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景飞白 第38章 第 38 章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来源。

害怕未知、崇拜神灵、找到火源和光，无外乎都是抵御死亡恐惧的具象化表现。生命自诞生初始就将这份恐惧写入了基因，无论是呱呱坠地的孩子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动物，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地预感到死亡的来临，求生都是每个生命首当其冲的本能。

诚然，人和动物有很多区别，包括对工具的使用、大脑的开发程度以及直立行走。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可能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一点：动物不会自杀，但人会。

拥有着最厉害的大脑和最灵巧的四肢，造物主给智人这类种属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创造力和行动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让人类体验了最复杂的情感问题和前所未有的政治关系。

这个种属能造船登月，却又出乎意料地脆弱。

我无法斩钉截铁地认定，到底是身体上的折磨更具有毁灭性，还是精神上的无望更能使人放弃生的本能，更何况这两者常常相伴而生、不分彼此。我唯一能窥见的，只有那个高高悬挂月亮的夜晚，师父和岑先生一起，郑重其事地关上了大门，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太平湖。

那会儿没有路灯，晚上视线不佳，几乎不会有人选择在这个时间出门。尤其是师父和岑先生选了一条更为偏远的小路，一路上安静得只能听到蝉鸣和蛐蛐声，连一个人影都没碰见。

走在那条并不平坦的路上，应该是那十年里师父最开心的时刻。

他不自觉加快了步子，甚至可以算得上是雀跃，好像幽深的湖面并不是他给自己安排的人生终点，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美好开始。这一刻，他终于可以肆意地拉着岑先生的手，不再害怕展示自己汹涌的爱意。

他不断提起各式各样的故事、传说或是神话，他说爱情本来就常有死亡伴生，如同梁祝化蝶，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结局；他说两个一起死的人也不一定会同时去到阴间，他们一定要握紧彼此的手，绝对不能再让别人把他们分开；他说下辈子，世界肯定会变得大不相同，不会有人再用异样的目光对待他们，也不会再有这样的疯狂……

快走到湖畔的时候，他从藏青色的衣服内衬里摸出一根细细的红绳。

“我听人说，死之前把红绳缠在手指上，投胎转世之后，手上就有了标记。同一根绳子缠着的两个人，下辈子就能靠着这个标记找到彼此，”他伸手到岑先生面前，轻轻地把红绳绕到他无名指上，“景春，下辈子我来追求你，好不好。”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正如岑先生无法拒绝师父赴死的请求，他也无法在那一刻向自己眼带泪光的爱人说不。他完美得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不偏不倚地在宠爱中长大，全然真挚地爱上了师父，而后经历乱世、浩劫，依然愿意一心一意地陪伴他左右，哪怕是陪他一起走向死亡。

那根细细的红绳并不坚韧，轻轻一用力就能让它断成两截，但它依旧完好地陪着他们走过最后一段路，见证他们踩上草丛，站到湖边，而后用力地拥抱、接吻。

他们静静地注视着彼此的眼睛。

“景春，下辈子见。”

“好。”

扑通一声，湖面溅起水花，漾出一圈又一圈波纹。

八月夜的湖水并不冰冷，人坠入水中的那一刻，白日里被骄阳灼烧得尚还有余温的湖水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温柔地包裹住人的每一寸皮肤，那感觉像是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拖着人沉沉下坠。

师父在失去意识以前，觉得那将会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夜晚。

可直到他再次在医院醒来，看见天花板上惨白的灯泡，他才意识到，命运和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也是那一天后，他此生再也没有见到岑先生。

管床的医生并不清楚是谁送师父来的，他脾气不坏，只是莫名有些怯懦，反复地对师父念叨，救了一个像他这样的反动分子，报告都不知道要打多少。过了两三天，师父病情稳定下来，两三个比杜向阳年纪大一点的人来到他病床前，告知他所犯下的罪行和即将接受的惩罚。

戴着眼镜的人一脸严肃地给师父的行为进行了宣判，他是用自杀进行消极抵抗，是背叛革命、不肯接受正确教育的表现。外加他曾经给资本主义唱过戏，不排除他是心里有鬼、畏罪自杀！为了避免再一次出现此种情况，所以经组织决定，判他服刑二十年，在里面好好接受正确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被丢到谷底之前，没有人会知道原来此前经历的种种都不足为惧。

监狱里呆着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进去的原因也都千奇百怪，有的人因为看不惯领导，说了两句真话被整了进去，有的人因为和洋人打过交道被关了进去，甚至还有人因为说了一个故事而锒铛入狱。

二十人一间的牢房从来没有空过一个铺位，有几个月，里面甚至一度紧张到床位不足。吃的无外乎是能看到米粒儿的稀饭和干巴巴的馒头榨菜，逢年过节拨出几点儿肉腥，所有的‘叛乱分子’、‘反动敌人’和‘危险派别’，就跟饿极了的狗一样，瞪着通红的眼，一动不动地盯着那盆饭菜。

看守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任务，一是防止犯人自杀，二是提防犯人越狱。

师父的腿就是在监狱里，因为频频自杀，被看守打断的。

尽管他不曾说过自杀的原因，但可想而知，在一个陌生的、只剩他自己的世界里，活下去反而才是种挑战。在他不明所以活下来的日子里，在他一次又一次的自杀里，他是否觉得是他背叛了他们的约定，是否会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明对他的谴责。

既然在监狱里死不掉，那总有出去的一天吧。

断了腿之后，师父的表现反而变得好了起来，他积极地争取减刑，从不叫苦叫累，无比耐心地完成了看守交待的每一件事……到了第七年，看守告诉他，像他这样进来的人，只要能开出一张释放证明，他们就能放他出去。

能早点去另一个世界见自己的爱人，当然是师父求之不得的事情。他拖提前出去的狱友帮他想办法，舍去颜面、好话说尽，却还是又等了一年，才终于得到了这个释放的机会。而又一次，在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这个世界挥手告别的时候，岑兰出现在了监狱门口。

原来那张提前释放证明，是岑兰找来的。

我相信在见到岑兰的那一秒，哪怕她已经半百了头发，脸上叠着倦怠的皱纹，师父的心中也不可能没有恨意。但最终，对岑先生的关心还是占了上风，无论是如同自己一样在狱中苟活还是先一步离开人世，师父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可岑兰连半个明确的信息都没有透露，她不由分说地握住了师父轮椅的把手，把他往曾经的家里带。一路上师父都在不断猜测，他变着法子地问她，岑先生是不是也没死，是不是和自己一样坐了很久的监狱，这一次她拿来的释放证明，是不是就是岑先生授意的？而这些问题就和最开始的一样，都如同丢入水井的重石，毫无回应。

师父便往不好的地方猜，他问岑先生是不是死了，是死在七年前的湖里，还是别的地方。这一次，岑兰终于有了反应，她把眼前的碎发掖到耳后，轻声说：“桂飞白，景春说，希望你好好活着。”

回到曾经的住所后，她确实也如同说的那样，履行着岑先生的交待，不让师父有任何可以自杀的机会。家中的每一样利器都被她收了起来，再用一把厚重的大锁锁进厨房。她睡眠极浅，老房子不隔音，晚上只要听见丁点儿动静，她就要去敲师父的房门，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只是无论师父怎么问，甚至拿出自杀作为要挟，岑兰也没有改变过这样语焉不详的风格。在他们一起生活的十年里，她总是间隔性地冒出一些‘岑先生对她的嘱咐’，既不说何时，也不说何地。她嘴里岑先生的每一句叮嘱，都像极了吊在驴面前的鲜美胡萝卜，虚幻地画出一个距离不远的心满意足，勾着师父一口气，一日一日地活下去、等下去。

与之相对的，这也是她活得无比小心的十年。

十年间，她字斟句酌，避免提到岑先生的生死，甚至言语之中，还要用‘见面’之类的词来保护模糊的希望。可在这十年中，她从未离开过师父的身边，哪怕一天。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岑先生当真还活着，无论他身在何处，岑兰都应该要抽时间去见他才对，如何能做到这样的寸步不离。

师父当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在他和岑兰共同生活的第四个年头，时间迈入了万象更新的八十年代，一下子所有人都变得快乐和肆意起来，那些曾经被红色风暴席卷的日子，不过才结束几年，就已经变得跟旧时候的枪炮、硝烟一样，遥不可及。

人会本能地遗忘痛苦，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中得以继续。重复的日常琐碎如同涓涓细流，一点点抹去石头上锋利的恨意。

那年国庆，在门外拥挤的欢笑声中，师父问岑兰，莫筝呢。

不仅仅是莫筝，还有莫文武，这些在岑兰生命中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人，能让她坚持在红色风暴中不愿逃离的人，在师父出狱后，他一次都没见到过他们。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岑兰正在择菜，她手上的动作一点儿没停，依旧熟练地把坏了的部分从绿色的叶子上掐掉。

“莫文武怕我有问题，就和我离婚了，”她说，“莫筝跟他。”

她没有说的是，莫筝当时并不想跟着莫文武，少女一次又一次祈求母亲把自己带走，但都于事无补。他们都清楚实情，岑兰害怕莫筝，正如莫文武害怕岑兰。

听到这个答案之后，那残留在师父心内最后一点恨意，至此也终于消失殆尽。他主动帮她理好了地上的垃圾，第一次认真地看向了这个同样垂垂老矣的女人。

他说：“岑兰，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寻短见了。”

师父那时认定岑先生已死。

他笃定岑先生和他自己拥有着相似的情节，只不过可能是在医院，也可能是在监狱，他提前一步出了意外，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在活着的最后时刻，他叮嘱过岑兰，希望她能够替他监督自己活下去。所以这么多年之后，岑兰才会找到他，照顾他，不断地编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谎话，让他继续活下去。

她是在完成她弟弟的遗愿。

可谁能想到呢，这个世界上自认和岑先生最亲密的人，最了解他的人，最爱他、亦是他最爱的人，他猜错了。

八七年，岑兰因脑出血去世，她死后，师父从她贴身的衣物里找到了一封信。

信上有一串国际号码和一行英文地址，唯一可以辨认的中文字只有两个，是师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两个字：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