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位于纳斯科维克的南方。在离开纳斯科维克之前,我们还在本地各个工作地点打工赚零花。我和亚伦都以为这样的日子压根不可能会有好下场,可是真的当我们背起行囊匆匆南下时,我们一直向南望,总也逃不出北方。
第一个愿意接纳我们俩这倒霉蛋的是还在六七岁时就认识的羽毛球教练。十几年来他好像不见老似的,更为离谱的是,我和亚伦认识他的时间甚至要比他儿子认识他爹的时间还要长。曾经难以望其项背的教练如今在自信爆棚的亚伦看来也不是不可能,企图要决一胜负掀翻教练的亚伦最后被教练一通暴打,鼻青脸肿的亚伦两局加起来没拿超过二十分,那晚亚伦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
真是怪事。那年我和亚伦拼死拼活赚了些钱,但是第二年开年,纳斯科维克来了一批新的教练团队,他们囊括了诸多运动门类,开出的报酬却一点也不低,熟悉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和亚伦才是那个上了当的小白鼠,一直在当苦力罢了。
紧接着的是盖尔兰德等一批纳斯科维克乃至放眼全岛都举足轻重的企业。他们开枝散叶的分部都曾满心欢喜地接待我和亚伦这两个准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安排了些既需要体力又需要脑子的工作,诸如老板的司机,流水线上撒盐腌鱼等等。即便如此,赚的钱依旧回不了本,究其原因,都在很多个夜晚购买大餐吃回来了。
临走之时加娜拽着亚伦的胳膊哭得惊天动地。不少驱车送子女外出求学的父母虽然也表现出各式各样的情绪,但像加娜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忪哭,独她一份。那个阵仗后来亚伦也不愿多提,善于比喻的他甚至打趣地讲,加娜的动作“能把火车的脸上哭出一个贝加尔湖”。因为那好像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湖。而加娜那天的情绪也足以匹敌那样的深度。
我和亚伦去的是同一个学校。那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恶臭的学校。但没办法,它愿意接受我们俩那惨不忍睹的成绩,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双腿公路此刻也不再恍惚不已,三车道变成四车道。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加娜始终淡定如常,历经车站送别的不淡定后,我和亚伦寻到座位,开始幻想着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出门之前我和亚伦查过些资料。那个城市不大不小,十分靠近回归线,一年当中有大半年都处在太阳无忧无虑的注视下。那还是个工业城市,夜景很漂亮,穿过城市的江水将四百多万人口厕身其间的庇护所割成了三块。有时亚伦向我抱怨,真是选错了地方,我们这辈子就和那些旁人看来肮脏无比的事情脱不掉关系了。一家子都是工人,走之前住工厂附近的家属区,走之后还在工厂,现在离开了工厂,居然还要前往另外一个更大的工厂。
学校就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四处是山。那天天气好得透底,我和亚伦趁着滚烫的太阳还没把我们屁股烤焦之前就到了学校门口的迎新处递交了有关文件,直奔宿舍楼。
打包费一块?这是亚伦最近吐槽得最多的一件事。他似乎很在意这件事,食物本身的味道好坏倒成了次要事件,饭堂的打包费昂贵得令人发指让亚伦无法接受。那明明就是个小号塑料碗,没有盖子,装什么都很费劲,碰一下就是一个裂痕,完全就是个无用的垃圾。即便如此还是要收一块钱的费用装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完全不可理喻。
除此之外,自认为具备高超的自理能力的亚伦就在入住当晚忘记把洗漱用品带进浴室,通过呼唤的方法亚伦尴尬地接过舍友递来的毛巾和浴袍,趁着没人觉察的空当套上了裤头,注视着落地柜里杂乱的衣物掉入了沉思的漩涡里。
有几个夜晚里亚伦开始思考这一系列的变化。说不上仓促,也说不上瞬变,就像某样慢慢流淌的液体,不具备任何腐蚀性,但就是能在流动后留下什么,那样无名的痕迹让亚伦逐渐开始变化,兴许直奔成熟的大门,兴许会让他性情大变,什么都说不好。亚伦不像部分第一次外出读书的孩子那样,深夜时分忽然开始情绪上头,过度思念故乡,父母,过去的一切,直到一个人闷在枕头里痛哭。有很多情绪亚伦自有其独到的化解办法。十几年来与遗憾,难过和低潮搏斗带来的经验让亚伦染上了诸如写作,音乐,阅读这样别具一格的爱好,活在这世上,不被人认可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亚伦还喜欢吐槽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学校的球场的质量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超低的顶棚,过少的室内场,并且随时有可能被学校征用以用作其他场地。我完全能理解亚伦时有时无的愤怒与这些难以理解的蠢事挂钩并非无事生非,我和亚伦都认为这种事就是愚蠢得无以复加,羽毛球场就是可以被拿来做除打球以外的任何事情,好像我们天生就该沦为鄙视链底端似的。
有一个晚上我问亚伦,你想她吗?
亚伦的回答丝毫不拖泥带水。这几乎是个送分题。我们都很想她,想念纳斯科维克,想念那里陈旧又不带任何生命力的一切,即使我们费尽心机逃离了那片寂静之地,可真当我们如今做到这一切了,那种源于藕断丝连般落叶生根的纠结与缠绕感时不时还会让我们感到几秒钟的窒息,尤其是在一些睡不着的深夜,细细嗅着窗外后工业时代实存的古怪气味,那种略显生涩但深刻的思念就愈演愈烈。
谁又能知道新环境带来的能是怎样的快乐呢?一千公里,准确来说是1050.73公里,当然这个数字仅是从互联网上寻找而来,如果纳斯科维克到学校的距离的确如此,那便如此。曾经我和亚伦都没想过那么多,仍觉得刚入高中的那个初春多少带着些幸福感,有盼头的日子,如今苦难持续,快乐逝去,甚至要开始考虑十八岁以后的事了的我们在那几年中的历练里仿佛就是一个笑话,至于那时候的自己,还在严肃地考虑着要不要花昂贵的十几块钱叫一辆车把一大堆新书带回家。
几天的日子过下来竟觉得轻松无比。这里的山多了起来,一路上我们见到的景色各异。灯火点燃了城市的同时也点燃了存活在城市里的生物们的心脏和血液——这趟火车跑得慢,早上醒来时可以随意直视铁路的对岸或是铁路本身,有略微稀薄的白云,有蓝天,有远处嘈杂的交通状况,有看上去像是工人公寓的大楼。
我和亚伦都不是很喜欢平原。有一种名叫逃离平原的逃跑计划曾经终日出现在我们的野心计划里。后知后觉的我们发觉,自己即将亲临一件事,那便是每年都要错过故乡的春天与秋天。即便我们居住的地方从未有春与秋的概念。但是曾经走在母校围栏外,注视着和煦的风一点点把成排的水杉的春芽抚摸开花,那种感觉是无法代替的。会有想念与一笑了之的错觉,但更多的是错过了只有浪漫的春天的遗憾。纳斯科维克从不是一个温暖的母亲的形象,它倒更像是一个生来阴郁的女子,撑着一把稍显陈旧的雨伞,落寞地步行在空无一人的厂房中。
火车越往南走,太阳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灿烂,睡前的那个晚上飘了一晚上的雨,和窗外的枝叶连带一并复杂浇湿的还有我和亚伦这颗心里叮叮当当的心绪。狂乱的铁轨有时能谱出一系列曲子,好像我们都爱听的音乐,读得懂的文学著作,它们或多或少都在无形之中告诉我们还活着。
旅途的最后一日,那天天上乌色不多,雨势并未在出行之中显现,真正实存于眼前的是路过的小村边一排排在浅水区洗澡的鸭子与大鹅,是一排接着一排再接着一排的青葱山包,是竹筏后的中年人奋力驱动竹筏后清澈见底的江水流过皮肤的心的跃动,那一切富有凉意并且愉悦的途径,得以从现实问题中脱身的亚伦发现马上要到终点了,却又发现自己有些低血糖,让他不得不冲上岸边寻找些食物解渴。
我们放慢脚步,一点一点走出车站。车站和写字楼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就好像地球的收纳箱,我们都是一些由文字和档案组成的黑色小点。
城市亮灯的那个瞬间,好像胸口中的什么硬块被击中了一样。那个城市中的少年构建的绕越弹拨着窗外转瞬即逝的电缆与云彩,这一切悄悄浮动我蓝色的心跳,今天由今天组成,这似乎是昨天,我却觉得这才是明天。
因为电器和灯光的点缀,古老的大桥换上了新衣,除了将南方与北方分开之外,桥的另一个作用会不会也是指引那四百多万在故乡寻找故乡的惆怅的孩子找回最后一点属于这块土地的美轮美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