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年柳絮儿扬花的季节,丰年病了,一下子就病得气息奄奄的,是那种剧烈的呕吐拉稀,劳工队里的十好几个工友也一起病倒了,同样的症候,也都是没白没黑地拉吐,后来来了个穿白大褂、带口罩的日本人,他站在的棚子门口处,远远地往里面望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那些人,皱着眉扭头跟中队长说了声“虎烈拉(霍乱)”,然后转身就走了。
中队长闻言色变,下令立即查封棚子,日本兵们如临大敌一般,他们先用草绳子把整个窝棚给围住,随后持枪日夜把守窝棚,不准任何人进出,再后来,他们在棚子的四周围架起了不少的柴草堆,还拿来了几只汽油桶,看样子他们是想要连人带棚子一块烧掉。
丰年、福生等病得严重的人已经拉了三天三夜,拉得快虚脱,这会儿他们躺在铺上只能仰望着天棚死死地发呆,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剩下,心里想着很快就要这么悄没声地死去,这下子再也朝不见爹娘的面了,这个世界虽然很黑暗,活着尽管很艰难,可是,人世间走一遭竟落得这样的下场,还是这样子惨烈地离开啊。
他们便不停地流泪哀叹,而十几个没染上病的或者病症轻一点的男人则发疯似地哭成一堆,男人那绝望的哭声比起女人凄厉的嘶喊声来更令人心碎。
劳工们的内心被巨大的恐惧和绝望给塞满了,后来,他们哭不出声了,心里反倒渐渐平静了下来,变得像一团死灰,于是他们就干脆坐等受死,因为于他们来说,死亡此时已经变得不那么可怕了,而等待死亡的过程却变得格外漫长、格外让人焦躁不安。
日夜依旧在静悄悄地轮替,死寂般的长夜过后又迎来了黑暗的白昼。可谁想,又这样干耗了两天多,天可怜见,求生的**是如此强烈,丰年他们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中队长见棚子里的人没死成,又渐渐还阳了,他便让人在窝棚内外撒了些消毒水跟石灰,又等了两天,他看看再没什么传染的危险了,这才下令撤走了看守的士兵、搬走了那些柴火堆。
死罪逃过,活罪难免。这天,他们又去码头装货,都是些沉重的木箱子,丰年没小心被地上的树根给绊了一跤,箱子咣啷一下摔出去老远,里面撒出些白色粉末来。丰年正吓得不知所措之际,老张头过来瞧了瞧,见箱子没摔碎,便拍拍丰年的肩头,小声道:“好样的,接着干。”
老张四下瞅瞅身边没有日本人,就故意把手里搬着的箱子也往地上摔,后来大伙听说了,全都偷偷摔起箱子来,那些箱子倒结实,摔也摔不散,外面看不出什么毛病,可里面的瓶瓶罐罐却被摔破了不少,遇上里面有盛着液体的瓶子碎了,日本人就算发现了也找不出是谁干的,一大摞箱子码成了垛,要想找出哪个在漏还真不容易,气得中队长一个劲儿地臭骂刘彪子,还拿脚踢他、打他耳刮子,刘彪子受了委屈就又返过头来臭骂劳工们,却拿他们没办法。劳工们表面上不做声,心里却悄悄高兴,回头接着搞破坏,有那纸袋子盛着的货物,他们便用手给抠开个大点儿的窟窿,走道时还颠啊颠地,故意多抛撒一些,有一次装运的是牙膏粉,被劳工们撒出来的粉末弄得空气里满是薄荷的清香味道。
可是,这次日本人不打也没骂,大伙心里反倒惴惴不安了起来,终于,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上工前中队长命令所有的劳工们都在大操场上集合。劳工们老老实实地站成排,看着荷枪实弹守在四周的日本兵,心里生出不祥的预感来。
果然,俩日本兵架过来一个人,那人耷拉着脑袋,四肢无力地低垂着,但看样子他年岁不大。当日本人把他捆绑在前台子上的长凳上时,大伙这才震惊地发现,原来是福生那孩子哦,就全都吓得心慌意乱,低下头来不敢正视他了。
那俩日本兵轮番重重地棒打福生,福生开始还能叫唤两声,很快他便没了声响。中队长指着福生的尸体训话:凡是逃跑的,一概统统打死。
就这样,丰年在惶恐中过了些日子,可有一天早晨,他睁开眼突然发现,日本鬼子突然全都不见了,连二鬼子也不见了。
“日本人投降了”,“青岛光复了”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劳工们高兴得抱头痛哭起来,丰年掩面哭了一阵子,心里忽然明白了,他撒腿就往东南方向跑,跑啊跑,一直跑了两天两夜,鞋子都跑丢了,这才跑回家见到了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