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之路 第18章 女儿

’s daughter （女儿）

——开始讲述汤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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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时代在租界外的屋宅里度过。夜里我跟奶妈睡在一起，白日则往往独自玩耍，等待我父亲回家。他在奥利弗书院当教师，专为广州的商界子弟教授英文与美术。

他的许多素描在家里，石膏像高鼻深目，像他一样。

不像我。

后来我明白，那是因为我是捡来的。

“在全科医院门口。”奶妈把我抱在膝盖上，绘声绘色：“大雪天里，汤先生听见猫一样的细声在筐子里面哭，阿幸小姐就是这么来的。”

我就这么成了洋人的女儿。

家里有间光线充足的宽敞屋子，里边住着个肩骨畸形、只有一只眼睛的洋女人，和父亲一样来自遥远的英吉利，她是我父亲的妻子。我有些怕她，也有些依恋她。在听说身世故事之前，因着她像父亲一样漆黑的头发颜色，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总以为自己是她生出来的。

每天我都有任务，那便是早上起来、午饭后、睡前都进到那房间里陪谈。父亲若回家，也会同往，在那房间里我们仨都说洋文。她只会说洋文，因为“生了病，太累了，难免学不进去”。

而我总观察着她。

我名义上的母亲，似乎喜爱黑暗。她不愿打开窗帘，不愿到人们聚集的地方去，总用她唯一的一只眼睛怀疑又冷漠地旁观一切，从那只完好眼睛射向我的目光总很遥远。

但我还是习惯了进入她的房间，按父亲请我做的那样，尽可能用洋文同她讲话，只是并不期待回答。每天我都告诉她一遍我的名字，可她还是不会发音，也不会念，大部分时候她甚至不认识我，只偶尔抬头细看，然后皱起眉头：“幸莉娅？”

“是我，母亲。”

幸莉娅是我的洋文名。

有时候我看房间里的摆设：相框、漂亮的青花瓷瓶、许多小织件。还有一件蒙尘的照相机。它放在最低层的架子上，连我都能够到，但上面已经蒙了厚厚一层灰。

我不知道它放在这里是做什么的，母亲从不碰它。

每次离开，我都说再见。再见，母亲，我会再来看您。

然后我会走，因为知道她不会回答；她从未同我告别。

有时候父亲领我出门。

奶妈替我梳了辫子、穿了棉衣后，他领着我到书院里面去玩，那深处有个小庭院。父亲在书院里还有一个小房间，外边工工整整写上了【汤梦笙】三个方字，是他的名字。后来我也会写了我自己的名字，他拿识字课本教我写的。

汤——汤匙；

幸——幸运。

Celia.

幸莉娅，教徒的名字。奥利弗是所教会学校，等我长大，也要去女子教会学校念书。不过我并不是教徒，“幸莉娅”也只是听起来最像“汤幸”的名字而已。

书院里的人大多相识，见了他远远招呼：“啊，汤先生，今早有您的信寄来！”

英吉利很少有信寄给父亲，有些他读完会笑，有些令他眉头紧锁。那晚我听见他和母亲在房间里说话，是模模糊糊的洋文：“你……母亲……去世……奥古斯塔……”

长久的沉默后，母亲平静、冷淡地吐出一个字：“好。”

父亲又说：“……要不要……回……？”

回到哪里去？可我先听见一声巨响，它把我给彻底吓住了。一阵混乱低语后，我听见一道声音，一道不像是人发出来的，嘶哑、尖锐、近乎哭喊的声音穿透窗缝：“不，不。不，不，不……”

它渐渐弱下去了。

可我忘不了那道哭声。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她，见两尊瓷器不见了，母亲一连好几日阴沉着脸，似乎不认识人。父亲的眼下总是发青，常常急匆匆地出门，似乎是有些熟人住在租界区里，他要跟他们说些事情。其实不仅那几年，我小时候的大部分日子都混乱如梦，打仗——英吉利和法兰西在大清的大海和土地上【1】——可我们这样一个拼凑起来的家又算什么呢？没人告知我答案。但仿佛不知不觉间，或者一夜之间、一眨眼间，无数相关不相关的事情一齐发生，奶妈注意看着我别随便出门。

她说阿幸小姐，这乱世道总算该结束了，千万别出了岔子了！

可最后还是出了岔子。

并非事关奶妈常害怕念叨着的流民、乱军或者鸦片，而是父亲的心力衰竭症。

可怕的疾病！据说他捡到我那日就是为去医院看心脏上的毛病，多年来不见后，反而愈发严重。父亲为此入住了两次院，每次回来都枯瘦不成人形。第二回他让另一位先生陪同回来，我担惊受怕地跑上去抱住他，这时候父亲面上带笑地按在我肩膀上，朝身边那人道：“杨兄，你看，这就是我家阿幸。”

我悄悄抬起眼睛。

被称为“杨先生”的男人和我父亲一样留着胡子和辫子，但显得年长许多，辫子也更稀疏。

此后他常到我们家来，跟父亲在书房里边攀谈。

杨先生家也有个跟我一样也是七岁的女孩儿玉秀，她来过两次，我们在房间里玩九连环。

后来文秀不来了，杨先生也不来了。

父亲不到书院里去了。

再后来，他躺在床上，根本不起来了。

心力衰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我父亲心里又一天天的在想什么呢？

到九岁时我已识得不少字，有时帮他整理些信件、报纸、便签、日记。自一八五五年底起，他什么都写，像“就反鸦片贸易事宜的文章登报，略有反响”；“达琳今日精神、食欲振。改日应再食猪蹄，炖至软烂最佳”；“今日遇马礼逊，不欢而散。他称我所思所想，皆是不敬。主对大清人降下了眷顾，那是必将被施加于这片土地的公义。我对他说，那不是我所理解的‘公义’……”；“他们弄丢了我的信！”

但如今他写不出文章，也不写日记和信了。等有日我到他屋子里去时，他忽然问我：

“阿幸，还记得杨先生吗？”

“记得。”

“玉秀最近不常来了。”

“好久没来了。”

他思忖片刻，又问：“阿幸，再过些日子，等……你乐意去跟杨玉秀当姐妹吗？”

“姐妹？”

“再过不久，英吉利那边会来人接走你母亲。”父亲深陷在枕头里，两只眼睛直直地望着我脸上看，“杨先生跟我已谈妥，愿意接你去跟玉秀作伴！你跟她不是玩得很好吗？”

这分明是交代后事了！一阵恐惧倏地升起，我哭了起来：

“不，我不要走……”

就在那时我感到自己听起来像母亲。那天夜里，似乎提及回到某地的时候，她发出过更加癫狂压抑的哭喊。“她肯定也不走！”我恳求似的说，但只等到父亲的叹息。晚些时候我照例去母亲的房间跟她说话，心烦意乱，肯定讲了一些小孩子的胡言乱语……可她一反常态地平静，没有发脾气，没有哭泣，眼睛空空地望着屋角，仿佛我从不在这里。直到我提及杨先生的事，父亲说等他带走我，我或许是要改姓的，说不定连名带姓地改。

我没指望什么回应。

可就在那个时候，母亲突然看向了我，目光锐利。

“杨？”

我吓了一跳，说话也颤颤的：“是，母亲。”

“杨小姐，杨小姐。”

“母亲？”

“噢，幸莉娅……”

她从来没有用那种语气朝我说话、用那种眼神紧盯着我。

我吓坏了，但她随即恢复了以前那种模样，我实在说不清那是否真发生过。

但母亲是真要走了，回她出生的英吉利去，洋人的船随时会来，据说是她家那边的亲戚，之前很少联络。因着一些原因，我父母的结合似乎对他们各自的家庭都各添一道裂痕。父亲很挂念这件事，即使在他去世的前几天的时候。那些日子里大夫进去又出来，我进那屋子里时，母亲照例不闻不问地在她自己屋里。墙上有幅杨先生之前送给父亲的山水画，他看它看了半天，又看着我，像不认识我了一样。

要过上半天，他才会恍然大悟似的道：“阿幸？”

“是我。”

“你母亲已经走了吗？”

“没有，船还没有到。”

可船总会到的，正如另一件事总会发生，万物皆有尽头。

我呜咽着扑到床边上，紧紧攥着床单：“我真怕啊！”

父亲将一只手搭在我头发上，没有流泪，却显得比我更悲伤。

“我本想过让你二人搭伴。”他缓声道，“可你不走的好。阿幸，你还太小，你不知道，一个人得先下定什么样的决心，才可以选择离开自己的祖国。”

“什么样的决心？”

可他不提了。

父亲一言不发仰着脸，看着头顶，呼吸对他已经变得艰难。

“我叫人来。”我小声说，晃晃悠悠爬起身。到门口时，却听他忽在我身后又开口，只剩下气声：“阿幸！”

我赶快回去。

“不要害怕。”父亲的口吻奇异地带着些许灵异，他摸了摸我的袖口：“你会是幸运的女孩。”

【1】汤幸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即由英法联|军实行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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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