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依旧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全国上下却处处洋溢着奋发进取、乐观向上的氛围,全民相应党的号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高涨,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卫星”满天飞,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遍地开花,**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中国实现。
忙过夏收后,丰年带着俩半大小子回永泰里看望爹娘,南屋叔按上一袋烟,慢条斯理地问:“听说,乡下都实行人民公社了,你那里可好?”
丰年道:“挺好的,公家啥都替咱打算好了,连吃喝拉撒都全包,公社有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小孩子上学也不花钱,公社出农具、种子、肥料什么的,俺们社员出工、出力气就行,啥也不操心,天旱了、雨涝了,缺吃少穿了,灾呀害的,都是公家给保底儿,咱再不愁会饿肚子了,天堂就是再好,还能比这强哪儿去?”
南屋叔一个劲儿“吧嗒”着嘴里的烟袋,没吱声,婶子欢喜,道:“那就好,咱国家都几千年了,历了那么多朝代,哪个皇上能让老百姓不操心吃穿就是好皇上,咱现在这是赶上了好朝代,都是托**的福,托**的福。”
南屋叔“嗤”了一声,慢悠悠道:“好则好矣,未尽善焉,为一时之利,杀鸡取卵,必不长久。”
南屋婶子不乐意了:“你个死老头子,拿腔拿调,说什么呢?!这么好的光景你还不满足?我跟了你几十年了,拢共吃过几顿饱饭,你说,嗯?”
丰年道:“爹您说得没错,上级要求咱村上报夏收产量,听说隔壁王戈庄报了小麦亩产5千斤,俺们村长就使了使劲儿,报了个亩产5千5,后来夏庄更狠,报了个亩产8千斤,他们还派了秧歌队到县里去报喜,害得俺们村长老后悔了,说是早知道咱也放个亩产万斤的特大号‘卫星’,嗐,**也不下来调查调查,谁见过亩产过千的麦田?”
南屋叔道:“饼再大也大不过锅,吹这么大牛,高兴一阵子也就罢了,怕是会害了国家,最终也害了咱们自己。”
婶子不屑道:“你个吃咸菜、嚼苦瓜的命,倒要操心皇上的御膳,吹吹牛还能咋地,能吹死人么?哪个膘子嘲巴(傻子)不喜欢看秧歌,倒喜欢听那丧曲?”
丰年道:“爹,听你这么一说,我的确有点担心,就说夏庄吧,他们把快收的麦子从各处挪一块儿去,地里的麦子倒是紧挨紧,密密麻麻怪喜人的,领导下来视察,只远远地看了一眼,说了几句过年话,然后,在表上填了个数就调腚走人了,也不知那些挪过窝的麦子最后能收起来多少,反正,我看够呛,麦子都一样种法,收多收少,谁心里没个鸟数?!”
南屋叔忧道:“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大臣们为了取悦皇上,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到最后还不是害了皇上、害了百姓?”
婶子不以为然:“天塌下来有**顶着,我就不信,**能眼看着咱饿肚子会不管!”
南屋叔沉思了半天,建议道:“丰年,要不你去跟达源说说乡下的情况?他是市里的领导,有机会跟市长、省长说上话,让他也跟上层反映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再这样下去,浮夸虚报的风气一旦形成,往小了说,人心浮躁、不干正事;往大了说,国家有亡国之虞,我等草民虽人微言轻,但进言的人多了,国家领导自然会重视。”
婶子插嘴:“搁以前,达源也就是个七品芝麻官儿,他又没后台,说话怕是不好使,你若真要想找人进言,那也得找咱瑞雪说去呀,他在省里,不比达源官位大?跟省里的领导也更近便不是。”
南屋叔不以为然:“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也盘算,瑞雪那一级的干部哪儿能随便说话,一个不小心说错了,再大的官位也能给一撸到底,达源不一样,他那个芝麻绿豆官儿,没人看眼里,不招人嫉妒,再有,县官不如现管,他说了没准儿更管用。”
婶子道:“你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做甚!不就反映个实际情况?这又不是去犯杀头的罪,还要掂量掂量值不值、敢不敢,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谁也没逼着咱一定得干。”
丰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娘,咱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自己家有事情,哪儿能看着不管?我这就跟达源哥说去,反映不反映在我,上不上报在他,各人有各人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