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拍一我拍一 第4章 第 4 章

招募点设在街角一处相对完整的院落里，青砖墙面上除了那张醒目的招募海报，还贴着许多标语和战况简报。院门口排着不长不短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的面孔，有男有女，眼神里混杂着与我相似的惶恐，以及一种更为炽热的、我尚且无法完全理解的火焰——那是希望，是复仇的渴望，是建设新世界的憧憬。

我排在队伍末尾，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身上这件逃难途中不知从哪个废弃屋舍捡来的、过于宽大的粗布衣衫，虽然勉强遮体，却掩不住数月风餐露宿留下的狼狈与污迹。头发枯黄打结，脸颊凹陷，只有一双眼睛，因为胸腔里那股灼热的重压和刚刚下定的决心，而异常明亮地睁着，像两点不肯熄灭的星火。

轮到我时，负责登记的是个约莫二十七八岁的女兵，皮肤微黑，眉眼清秀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干练。她臂上的红十字袖章洗得有些发白，却熨烫得十分平整。

“姓名？”她头也没抬，手里拿着一支蘸水笔，面前摊开一本粗糙的登记簿。

“赵……赵小梅。”我哑声回答。这是秀云姐以前常叫我的小名。

“年龄？”

“十六。”我虚报了两岁，怕年纪太小不被接收。

她终于抬起头，目光锐利地扫过我营养不良的脸和瘦削的身材，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哪里人？识字吗？”

“赵家村的。认得……认得几个字。”我想起怀里那张写着童谣的糙纸，那是我识字的全部证明了。

“赵家村？”她重复了一遍，似乎在记忆里搜索这个地名，随即眼神黯淡了一下，语气缓和了些，“是北边那个……遭了难的？”

我点了点头，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说不出话。

她沉默片刻，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继续问：“为什么想当战地护士？”

为什么？

晒谷场上飞溅的鲜血，秀云姐最后燃烧的目光，水生颤抖的童谣，山洞里无名士兵用生命挤出的破碎音节，掌心那几颗永不磨灭的、带血的谷粒……无数画面和声音在我脑中轰然炸开，几乎要将我淹没。

我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哽在喉头，最终只化作一句带着颤音的低语：“我……我想救人。也想……把一些东西，传下去。”

她看着我，目光深沉，仿佛要穿透我单薄的躯壳，看到里面承载的沉重过往。她没有追问“东西”是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在登记簿上迅速写下几行字。

“我们这里很苦，非常苦。要学包扎、止血、抬担架，要跟着部队行军，有时候几天几夜没合眼，炮弹就在身边炸开，缺医少药是常事，看到断手断脚、肠子流出来的伤员，你不能晕，不能怕。”她的语气平静而冷酷，像在陈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且，我们救不了所有人，很多时候，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你，能行吗？”

我能行吗？

我想起山林里倒下的同伴，想起山洞里那个无名士兵在我怀中逐渐冰冷的身体。死亡，我已经见过太多。恐惧，早已被更沉重的责任压到了心底最深处。

“我能行。”我的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递过来一张粗糙的、盖着红印的纸条：“去里面院子，找李班长报到。先进行基础培训，合格了才能留下。”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纸，感觉它重若千钧。这不仅仅是一张准入凭证，更像是一张通往未知、通往誓言下一程的车票。

临时医护培训点设在院落深处，原先可能是个祠堂或者学堂，空间宽敞，但此刻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气味、草药的苦涩味，以及若有若无的血腥气。几十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年轻人，男女都有，围成一个半圆，中间站着一位四十岁左右、面容严肃、同样戴着红十字袖章的女兵，她就是李班长。

李班长手里拿着一卷干净的（相对而言）绷带，动作麻利地在一个充当模特的老兵胳膊上演示着包扎手法。她的讲解简洁、快速，不带任何感**彩。

“压迫止血点是关键！看清楚，这里是肱动脉，这里是桡动脉……绷带不要缠得太紧，影响血液循环，也不能太松，止不住血……三角巾的用法都记牢，头、肩、手臂、大腿，不同部位打法不同……”

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们每一张紧张而专注的脸。

“都给我听好了！你们现在学的每一个手法，记住的每一个要点，到了前线，可能就是一条命！是咱们战士的命！别给我吊儿郎当，别给我怕脏怕累！在这里流汗，好过在前线看着伤员因为你们技术不到家而流血身亡！”

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金石般的质地，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我们被分成小组，开始练习。绷带、夹板、简陋的担架……一切都是那么粗糙，却又承载着生命的重量。我学得异常认真，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拼命往脑子里刻。手指因为反复练习打结而磨破了皮，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

休息的间隙，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看着院子里忙碌穿梭的身影。有步履匆匆、端着消毒盘子的护士，有满身血污、刚从转运车上跳下来的担架员，还有躺在临时搭起的床板上，忍着伤痛不吭一声的伤员。他们的眼神，或疲惫，或坚毅，或茫然，或带着求生的渴望。

这里，是另一个战场。没有刺刀的拼杀，却有与死神的赛跑。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那张写着童谣的纸和硬硬的谷粒隔着布料传来真实的触感。在这个充满伤痛与死亡的地方，那首未完成的、属于孩童的歌谣，像是一个遥远而脆弱的梦，却又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坚实的理由。

一天训练结束后，我们领到了两套灰色的、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净的护士制服，以及一个简单的个人用品包。当我换上那身制服，臂膀上还没有戴上红十字袖章，但看着镜子里那个虽然依旧瘦弱、眼神却不再只有惶恐的女孩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不再仅仅是赵家村幸存的那个小梅了。

晚上，我们睡在祠堂打通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耳边是同伴们疲惫的鼾声和梦呓，窗外是遥远天际偶尔划过的探照灯光柱。我睡不着，借着窗外微弱的光，再次掏出那张糙纸，用手指一遍遍描摹着上面的字迹：

一，坐飞机。

二，梳小辫。

三，爬雪山。

无名士兵用生命补全的第三句，像一块珍贵的拼图，嵌入了这首歌谣里。后面还有四、五、六、七……一直到十。剩下的七句，它们在哪里？在哪个孩子的口中？在哪个即将逝去的士兵的记忆深处？

秀云姐，我走到了这里，穿上了这身衣服。我会救人，也会继续寻找。歌，一定会完整的。

我在心里，将已知的三句，连同那熟悉的调子，默默哼唱了一遍。在这充满战争气息的夜晚，这微弱的、无声的吟唱，是我唯一的安眠曲。

基础培训紧张而短暂，只有不到十天。我们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最基本的战场救护技能，还要学习辨认常见的疾病症状，了解极其有限的几种药品的用法用量。

李班长的严厉近乎苛刻。任何一个不规范的动作，任何一瞬间的犹豫，都会招来她毫不留情的呵斥。

“快！再快！战场上鬼子子弹会等你慢慢包扎吗？”

“手稳点！你抖一下，伤员就多受一分罪！”

“眼泪给我憋回去！这里不相信眼泪！只相信你的手和你的心！”

好几次，有年纪小的女孩因为操作失误或者被她训斥，偷偷躲在角落抹眼泪。我没有。不是我不怕，不累，不委屈，而是我知道，李班长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血淋淋的现实。晒谷场上，如果当时有人懂得正确的包扎，张老爹或许不会那么快就……山洞里，如果我有更多的医药知识，那个无名士兵或许……

没有或许。战争不相信或许。

我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练习中，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收着一切可能救命的知識。我的手上添了不少新伤，旧疤叠着新疤，手臂因为反复练习抬担架而酸胀不堪，但我的眼神却越来越沉静，动作也越来越麻利。

李班长偶尔在巡视时，目光会在我身上停留片刻，虽然依旧没什么表情，但那种审视的意味似乎淡了一些。

培训的最后一天是考核。模拟战场环境，烟雾弥漫（用湿柴草制造），伴有爆炸声（敲铁桶），我们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对扮演伤员的同伴进行伤情判断、止血包扎，并将其安全转运到指定地点。

现场一片混乱。烟雾呛得人直流眼泪，爆炸声震耳欲聋，“伤员”们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尖叫。有人慌了神，手忙脚乱找不到绷带；有人被“爆炸”吓到，呆立当场。

我深吸一口被烟雾污染的空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秀云姐死死抓住刺刀的画面在脑中一闪而过，那股决绝的力量仿佛传递到了我的四肢百骸。我快速匍匐到一个大腿被“炸伤”（绑着红色染料布条）的“伤员”身边，检查伤口，压迫止血，上夹板，缠绕绷带，动作一气呵成，虽然手指依旧有些颤抖，但每一步都清晰准确。

然后，我和另外一名考核者抬起担架，在弥漫的烟雾和模拟的枪炮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后方医疗点”冲刺。担架很沉，脚下的地面凹凸不平，汗水迷住了眼睛，肺部火辣辣地疼，但我咬紧牙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再快！把他送出去！

当我们成功将“伤员”送达终点时，我几乎虚脱地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

李班长站在终点，看着计时用的粗糙沙漏，又看了看我们这几个顺利完成考核、狼狈不堪的新兵，脸上依旧没什么笑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行，没白费粮食。”

我知道，这大概是她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

考核结束的当晚，分配名单张贴了出来。我和另外十几个人，被分配到了即将开赴前线的野战救护队。名单下面，是一片压抑的沉默。有人面露惧色，有人神情肃穆，也有人像我一样，眼神复杂，既有对未知战场的恐惧，也有一种终于要踏上真正征途的决然。

我默默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装——两套换洗制服，个人用品，以及那个贴身藏着的、装着血谷和童谣记录的粗布小包。

第二天拂晓，天色灰蒙蒙的，下着冰冷的细雨。我们这批新补充的医护兵，跟随着一支物资运输队，即将离开这个相对安全的临时后方，前往战火纷飞的前线。

站在湿漉漉的街口，回望那片在雨中显得模糊的院落，那里曾是我短暂学习和喘息的地方。然后，我转过身，紧了紧背上不算沉重的行囊，踏着泥泞，汇入了那条向着北方、向着枪炮声传来的方向蜿蜒前行的灰色洪流。

秀云姐，水生，无名士兵……我来了。带着你们未完的歌，和这条捡回来的命。

雨丝打在脸上，冰冷刺骨。但我的心口，那片贴着血谷和童谣纸片的地方，却始终滚烫。

行军是另一种形式的煎熬。没有骡马代步，我们全靠两条腿。道路泥泞不堪，时常要躲避敌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运输队的速度不算快，但对我们这些新兵来说，保持不掉队已经需要拼尽全力。

沉重的行囊压在瘦削的肩头，很快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脚底很快就起了水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雨水浸透了单薄的军装，冷风一吹，冻得人牙齿打颤。饥饿和疲惫如影随形。

但没有人抱怨，至少没有人大声抱怨。队伍里沉默的时候居多，只听得见沉重的脚步声、粗重的喘息声，以及军官偶尔压低声音传来的口令。

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身体的痛苦是真实的，但精神的弦却绷得紧紧。我观察着周围的一切：那些沉默前行、面容坚毅的老兵；那些和我一样稚嫩、却努力挺直腰板的新兵；道路两旁被炮火摧毁的村庄残骸；田野里无人收割、已然腐烂的庄稼……

这一切，都在不断地向我印证着战争的残酷，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肩负的、那看似微小却重于千钧的使命。

休息的时候，我们挤在路边的残垣断壁下，啃着冰冷梆硬的干粮。有人会低声交谈，互相鼓劲。我大多时候沉默，听着他们用带着各地口音的话语，讲述着家乡，讲述着亲人，讲述着对鬼子的仇恨。

偶尔，会有年轻的士兵，或许是为了驱散行军的沉闷和恐惧，低声哼唱起家乡的小调。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我的心都会猛地一跳，下意识地侧耳倾听，屏住呼吸，希望能从那陌生的曲调里，捕捉到一丝熟悉的音节。

但，没有。一次也没有。

那些小调，有的是江南水乡的温软，有的是西北高原的苍凉，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泼辣……它们各不相同，唯独没有我魂牵梦绕的那首“你拍一，我拍一”。

失望吗？或许。但更多的，是一种更深的了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着无数像赵家村一样的村庄，有着无数像秀云、水生一样的人们，也有着无数首承载着不同记忆、却同样真挚的童谣。我要寻找的，只是其中特定的一首，而这首童谣的完整，或许需要走遍这片饱受创伤的河山，听遍所有濒临逝去的低吟。

这个任务，比我想象的更加艰难，也更加宏大。

行军途中，我们也会遇到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队伍。看到那些缠着渗血绷带、拄着拐杖、或者躺在担架上人事不省的士兵，我们这些医护兵会下意识地站起身，行注目礼。李班长和其他老兵则会立刻上前，询问伤情，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帮助。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伤兵转运站，停下来短暂休整和补充饮水。转运站设在一个破败的庙宇里，条件极其简陋，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和腐臭气味。呻吟声、呓语声不绝于耳。

我端着水壶，小心翼翼地穿过躺满伤员的殿堂，想去后院的水井打水。目光所及，尽是触目惊心的伤口和痛苦扭曲的面容。就在这时，我听到角落里，一个头上缠着厚厚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的年轻伤员，正在低声啜泣，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

我脚步一顿，凝神细听。

“……娘……我想回家……坐飞机……飞回家……”

坐飞机！

这三个字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几乎要冲过去抓住他问个明白！

但下一刻，我看清了他的状态。他神志不清，显然是在高烧和伤痛产生的谵妄中。他说的“坐飞机”，更像是一个孩子对快速归家最直接、最虚幻的渴望，而不是在唱那首结构完整的童谣。

我僵在原地，胸口剧烈起伏，最终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打扰伤员，更不能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可能，而影响这里的秩序。

我默默地走到后院，打了水，又默默地穿过殿堂。经过那个伤员身边时，他依旧在喃喃着“坐飞机……回家……”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酸涩得厉害。

秀云姐，这首歌，到底牵连着多少人的乡愁和生命？

越靠近前线，气氛越发紧张。枪炮声从遥远的闷雷变成了清晰可辨的轰鸣，夜晚的天际时常被炮火映成诡异的橘红色。空气中硝烟的味道越来越浓，道路上也出现了更多匆忙调动的部队和辎重。

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位于战线后方约十几里地的野战救护所。这里比之前的转运站规模更大，但也更加混乱和忙碌。帐篷连绵，人来人往，担架兵不断抬着新的伤员冲进来，医护人员小跑着穿梭其间，呼喊声、命令声、伤员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高度紧张、几乎令人窒息的氛围。

我们没有时间适应，立刻就被投入了工作。我被分到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收容重伤员的帐篷里，负责协助一位姓陈的女医生。

陈医生约莫三十岁，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布满血丝却异常专注的眼睛。她话不多，动作快得像一阵风，检查伤口、清创、缝合、下达医嘱，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我的工作琐碎而繁重：更换绷带、清洗伤口（能用上的清水极其有限）、喂水喂饭、帮助伤员翻身、处理排泄物……还要时刻留意伤员的情况变化，一旦有异常立刻报告。

第一个直面胸膛被炸开、内脏隐约可见的伤员时，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和双腿的发软，告诉自己不能倒下。想起李班长的训斥：“不能晕，不能怕！”想起秀云姐抓着刺刀的手。我死死咬住下唇，直到嘴里尝到腥甜味，然后颤抖着双手，按照培训时学到的，协助陈医生进行紧急处理。

那个伤员最终没能救回来。看着他被蒙上白布抬走，我靠在帐篷的支柱上，浑身脱力，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陈医生经过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疲惫而沙哑：“习惯就好。我们尽力了。”

习惯？我永远无法习惯死亡。但我必须学会在死亡面前，保持继续救人的力量和勇气。

接下来的日子，如同在炼狱中穿梭。工作时间长得没有尽头，休息成了一种奢侈。我的双手很快就因为频繁接触消毒水和血污而变得粗糙开裂，军装上总是沾着洗不掉的血迹和污渍。累极了的时候，随便找个角落就能睡着，耳边却总是回荡着伤员的呻吟和炮火的轰鸣。

但我没有忘记我的寻找。在给伤员喂水、擦拭身体或者仅仅是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我会格外留意他们的呓语，他们无意识的哼唱。尤其是那些伤势极重、意识模糊的士兵，他们的意识往往会飘回遥远的、安全的童年。

我听到过许多模糊的片段，有叫“狗蛋”、“铁柱”的小名，有念叨着“村口的大槐树”、“河里的鱼”，也有哼着不成调的山歌小曲。

我像一个在茫茫沙海中寻找特定金粒的淘金者，耐心而执着地筛选着每一个声音。

直到那天傍晚。

担架兵抬进来一个重伤员，直接放在了帐篷里离马灯最近、也就是光线最好的那张简易手术台（其实就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木板桌）上。陈医生立刻围了上去。

我也被叫过去帮忙。那个伤员很年轻，可能比我大不了几岁，整张脸因为失血过多和疼痛而扭曲着，惨白得像一张纸。他的腹部中弹，简单的包扎根本无法止住汩汩涌出的鲜血，灰色的军装下摆已经被彻底染成暗红色。

陈医生快速检查着，脸色越来越凝重。她摇了摇头，对旁边的护士低声道：“伤到主动脉了，不行了，准备吗啡。”

吗啡，是为了减轻他最后时刻的痛苦。

伤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涣散的目光艰难地聚焦，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像是想说什么。

陈医生俯下身，把耳朵凑近他的嘴唇：“兄弟，你想说什么？慢慢说……”

帐篷里其他伤员的呻吟似乎都低了下去，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投向了这边。一种无声的、沉重的悲悯在空气中弥漫。

我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手里还端着准备用来清洗伤口的盐水盆，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

那个伤员的气息越来越弱，但他还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喉咙里挤出几个极其微弱、却异常清晰的字音。那声音嘶哑、破碎，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熟悉的节奏：

“你……拍五……我拍五……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