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已经离开快十天了。
1月12日,伦敦遭遇特大轰炸的消息传回了巴黎。
夜幕降临,塞纳河畔的灯光映照在玛格丽特公寓的窗帘上,投下柔和的影子。客厅里的钟表滴答作响,带着一丝无法掩盖的孤寂。玛格丽特坐在沙发上,手边放着一本展开的书,但她的目光早已游离,思绪飘散得无影无踪。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她愣了一下,随即慌忙起身接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熟悉的低沉声音。
“玛格丽特,是我。”
路德维希。她的手微微一颤,紧紧握住听筒:“少校!你还好吗?”
“嗯。”他简单地应了一声,随后问:“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医生说你恢复得不错。今天早晨几点起的?晚餐吃了什么?”
这些琐碎的问话让玛格丽特微微一怔,她忍不住抿嘴一笑,语气里透出一丝调皮:“您是在检查我的生活纪律吗,少校?”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接着传来一声轻笑,但笑声里夹杂着压抑和疲惫:“不是。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好多了。”她的声音柔和,“你呢?我一直在想你。”
电话那头再次陷入沉默,片刻后,路德维希低声说道:“我没什么事,只是有些累。”
玛格丽特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异样,像是压抑着某种情绪。她试探着问:“今天的任务很艰难吗?或者……你心情不好?”
对方没有立刻回应。玛格丽特咬了咬唇,心里开始胡思乱想,仿佛电话线的另一端是不可触及的深渊,隔着无数纷乱的战火与迷雾。
“并不好。”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我的僚机昨天没有返航。”
这一句话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进玛格丽特的心里。她虽然对空军的具体机制了解不多,但也能听出那句话背后隐含的生死别离。她屏住呼吸,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那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是。”他的声音简短,却透露出深深的无奈。
玛格丽特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种战场上生离死别的场景,冷冰冰的天空,燃烧的机翼,和那从高空坠落的绝望。“少校……”她轻声说,试图寻找合适的词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但是……你一定做了所有能做的事,对吧?”
电话那头传来轻轻的深呼吸声,像是他在努力平复情绪。他低低地笑了一声:“我能做的,就是活着返航,把消息带回来。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
玛格丽特握紧了听筒,声音里透着真挚:“可是,你回来了,这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你还在前线坚持着……他们一定会为你骄傲。”
她的话似乎打破了电话线另一端的压抑。路德维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出来,笑声带着些许闷闷的沙哑,却让玛格丽特莫名觉得心安。
“你这些安慰人的话……”他轻声说,“还挺管用的。”
玛格丽特听出他声音里隐隐的温柔,也微微笑了:“那你现在……好一点了吗?”
“嗯,好了一些。”路德维希的声音低低的,仿佛靠近耳畔,“医生说你身体好了。我昨天特意问了他……你想出去玩就出去玩吧,我不该把你关在家里。巴黎的冬天很美。”
玛格丽特握着听筒,心里一时间涌上百感交集。她明白,这是路德维希对她难得的示好和妥协。他大概希望自己不要觉得孤单,但却用一种别扭的方式表达出来。
“少校,”她轻声说,“我会等你回来。”
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笑声,像是晚风中被打碎的玻璃。“我知道,”他低低地说,“等我回来。”
电话挂断后,玛格丽特握着听筒,久久没有放下。窗外的灯光依然闪烁,塞纳河的水面在冬夜里泛着微微的涟漪,柔和而静谧。她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到那一声轻轻的笑,在她的耳边回荡。
他爱上我了。
她在新年夜对夏洛特说过这句话。现在,当她一个人坐在这里,回想着路德维希的语气、话语里的疲惫和那一声轻轻的笑,她却觉得心里被填满了一种莫名的情绪。
他从不明说,可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透露着什么——他问医生她的恢复情况,他允许她外出,他说“等我回来”。这是一个冷漠、自制、习惯了克制的人能给予的最温柔的告白。
她靠在椅背上,盯着窗外发呆,忽然想到如果他没有回来呢?
战争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爱与期待而停下脚步。她从未想象过路德维希在战场上的样子,那些冰冷的金属机翼、穿透云层的子弹,火光、坠落、死亡……她忽然明白,或许下一次电话铃声响起,不再是他的声音,而是某个官员的公函,冷漠地告知她——施陶芬少校已战死。
她猛地摇了摇头,像是要将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脑海。
她不能想这些。不能。她从来不为任何人停留,不为任何感情束缚,她应该保持轻松,随时能够抽身离开。但这一刻,她发现自己被某种无形的牵绊牢牢拴住,像一只误入罗网的鸟。
“等我回来。”
他这样说了。
她会等的。
——
自由的翌日,正好是周日。
教堂的钟声显得格外悠长,仿佛在苍白的天空中回荡。圣母院的大门缓缓开启,人们陆续走入这片神圣的殿堂,焚香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庄严而肃穆。
玛格丽特低着头,裹紧了自己的风衣,混在人群里,一步步走向长椅,在人群中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彩色玻璃窗透进淡淡的晨光,落在大理石地板上,映出斑驳的色彩。唱诗班的声音从教堂的另一端传来,悠远而神圣,仿佛能洗净世间的一切污秽。
她没有特地去找柯西莫,而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像所有前来忏悔和祈祷的人一样,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她知道柯西莫一定在这里,他每个周日都会来做礼拜,或许已经站在了唱诗班里,或许就坐在某个角落里,闭着眼睛低声祷告。她没有抬头去寻找他,只是让自己沉浸在这片圣洁的氛围里,试图让自己的心绪也平静下来。
可是,她无法做到。
她的心里充满了矛盾,她的弟弟正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一条她曾经努力避免的道路。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相信自由、正义、革命,可他的信仰最终毁掉了这个家。她还记得母亲在厨房的橱柜前偷偷抹眼泪,记得自己登船后的第一晚,在潮湿的床单上辗转反侧,绝望地想家。
柯西莫也是如此。他走上了父亲的路,他将自己卷入了战争,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他愿意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甚至不惜将家人拖入其中。而她不想这样。她不想成为烈士,也不想死于一场她并不认可的斗争。
理想?他们的理想是什么?自由?反抗?可这些理想值得他们丢掉现实,丢掉家人吗?
她不明白。
她从来都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从未想过要拯救世界。她只想要活着,好好地活着,不论是靠男人,靠美貌,靠谎言,还是靠命运的恩赐。她曾经以为柯西莫和她是一样的,他们从同样的贫瘠中生长出来,理应更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可是现在,她发现他变了。他成了父亲的影子,成了她最害怕的那种人——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甚至牺牲家人的“英雄”。
她微微闭上眼睛,指尖轻轻摩挲着十字架的纹路。
如果我能带着柯西莫离开巴黎,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我们还能像小时候那样吗?
她想象着意大利北部的阳光,想象着科莫湖畔的微风,想象着他们在童年时一起奔跑的午后。可她知道,回不去了。他们都已经被世界改变,被各自的信仰和生存方式推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她睁开眼睛,看向圣坛前那个正低头祷告的年轻修士。他身形瘦削,眉眼间透着一丝温柔而坚定的神色,仿佛与世隔绝,沉浸在自己的信仰之中。
那是她的弟弟,柯西莫·巴托利。
她紧紧抿住嘴唇,心中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情绪。她想要起身去找他,告诉他她的恐惧,告诉他亨利的威胁,告诉他她并不想失去他。
可她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听着祷告声在教堂里回荡,感受着彼此之间那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他是信仰的追随者,而她只是一个活在现实中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