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池的鱼:这个时候的朝鲜应该就是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后裔这一支,史料载箕子在商末叛逃中原,在东北形成政权,但是韩朝本土的学者更支持檀君朝鲜,也即朝鲜本土起源说。所以今天在学界,我们其实很难放开口径去讨论东北亚的问题,说不清楚主要还是由于考古学的发现不足以支撑任何一方。
只有到高句丽这个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能够反映一些民族认同上、文化归属上的问题,但这些文章其实都不太好发表,因为设计现代国家关系的相关问题。
我依稀记得前几年我们国家级的博物馆做中日韩三国联袂的器物展览的时候,也是惹起很多争议,所以关于历史上这些周域藩属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讨论的时候可以说是慎之又慎。
但武帝在辽东设置汉四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至于汉四郡更早先的情况,尤其是在政权上,基本都属于基于各个时期政治需求的建构,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考古学的有力证据,去证明箕子和卫满政权确有其事。】
【上林苑的骆驼:话说朝鲜半岛后来传世的那几本史料《三国遗事》、《三国史记》真的能用么?】
【昆明池的鱼:我感觉是有风险的吧,至少国内用的时候会非常谨慎。这些就不赘述了,说说角抵戏。角抵的本意其实跟今天的摔跤差不多,但是武帝这时候其实有点万国来朝的意思,很多异域人群,尤其是中亚丝路一带的人和西南夷等族群抵达长安,同时带来了许多异域的娱乐。
武帝当然是需要呈现一个包容的状态的。所以各国各地的杂技啊歌舞啊幻术啊此时都有机会进入汉人的视野。这些百戏中包括在当时被称为“角抵”、“鱼龙曼衍”或者“东海幻术”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设想当时的上林苑里放着异域的动物,演绎着各种奇幻的戏剧场面,非常有意思的场景。
后来长安城有了固定的表演百戏的场所,这就是平乐馆,所以后来这类百戏又统称“平乐观”。】
【飞廉馆的小僮:卫青死了。感觉卫氏这几年的存在感的确很弱。】
【昆明池的鱼:长安城有点风雨飘摇、山雨欲来的感觉。柏梁台失火,武帝修建章宫其实也有压胜之意,古代有时候认为要压住建筑失火的邪祟,就要用另一住建筑去钳制。所以建章宫的修建应运而生,成为了武帝后期最爱办公的离宫别馆。】
(太初元年)武帝派遣公孙敖筑匈奴受降城,派遣李广利伐大宛。
(太初二年)武帝派遣赵破奴出朔方郡征讨匈奴。
(太初四年)李广利斩大宛王首,得汗血宝马。在长安城内修建明光宫。
(天汉元年)匈奴归汉朝,遣使来献。秋天,为搜巫蛊,关闭城门大搜。
(天汉二年)李陵带兵五千出居延,与单于战,兵败投降匈奴。秋天,下令禁止民众百姓行巫术祭祀。
(天汉三年)施行酒业国家专营专卖,收归官府,民间禁止私酿买卖。
(天汉四年)下令判死罪者可交五十万钱免除死罪。
【昆明池的鱼: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得汗血宝马应该说是李广利个人征战史上的高光时刻,有点小霍封狼居胥的风光了。因为获得了汗血宝马这个品种,可以说是直接解决武帝的痛点。
但是我们同样不要忘记,卫氏随着人丁凋零失势,李广利乃李夫人兄长,武帝朝的外朝与内廷风向息息相关。】
【武库执吾人:我感觉武帝后期的这种猜忌心理几乎是帝王这个位置上的人的通病,父与子的关系变成君王和太子之后,充满着微妙和张力。在逐渐直面死亡这条道路上,任何人都如惊弓之鸟,颇为易碎。
即便是康熙这么爱胤礽,仍然有他设置的底线不容逾越。
有时候我在想,历史上的太子在真正顺利登基那一刻想的是什么。有没有一点是关于刚刚丧父的伤怀,关于君父之爱的,还是说他也充分认同这样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样学样摆正自己身居高位,不可有凡俗之爱的位置。】
【上林苑的骆驼:但李氏外戚还是愚蠢了一点,没有看透卫氏太子之祸的根本,居然还在武帝这个多疑的节骨眼上想抬昌邑王为储。】
【昆明池的鱼:等后面我们品读《罪己诏》的时候可能有更多深刻的感受。
天汉三年和四年都有一种穷兵黩武之后的耗尽之感。先是酒业专营,把酿酒和售卖权力收归中央。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因为酒在咱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社交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消费品。之前我们还看到很多帝王路过某地,伴随着赐酒,筵席几日等等,任何一个集会场景下,酒都会出现,能够凝聚一个群体的向心力。甚至在很多少数民族中,酒是神祇一样的存在,不可或缺。
所以如果酒专营,买酒的成本就会增加,国家不用抽税,直接利润归中央所有,国库营收自然可观。但是很多中小私营酒肆就会受到冲击,可能收归中央,可能就此倒闭。收归中央也会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毕竟要管到县乡级别的地方,实操起来很难。
理论上导致社会集会变少了,国家相对稳定。但事实上,这种举措会刺激黑市买卖,更加造成社会混乱,如果放到今天现代社会,可能几个白酒板块的市值都会蒸发,同时进口酒如果没有壁垒将会大大增加市占率。大家可能都去喝伏特加了。
所以酒和烟草一样,尽管只是消费品还不到必需品的程度,但在中国如果有所变革,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气运之子邦:你小子有点东西,要不你来治国吧,国玺给你了。】
【飞廉馆的小僮:居然还能交钱免死罪,嗯嗯,信了穷疯了。】
(太始三年)武帝在甘泉宫招待外国使臣。
(太始四年)赵地有蛇进城中,和城中蛇在孝文帝庙前斗,城中蛇死。十二月,又到雍县,祭祀五帝。
征和元年,巫蛊祸事起。
(征和二年)卫皇后之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因巫蛊祸事死。秋天,江充诬太子宫中行巫蛊事,入太子宫中查验。
太子及卫皇后因此持节发兵反击,兵变败,皇后自杀,八月太子自杀。
(征和三年)匈奴卷土重来,李广利因谋扶植昌邑王事,借机败兵投降匈奴保命。
(后元元年)金日磾(di)、霍光、上官桀平长安乱。
(后元二年)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驾崩于扶风县行宫五祚宫。
【昆明池的鱼:哇太始四年这则史料确实是相当有意思啊,我读了好几遍到这里都觉得很莫名其妙,跟前面那个乌龟□□斗法那一条一样云里雾里。
然后我就去考证了一下。史学家还是认为存在政治隐喻的,可能写在太识四年这个节骨眼上,是一种起兴的感觉,给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做了一个预告。
主旨是旧势力的覆灭,地头蛇的完败。
史学界对这个事儿的理解有几种看法。一是田余庆先生认为,接续而来的巫蛊之祸是武帝和戾太子在政治路线风格上有分歧导致的,也就是儿不肖父,可能对父亲来说是一种比较大的冲击。且影响到了武帝这个时候的“玻璃心”:是不是自己太过严苛,对比起来宽宏的太子倒成了众人拥簇的。“赵蛇”斗争是此事的一种谶纬表征。
宋艳萍则是觉得两蛇相斗指的是钩弋夫人和刘弗陵的势力对卫皇后和刘据势力的冲击。
而辛德勇则是强调武帝和太子在权力变更时期的一种博弈,并非只是路线分歧,而是复杂的权力更迭向来呈现出的残酷性。
蛇谶可能呈现出一种安抚各方的天意,是天,让武帝末期形势如此喧嚣沸腾。再读《罪己诏》便添了几分垂怜。
历史总是这般影影绰绰,看客则各有各的启示。】
【飞廉馆的小僮:戾太子、昌邑王、幼子刘弗陵在武帝末期的更迭成为了大家读西汉历史颇为津津乐道的一段,还衍生出不少文学作品。
正史短短两三页纸,却没有闲笔,甚至能看出一点班固对刘据和卫皇后的青眼。
直斩江充的魄力显示出刘据并非单纯宽宏仁慈之人,关键时候他没有犹豫,我想这一点其实是卫皇后教养之恩。
汉史上的女人,个个都很精彩,这也是可能今天我们对汉代追忆很多的一个潜在的原因。
这是一个男女都能在政治上展现韬略的时代,而且母亲和皇嗣之间的关系紧密,使得她们没有单纯成为一个生育机器。
这一点在武帝杀母立储之后,历史给出了新的选择。因为此时,霍光的政治影响力,被老迈多病的武帝忽略了。所以人,一个男人,在权力面前,有时候更信任同性,这是一种天生的从狩猎采集时代承袭下来的惯性。
而女人能做到什么,他们猜忌、他们打压、他们向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