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也没有恨 第4章 外滩

民国十四年，秋。

宁清雪的新稿子写了四天，废了三个开头。

第一个开头写的是一个女记者在报馆里埋头写稿，窗外梧桐叶落了一地。她写完读了一遍，觉得太像自己——不是那个女记者，而是那个“站在窗外看的人”。她把稿纸揉成团扔进废纸篓里，重新铺了一张。

第二个开头从闸北写起。纱厂，女工，蒸汽管道的嘶嘶声。她写了一页半，忽然停下来，把笔搁了。她发现自己除了报纸上读来的那几行铅字，对闸北一无所知。她没见过纱厂车间，没听过机器的轰鸣声。她写出来的女工像舞台上的布景，穿粗布衣服，说硬邦邦的话。她凭什么写这些？就凭她在伦敦读过几篇油印的文章，在申报馆二楼看过一张五卅的旧报纸？她觉得自己矫情。

第三个开头她没有写别人，写了一个从伦敦回来的富家小姐。她坐在花园洋房的卧室里，窗外有梧桐树，桌上有新买的《语丝》杂志。她想写点真的东西，但发现自己离“真的东西”太远了。

这个开头她没扔。她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稿纸折起来夹进一本书里。也许以后能用。也许不能。

第五天上午，白秋岑来了。

白秋岑穿了一件孔雀蓝的旗袍，外头披着银灰色的狐皮短外套，头发新烫了最时兴的“波浪式”，卷子堆在肩头，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她一进门就把宁清雪从书桌前拽起来，说今天天气好，不许闷在家里，要去看画展。

“什么画展？”

“决澜社的，几个年轻画家联展，”白秋岑说，“我学画那个老师也在里头。我跟你说过的，就是那个长得好看脾气不好的。”

“你不是说他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归不好，画确实画得好，”白秋岑理直气壮，“一码归一码。”

宁清雪被她拽着换了衣服出了门。画展在法租界一家西式书店的二楼，地方不大，三间屋子打通了，墙上挂着几十幅油画和水彩，来的人不算多，但看得出来都是有闲的——太太小姐们穿着入时，男士们西装革履，端着酒杯在画前低声交谈。

白秋岑的老师姓关，叫关既明，二十七八岁，清瘦，留长发，穿一件沾了颜料的黑衬衫，袖口挽到小臂。白秋岑把他拉到宁清雪面前介绍的时候，他正在角落里抽烟，脸上的表情像是对整个画展都提不起兴趣。他看了宁清雪一眼，点了点头，说“你好”，语气淡得像白水，说完又把目光移回墙上的画上去了。

白秋岑冲宁清雪挤挤眼，小声说：“看吧，我说了。”

宁清雪倒不觉得被冒犯。她在伦敦见过太多这种人了——艺术家脾气，拿冷淡当个性，骨子里未必坏，只是懒得社交。她反而觉得跟这种人相处比跟顾淮安轻松。至少你不用猜他在想什么，他的不耐烦全写在脸上。

她在展厅里慢慢走了一圈。画大多是用色大胆的风景和静物，有几幅肖像，笔触粗粝，情绪很满，跟她以前在伦敦美术馆里看惯的那种古典油画完全不同。她在一幅画前站住了。

画的是江湾一带的田野，初冬的傍晚，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赭色，田埂上站着两个人影，很小，看不清脸，像两个墨点落在荒芜的背景上。整幅画的色调很暗，暗得几乎有点压抑，但那两个小小的人影却让人觉得他们是在等什么，或者是在守什么。

宁清雪在那幅画前站了好一会儿。

白秋岑走过来，顺着她的目光看了看，说：“这幅是我老师画的。你喜欢？”

“说不上来，”宁清雪说，“就是觉得……这两个人站得很近。”

白秋岑凑近了看了看画面，又看了看宁清雪，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当然站得近啊，画的就是两个人在说话。”

宁清雪笑了笑，没解释。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们看完画展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白秋岑提议去附近一家法式蛋糕店坐坐，宁清雪正要答应，忽然听见街对面有人按汽车喇叭。她抬头一看，是自家的那辆黑色奥斯汀，老周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她招手。

“小姐！”老周喊，“太太让我来接你，说家里有客人。”

宁清雪皱了皱眉。什么客人值得让老周专门开出来找她？她跟白秋岑道了歉，说过两天再约，上了车。白秋岑站在路边冲她摆摆手，转身自己往蛋糕店方向走了，孔雀蓝的旗袍在秋天的街景里格外扎眼。

车上的宁清雪没有问老周是什么客人。她靠在座椅上，脑子里还是刚才那幅画——灰蒙蒙的天空，两个站在田埂上的人影。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让她画申报馆三楼那个女记者，她会用什么颜色？不是靛蓝——那是旗袍的颜色。也不是黑——那是头发的颜色。是一种更沉的、更暗的东西，但又不是压抑。是深水绿，是那种很深很静的湖水，表面什么都看不出来，但你知道底下有东西在动。

她被自己这个念头逗笑了。画画都不会，倒给人安排起颜色来了。

车到宁公馆门口，她下了车，推开铁门走进去。客厅里的说话声先于画面传过来——是她父亲的声音，还有另一个男人的声音，笑声朗朗的，有点耳熟。

她走进客厅，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穿一身铁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红润，说话的声音中气很足。宁仲甫坐在他对面，难得地陪着笑脸，手里那支雪茄的烟灰已经积了老长一截没弹。

“清雪回来了！”那男人看见她，站起来，笑得格外热情，“两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记不记得？”

宁清雪认出了他。白仁甫，白秋岑的父亲。白家和宁家有生意往来，做的是棉纱和染料，两家关系一直不错，但白仁甫这个人她从小就不太喜欢——太热络，热络得不真实。他夸你的时候眼睛不看你，看的是你父亲。

“白伯伯好。”宁清雪礼貌地笑了笑，在沙发边上坐下来。

白仁甫又坐回去，继续跟宁仲甫说话。宁清雪在一边听了一会儿，渐渐听明白了。白家想拉宁家一起投一笔生意，是美棉进口的事，数额不小。白仁甫说得天花乱坠，什么“稳赚不赔”、“美国人那边已经谈妥了”、“就差最后一笔保证金”。宁仲甫一直在点头，但宁清雪了解她父亲——他点头越快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越想拒绝。

果然，等白仁甫说完，宁仲甫慢慢把雪茄搁在烟灰缸边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不紧不慢地说：“白兄，这事我再斟酌斟酌。数目不小，我得跟几个股东碰一碰。”

“那当然那当然，”白仁甫笑着说，但宁清雪注意到他眼角跳了一下，“做生意嘛，谨慎一点好。不过我跟你说，这个机会真是千载难逢——”

他话没说完，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宁清雪回头一看，是顾淮安从楼上下来了。

顾淮安穿了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见客厅里的人，微微一愣，然后笑着点了点头。宁仲甫站起来介绍说这是市政府的顾先生，白仁甫立刻站起来握手，笑容又热了三分。

“顾先生年轻有为啊，”白仁甫说，“在哪个部门高就？”

“社会局，”顾淮安说，语气一如既往地温和而有分寸，“做些不打紧的事。”

“社会局好啊，现在上海的工厂、工人、劳资纠纷，都是社会局在管吧？”白仁甫坐下来，翘起二郎腿，“说到这个，我还真想请教顾先生一个事。最近纱厂那边工潮闹得厉害，市府这边对开工的事有没有什么新章程？我们做棉纱生意的，上游厂子一停，下游全跟着遭殃。”

宁清雪本来已经打算起身回房间了，听到“纱厂”两个字，又坐了回去。

顾淮安在白仁甫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把文件放在茶几上，语气很平：“最近确实在拟一个复工方案，具体什么时候公布，还得看上头的意思。不白老板，这种事我不方便多谈。”

白仁甫哈哈一笑：“了解了解，你们吃公家饭的有纪律。”

宁清雪忽然开口了：“白伯伯，你们棉纱生意用的纱厂，是哪几家？”

白仁甫转过头来看她，有点意外：“怎么，清雪对棉纱也有兴趣？”

“我就是问问。”

“闸北那边有两家，沪西有一家，”白仁甫说，“最大的那家在闸北，裕昌纱厂，你白伯伯跟他们做了十几年生意了。最近闹工潮的就是这家，唉，现在的工人啊，动不动就罢工，也不知道是谁在后面挑唆的。”

宁清雪听到“裕昌纱厂”四个字的时候，心跳快了一拍。她记得这个名字。申报馆三楼那个女记者，桌上摊着的稿子，写的就是裕昌纱厂的劳资纠纷。

“那些工人为什么要罢工？”她问。

白仁甫摆了摆手，一副不值一提的表情：“嫌工钱少，嫌工时太久。做工厂嘛，本来就是辛苦活计，吃不得苦就别来做工。我跟你说，这些工人里头肯定有——”他压低了声音，往顾淮安那边看了一眼，没有把话说完，但那意思很清楚。

顾淮安没有接这个话茬。他端起茶杯，低头喝茶，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宁清雪也没有再问。她靠着沙发靠背，手指无意识地转着手腕上的表带。她在想一件事——那个叫时冬的记者，她写的裕昌纱厂的稿子，登出来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不登？

晚饭的时候白仁甫留下来吃了。饭桌上他依然滔滔不绝，话题从棉纱生意转到法租界的房价，又转到最近上海滩上几桩不大不小的新闻。宁仲甫陪着聊，宁太太偶尔插一句，顾淮安安静地吃菜，偶尔被问到才答一句。宁清雪几乎没怎么说话。

吃完饭送走白仁甫，宁清雪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看着花园里那棵梧桐树。树叶已经黄了大半，在夜风里簌簌地响。

宁仲甫走过来，站在她身后，说：“今天怎么忽然问起纱厂的事？”

“随便问问。”

“以后在白仁甫面前少问这些，”宁仲甫的语气不重，但宁清雪听得出底下压着的东西，“他这个人嘴大，你在饭桌上说的每一句话他明天就能传遍半个上海。”

宁清雪回过头来看了父亲一眼：“爸，顾淮安刚才说最近在拟复工方案——棉纱厂的事，你觉得真的只是因为工人嫌工钱少吗？”

宁仲甫沉默了一会儿。他拿出一支雪茄，在手里转了转，没有点。

“你一个女孩子家，少管这些。”

他说完就走了。

宁清雪站在窗前没有动。窗外的梧桐树在夜风里又掉了几片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路灯的光晕里像一幅炭笔画。她想起那幅画——灰蒙蒙的天空，田埂上两个小小的人影。她忽然很想知道，那个叫时冬的女记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又在报馆三楼加班？是不是又在写那些“还在整理”的通讯？

她从手袋里翻出那个小本子，翻到上次写字的那一页。

上面是她自己写的一行字：“时冬。时间的时，冬天的冬。”

她看着这行字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本子合上，上楼回房间去了。

第二天一早，宁清雪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宁仲甫已经出门了。宁太太在餐桌旁翻当天的《申报》，看见她来了，把报纸往旁边挪了挪。

“你今天有什么打算？”宁太太问。

“想出去走走，”宁清雪拿起一片吐司，抹黄油，“可能去找念禾。”

宁太太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她对自己的女儿有一种不太成体系的信任——也许是因为宁清雪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什么大纰漏，也许只是因为她管不住。

宁清雪吃完早饭，上楼换了身衣服。她今天没有穿旗袍，穿了一件浅灰色的毛衣和一条深蓝色的长裙，外面罩一件藏青色大衣，头发没有盘，用缎带扎了个低马尾。她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觉得这身打扮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像一个要去教会学校找老同学的人。

但她没有去找沈念禾。

她让老周把车开到虹口，停在教会女中门口，然后跟老周说不用等，她自己回去。等老周的车开远了，她站在学校门口犹豫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转身，沿着马路往南走。

她要去一个地方。

她要去闸北。

她当然不敢一个人闯进纱厂车间里，但她可以在纱厂周围看看。就看看。看了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坐在花园洋房里对着报纸铅字凭空想象出来的。

她在虹口叫了一辆黄包车，跟车夫说去闸北裕昌纱厂附近。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回头看了她一眼，大概是觉得这个穿着讲究的小姐去那种地方有点奇怪，但也没多问，拉起车就跑。

从虹口到闸北的路越走越不像法租界。马路变窄了，梧桐树没有了，路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挤，墙上的烟灰和污渍层层叠叠，像挂了多年的旧幕布。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是咖啡和面包的香气，是煤烟、机油和某种说不清的酸腐味。有轨电车的轨道在这里断了头，取而代之的是运货的板车和赤脚的小孩。

黄包车在一条叫“裕昌路”的巷口停下来。车夫擦了把汗，说：“小姐，前头就是裕昌纱厂，不过这阵子厂里不开工，门口有人守着，你最好别往跟前凑。”

宁清雪付了车钱，下了车。

她站在巷口，往纱厂的方向看。那是一座灰色的厂房，烟囱很高，但此刻没有冒烟，在秋日上午的薄雾里显得格外安静。厂门口的铁栅栏关着，里面能看见两个穿黑衣的巡捕在来回走动。铁栅栏外面也站了几个人，有男有女，穿着褪色的粗布衣服，就那么站着，不说话，也不走。他们的站姿很疲惫，像是已经站了很长时间，还会继续站下去。

宁清雪远远看着。她知道那些人大概是罢工的工人。她不敢走近，也不知道走近了能说什么。她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连一篇像样的关于上海的小说都还没写出来。她站在这里，除了看，什么都做不了。但她觉得自己至少应该来看一眼。哪怕就看一眼。

她退到路边一棵歪歪斜斜的槐树底下，拿出随身带的便签本，开始写字。她写的是厂房灰色的墙，写的是没有冒烟的烟囱，写的是铁栅栏外面那些站着的人影。风从纱厂的方向吹过来，带着煤灰的味道，落在她的便签纸上，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没有去拍。

她写了一会儿，停下来，抬头又看了一眼纱厂。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一个人从纱厂旁边的巷子里走出来。

那个人穿着靛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齐肩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记事本。她走得不算快，但步子很稳，一边走一边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宁清雪愣住了。

是时冬。

奚时冬从巷子里走出来，抬起头，也看见了她。

两个人在闸北的风中对视了几秒钟。奚时冬的表情出现了一丝极细微的变化——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确认，好像她在脑子里飞速地排除了几个可能性，然后确定了眼前这个人是真实的。

她收起记事本，朝宁清雪走过来。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右眉尾那颗小痣在灰扑扑的背景里显得格外清楚。

“你怎么在这里？”奚时冬问。语气不是质问，但也不是寒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一个记者在采访时用的语气。

宁清雪把便签本往身后藏了藏，笑了笑：“我来看纱厂。”

“看纱厂？”

“我写的新稿子跟纱厂有关，”宁清雪说，又补了一句，“是你说的——写上海的。”

奚时冬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那一眼里有一层东西是宁清雪读不懂的——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别的。但很快奚时冬就把目光移开了，移到铁栅栏外面那些站着的人身上。

“那些是罢工的女工，”她说，声音不高，像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她们从昨天早上就站在那里了。厂方不开门，巡捕不让靠近，她们也不走。”

宁清雪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那些女工站在晨风里，衣服单薄，有些人的布鞋已经破了，露出冻得发红的脚趾。十月的上海说冷不算太冷，但早上站在风里一整天，骨头缝都会凉透。

“她们为什么——”

宁清雪的话没说完，厂门口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哨响。几个巡捕从铁栅栏里冲出来，挥舞着警棍往女工们站的地方赶。有人被推倒了，有人尖叫着往后退，有人在喊什么，声音被风声和人声搅在一起听不清楚。

宁清雪下意识往前走了一步，被一只手拦住了。

奚时冬的胳膊横在她身前，力道不大，但很稳。

“别过去。”奚时冬说。

她的声音还是不高，但语气完全不同了——不是刚才那种记者式的平铺直叙，而是一种很沉的、不容商量的冷静。她没有看宁清雪，目光紧盯着厂门口的方向，握着记事本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

宁清雪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侧头看着她。看着风把她齐肩的黑发吹起来，露出耳后那一小片干净的冷白皮肤。看着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右眉尾那颗痣在绷紧的眉梢上方显得格外安静。

这个画面忽然和宁清雪昨天在画展上看的那幅画重叠在一起——灰蒙蒙的天空下，两个站在荒野里的人影。只不过此刻的荒野不是江湾的田野，是闸北的煤灰和铁锈，是罢工女工的尖叫和警棍。

宁清雪往后退了一步，站到奚时冬身边。她没有再往前走。但她也没有转身离开。

她只是站在那里，和奚时冬并肩看着前方。

风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