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体制的受害者都噤若寒蝉,只是低声诉说自己的冤屈;但哈尔发现,在营地里有一个地方,他们无法保持沉默,愤怒与恐惧在此相互交锋。这个地方是矿井生物的太阳神经丛,是其神经能量的中心;换个比喻来说,这里是审判台,矿工在此接受判决——要么是丰衣足食,要么是饥饿与绝望。这个地方就是“煤台”,在这里,从矿井里挖出的煤会被称重并记录。每个矿工从矿井出来后都会来到这里。有一块公告板,上面写着他的编号,以及他当天送出的矿车的重量记录。每个矿工,无论多么无知,都已学会足够的英语来读懂这些记录。数字。
哈尔回过神来,终于明白这里才是闹剧上演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只是看看,然后一声不吭,垂头丧气地走开。还有些人会自言自语,或者用粗野的方言相互嘟囔。不过,大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会说英语;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发泄不满,对着天空挥舞拳头,或者在称重主管背后骂骂咧咧。有时还会有人聚在一起抱怨,值得注意的是,营地管理员总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哈尔回头第一次注意到了迈克·西科里亚,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斯洛伐克人,在这片矿区已经干了二十年。迈克老爹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这就是我的体重吗,先生?您想让我相信这就是我的体重?”
“这就是你的体重,”称重主管冷冷地说。
“哼,见鬼,先生,你的秤准是坏了!看看那些车——那些车可大着呢!你量量那些车,先生——七……”长 10 英尺,高 3.5 英尺,宽 4 英尺。你却跟我说装不了 20 吨?
“你装得不对。”老板说。
“装得不对?”老矿工重复道,突然变得哀怨起来,仿佛这种暗示比愤怒更让他受伤。
“你看看我干了这么多年活儿,你居然说我不懂装车?我装车跟矿工一样,不像那些不懂矿井的日本人那样装。我把煤堆得像草堆一样,装得整整齐齐的。
”老矿工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瞧瞧!上面一吨,下面一吨半——你却跟我说我只能装 19 吨、20 吨!”
“这就是你的重量。”老板毫不留情地说。
“可是,先生,你的秤不准!我跟你说,以前我装的重量都够数。以前我装的车能装 45 吨、46 吨。我这哥们儿——你问他是不是这样。怎么样,博?”
“嗯——嗯。”博说,他是个黑人——不过身上满是煤灰,很难看出来。
“我没法养活自己了!”老斯洛伐克人叫道,声音颤抖,那双干瘪的黑眼睛满是哀求。“你觉得我能挣多少?”十五天,才五十美分!我付了食宿费,老天爷作证,先生——我就站在这儿——我发誓,我挣了五十美分。我挖煤,可没给我称过重量,我什么都没得到!你们的秤不准!”
“滚出去!”称重的工头转身说道。
“可是,先生!”老迈克跟在他后面喊道,把整个心都倾注在了话语里。
“这算什么生活,先生?你像头驴子一样干活,却什么也得不到!你烧自己的火药——一天半美元的火药——你觉得这怎么样?横切——你什么也得不到!掏柱子——你什么也得不到!刷煤——你什么也得不到!瞧瞧,老天爷作证,一个穷人,拼命干活,累得精疲力竭,血都快流干了!你们要把我饿死,我说!我总得吃点东西吧,不是吗?”
突然,工头猛地转过身来。
“住嘴。闭上你的嘴,不然我替你闭上。”
“给我滚出去!”他大声吼道。
“要是不喜欢,就赶紧走人!”
老人吓得浑身发抖,不再作声。他站在那里又呆了一会儿,紧张地咬着长满胡须的嘴唇;接着,他垂下肩膀,转身溜走了,他的黑人帮手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