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雷是我在巡逻时救助的一名失忆伤者,后来被警局聘用为顾问,协助破获了多起案件。在这次调查中,他为了配合我的工作而潜入雷蒙德集团,后来失踪。”
“失踪。”审讯官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仿佛在品味什么,“一个警局顾问,恰好失忆,恰好被雷蒙德集团带走,恰好失踪。而你恰好被派去调查雷蒙德集团,恰好在那次行动后成为破获案件的功臣,恰好升任警司。然后,在调查雷蒙德集团核心人物维克多·雷蒙德的活动现场,你的直属上司恰好被你的配枪杀死。”
他走回艾米莉亚面前,双手撑在桌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你不觉得你的生活中‘恰好’太多了吗,沃克?”
艾米莉亚没有说话。
“你想让我给你一个更合理的版本吗?”审讯官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分享一个秘密,“一名年轻警员在卧底调查期间,与调查目标产生了不当关系。她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对方提供保护,在内部调查即将触及真相时,她的直属上司发现了端倪。于是在一场精心策划的混乱中,她枪杀了自己的上司灭口,并编造了一个荒诞不经的‘自杀’故事。”
他直起身,俯视着她:“这个版本听起来是不是更符合逻辑?”
“我没有杀他。”艾米莉亚说。
这句话她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每说一遍,它就显得更无力一些。真相在重复中并不会变得更加真实,反而会逐渐失去分量,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但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说——她没有证据,没有证人,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推翻那些铁证的东西。她只有真相,而真相在这场审讯中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讯官已经在整理桌上的文件,那是准备结束审讯的动作。
艾米莉亚沉默了几秒。她有一百个问题想反问——案发时的停车场入口监控为什么没有调取?那个行刺维克多的侍者是谁,抓到了没有?她的律师为什么还没有被放进来?外面的世界现在怎么样了?维克多是死是活?雷在哪里?
但她问不出口。她的每一个问题都会被解读,被扭曲,被拿来作为审讯的素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嘴巴,把那句“不是我杀的”说了一遍又一遍。
审讯官走了,厚重的铁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金属撞击的闷响。白炽灯继续嗡嗡作响,审讯室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艾米莉亚把头靠在自己被铐住的双手上,闭上眼睛。她的眼皮干涩得像砂纸,但她的脑海里一刻也停不下来。
她反复回放那天晚上的一切——布莱克追出去的背影,她追上去的脚步,地下车库里昏黄的灯光。布莱克转过身时那个复杂的表情,他嘴唇翕动时的那两个字——“抱歉”。他的手抓住她持枪的手时那股坚决的力道,扳机被扣动时那一瞬间的震感。
然后在那些反复播放的片段中,她捕捉到了一个细节。一个在当时被巨大的震惊和枪声淹没的细节。
布莱克倒下去之前,他的另一只手做了些什么。
不是抓住她。不是捂住伤口。而是——将那件东西塞进了她的手心里。
那件东西和冰冷的枪柄一起抵在她的掌中,在那一瞬间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后来在地下车库里被其他警员包围、控制、押上警车,直到后来在审讯室漫长而重复的盘问中一遍遍复盘那几秒钟的画面,她才渐渐意识到——
布莱克塞给她的,是他的随身执法记录仪。
这个意识像一枚炸弹在艾米莉亚的大脑中炸开。执法记录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案发全程的录像。布莱克从追出宴会厅到地下车库,中间至少经过了五分钟——如果记录仪一直开着,那么它完整地记录了他是如何放走那个侍者、如何故意停在无人布防的通道口、又是如何主动握住她的手扣下扳机的全过程。那将是她洗脱罪名的唯一希望。
但她不能告诉任何人。
因为此刻她坐在审讯室里,完全无法判断身边的人谁是雷的人,谁是那个看不见的手的人,谁是站在中立位置上的真正的执法者。那个审讯官甚至没有佩戴警号——他似乎来自某个不在芝加哥警局常规系统里的部门。而看守她的警员则像走马灯一样轮换,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她根本来不及建立起任何识别或信任。
如果她说出了记录仪的存在,那件证物很可能在她还来不及碰触到它之前就“消失”了。她必须等待一个绝对可靠的时机——一个能确保记录仪安全交到雷手里的时机。
而此刻雷在哪里?维克多是死是活?外面的局势怎么样了?这些她全部不知道。她像被关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等待容器外的人主动敲开一条缝隙。
她没有等太久。因为那天下午,审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走进来的人不是之前那些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