到具体的答案。十年的生活似乎让师父也染上了岑兰语焉不详的脾气,或是对于岑先生,他总是讳莫如深,不愿多言。
我们只知道,在寄出那封信后的每一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会推着那辆并不灵光的轮椅,艰难地往返于家和邮局之中,等待一封从海外归来的回信。
如此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到邮局的人都已经认识了这位固执的老人,等到银杏的树叶掉光,等到冬天下了第一场雪,冯羽意外地和回信一起来到了师父的生命中。每每提到那一天,师父不自觉就会带上笑容,哪怕已经过了三十年,他回忆的无数个细节,都生动地如同刚刚发生在昨天。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轮椅在铺了一层薄雪的地上滚动,轧出两道浅浅的车辙印。一路上遇到了几个带小孩儿上学的邻居,他们笑着和他打招呼,转头就又教训起自家孩子来,说赖床可不是个好习惯。从胡同里转到了马路边上,因着修路的缘故,轮椅不好过,两个做工的年轻人不由分说,抬起轮椅,帮他越过了那一节障碍。
好像老天都在不断给他提示,这一天并不寻常。
等他终于到了邮局门前,其中的第一个不寻常之处便显现了出来。一个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此刻竟然在邮局门口的地上嚎啕大哭,边上站着几个已经和师父熟了的邮递员,正盯着这个婴儿,不知道在说什么。
习惯性地以为又是不会收到回信的一天,师父便好奇地先问了一下地上的婴儿是怎么回事儿,这才得知是有人趁晚上大家休息的时候,把孩子遗弃在了邮局门口。他们刚说完,邮局里便走出来一个年纪较长的女人,一边督促这几个邮递员赶快去送信,一边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显然是打算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实际上,女人心里也有些不知所措,她比那几个初出茅庐的邮递员大一些,但也不过三十出头,加上最近刚刚被引掉了一个未成形的胎儿,看见这个孩子,也来不及想下一步该干什么,只于心不忍地念叨起来,若是他去了孤儿院,未来人生该是怎样一番光景……
也是在这个时候,已经跑出去了的一个邮递员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他手里攒着一份信,高声道:“桂爷爷,都走出一会儿了才想起来,您等的信到啦!”
人在巨大的喜悦面前往往会做出一些离奇的行径,不敢置信地接过那封信之后,师父没有第一时间拆开它,甚至不敢低头仔细去查看信封上的字迹。他紧紧地把信攒在手里,转而抬头看向抱着孩子的女人,自然而然地接过了她的话。
“我来养吧。”他说。
于是机缘巧合,那个哭闹着的婴儿被师父收养,沿用了襁褓内绣着的姓名,成了冯羽。
至于那封信——冯羽正式落户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师父才在一个深夜拆开来它。
里面具体写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在师父转述的版本里,岑先生的离开,似乎是如此的合乎逻辑。同样在医院醒来后,岑兰告诉他,师父的情况过于严重,医生已经尽了全力,但依然无力回天。在家姐的催促下,他拿起了岑兰收拾好的金银细软,摸黑离开了北京,一路南下到香港,再乘船去到了英国。
简简单单几句话,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却也绕过了不少关键问题。
在听到师父死讯的那一刻,他真的从没想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八个字吗。还是说他对岑兰有着弥天的信任,哪怕经历过莫筝的事情之后,他也依然坚定地认为,只要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必全然为真。
而更残忍的问题是,他真的是在医院醒过来的吗,他当真有哪怕一秒,和师父一样陷入过湖水淹没的昏迷之中吗。
我们谁都没有把这样的问题问出口。
很多时候,人生无非就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小时候由父母给孩子许诺美好未来,长大了由社会和老板编造出色香味俱佳的纸上大饼,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巨大的港口,引领者带着亲和地笑意,诚恳真挚地向每一个人许诺,通往你目的地的那艘船刚刚开走,下一班马上就来。
相信这个极富有主观色彩的动词,师父选择把它用在岑先生身上,我和冯羽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去给这样的一个美梦凭添裂痕。
那封信上,师父说,岑先生还写了一些他自己的情况。
他说和他同船逃难去英国的中国人,大多都因为语言不通,被骗去钱银或者被骗做苦工,幸好他幼时觉得新奇,跟着北平城的洋人学了一些洋文,磕磕碰碰,总归也找到了立足之地。他用岑兰给他的钱做了一些小买卖,勉强温饱,时常在街头桥巷看到流浪的国人,心里不是滋味,便给人一碗饭以活过英国的雨夜。偶然在流浪者中见有一对母女,母亲已病入膏肓,女儿却不过三五月大,也许是孩啼过响,那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女人请求他照顾孩子的时候,他竟然答应了。如今那女孩儿已上小学,聪明伶俐,中文名未曾改动,依她生母的呼唤,沿用倾月二字。
到信尾声,说完他这二十年间的变化,他终于再次写下了师父的名字。
他没有问师父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也不像普通来往信件一般,在最后要给出best wishes或祝好,他只写:「飞白,再见到你的信件,当真恍若隔世。」
时至今日,我们都不知道他把这句话放在信的最尾是什么意思,但显然,收信人毫无障碍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并在此后多年,一直和他保持着信件联系。
他们默契地从未提及见面。
当时中国虽已进入开放时期,但出国远比想象中更困难,也更耗钱,加之师父身体一直不太好,远去英国显然不现实。而岑先生竟也从未提过要返回这片养育他的土地,甚至在知道岑兰的死讯后,他也只是托师父逢年过节替他去上柱香。
这样信件往来了十多年,到冯羽中学,小灵通和手机先后普及,当普罗大众都能打出越洋电话的时候,师父却依然没有一次拨出过那个已经烂熟于心的号码。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最老旧的方式,伏案桌前,一字一句写下一封又一封满怀情谊的书信。
直到二零零三年,冯羽高中,岑倾月不远万里地沿着信上的地址找上门,带来了一笔钱、一本日记和岑先生的死讯。这一段延续了七十多年的爱情故事,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冯羽也是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和师父的缘分中间,竟然有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长辈,无声无息地决定了他命运的走向。
师父没有拒绝那笔钱,他用它支付了冯羽艺考集训和大学的所有费用。至于那本日记,他从来没有让我们看过,我和冯羽偶尔不小心进到他房间,总会看到一本已经被翻得翘起边儿了的笔记本放在他床边。
其实剧本写到这里,一切的故事便都已经落幕了。斯人已逝,曾经做出的种种,好的坏的,便都要随着这个已经消失在世界上的人,渐渐淡去。
可我和冯羽都觉得对于剧本而言,这样子结束到底还是有些仓促,我们试想过要给这个故事一个完美的happy ending。在用干冰营造出的美好幻境中,五彩斑斓的灯光映射下,岑先生自云雾缭绕中走来,他还是年轻时的模样,纯真率性、不染尘埃。而后他拉起师父的手,说一声好久不见。
而这版剧本拿出来想请陈欣怡找人帮忙润色的时候,她就觉得结局过于落俗,加上帮忙润色的编辑也给出了同样的看法,我们便推翻了原稿,打算重新再想一版结局。可惜后来遇上杜兴咏的事情,我们没了精力再去重新斟酌结局,一直到我们分手,结局都悬而未定。
到了今年,我再拿到本的时候,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结局。
不再是梦境,也并不能算做完美。
上一幕结束,剧场回归黑暗,在睁眼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束狭窄的聚光灯自舞台中间突然绽开,抹上浓厚油彩,我扮作白蛇,兀自唱起了师父多年前吸引了无数人的唱段——
「可怜我枕上泪珠都湿遍,可怜我鸳鸯梦醒只把愁添*」
随后伴奏响起,急促地如同夏日台风下的骤雨,凶猛地盖住了台上的所有声音。
突然,骤雨暂歇,年轻的岑先生摇着扇子走上台,明明只有一步之遥,他却并未走入光圈之中。阴影和灯光交界处,没人能明晰冯羽模糊的脸上到底是什么表情。
只有那扇子,从白晃到暗,又从暗摇入白。
他说:“千年恩十年报,恐是孽缘。”
语毕灯灭,大幕落下,故事完结。
可怜我枕上泪珠都湿遍,可怜我鸳鸯梦醒只把愁添*:摘自京剧《白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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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第 39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