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我确实有很多非常依赖的对象,比如挚友二三,比如我的父母,有他们在时我表现得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或者有个能干CEO的甩手掌柜。但他是我最不愿意麻烦的对象,而形势所迫我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麻烦他。
去年我挣扎过,但确实找不到别人帮我递东西给即将来伦敦的云云,更没有别的男性能够送我和三个二十多公斤的行李箱一起去机场。云云算起来和我是隔了很远但平辈的亲戚,更难得的是和我一般大的年纪,读书也同级,明年也要来我刚毕业的这所英国学校读硕士。在我的盛情相邀下,云云理所当然地承接了我在这座城市仅有的锅碗瓢盆等全部资产。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一样,临走前的我愣是找不到一个人能寄存我那不值钱的全部家当并将它们交给云云。走投无路的我最后“turn to my ultimate choice”,点开了那个人的对话框。每次给他发消息前我都要在文件传输助手反反复复打好草稿,就像给我导师发消息之前那样。我告诉自己,真不是我故意要麻烦他、找机会在他面前刷存在,是我别无选择,我问心无愧。
我没想到这次也一样。原本对我来说,这次旅程仅仅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故地重游(和英国大选之前的幸运狂欢)。回来之后的我会在某一天随便问他一句,我来伦敦玩了,你有没有时间出来吃个饭?在饭桌上,“small talk, work and weather”, 仅此而已。能再见一面已经是我用尽力气求来的无价之宝。但事情总会有变故,就像通辽宇宙里那样,不出意外的话意外总会出现。因为她阿姨的到访,狭小的公寓无法容纳三个人,我没法按照原计划住在云云那里,我最后能去寻求帮助的还是只有这个人。不同的是,这次的要求看起来非常无理——住一个月。我不确定他是否能接受这种过分的、收留一个异性居家30天的要求,我也非常“不配得”地在发给他的微信消息后面打了补丁:如果不行的话,我去找个短租。虽然短租意味着一笔不小的费用——世界中心的房价甚至远远超过了我所处的北京,可我还是想力所能及地做一个体面的、有骨气的人。
我不太清楚怎么定义他在我心里的位置。用流行的“crush”描述太轻,用“初恋”指代太儿戏,毕竟哪有人会毫无根源地惦记一个小学同学惦记十年多呢?可我说不清惦记他的缘由。难不成是因为他曾经在我惊慌无措时帮我打死过一只蟑螂?还是在那些听不懂的数学课上,他给我讲他的弟弟买彩虹糖,他的奶奶给他的裤子打棕色的小熊补丁?
后来再见已经是高中。他在嫡系部门,我是旁系外戚,两栋教学楼之间相隔了五六百米,我需要跑两三分钟才能到,即使身处同一片围墙之内平时也很难见到。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能面不改色地用拖鞋打寝室里的钱串子,扔掉床铺上出现的小强,清理夏夜走廊落地窗上的蚊虫,不过依然听不懂数学课。偶尔见到他,是文理分科之前最后一次期末考试被分到了一个考场,是在高三时候理科班贴出来的全校大榜上。我傻乎乎地从第一页开始找,看到了晴晴,看到了絮絮,看到了许多熟人的名字,直到倒数第二页才看见他堪称“焚书坑儒”的成绩。语文九十多分,英语刚上三位数,以及一个我觉得自己现在弃文从理也能考出来的总分。
时代变了。明明当初考上嫡系部门的都是天之骄子,五六年后也依然会有寒门学子“倒反天罡”,促成阶级流动。
我甚至记不清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高考之后,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走散了。如果不是絮絮和他成了一个班的大学同学,我根本无处知晓他身在何方。
或许本来早就已经忘了这个人,却因为去英国留学的重逢而再次唤起一些早该被扔进垃圾堆的情绪。我去英国读书的那一年,他刚好处于硕博转换的关口。我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已经续费成功,继续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猝不及防的再会让我本如死水的心房再也无法平静无澜,我甚至痛恨自己没有那样好的家境,可以让我再脱产四年,在那个昂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都再读个学位下来,是不是顺便可以…
不过就像我的挚友所说:“我要是有钱了,就读个最没用的博士,比如艺术史博士,就图一个我喜欢。”我无法更赞同他对文科博士的理解。不过,既然“有钱”这个虚拟的前提条件都不存在,就别畅想剩下虚构的未来了。
或许刚去英国的那个时候我不该和絮絮要他的联系方式的。
四点多开始,短短几行字的消息我翻来覆去编辑了好久,和我做心理建设的时间一样长。那个五月的下午六点多,我鼓足了勇气在操场上闭着眼睛按下了微信绿色的“send”后鸵鸟一般给手机打开了飞行模式,跑回只剩我一个人的寝室投身于论文的海洋埋头苦读。寝室里其他三个人一早结束了和论文的肉搏战,回家享福去了。只有我还在为“英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导致了脱欧的结局”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从六点奋战到八点多,在有道和deepl的帮助下速通两篇参考文献后,我觉得是时候收割一下微信聊天的成果,却发现两个小时前的自己因为太紧张消息没发出去,对话框里满满当当塞着自己增删五次的文本,倒映着我的胆怯。
这次倒是没花多久就重新建立起了来之不易的信心,我咬着嘴唇狠狠地把再次确认无误的消息发了出去,等候着这个人的最终审判。
每次给他发消息我都给自己做好了充足的“失败的”心理建设,因为我知道我从来没资格对他提什么要求。但我忽略了在真正重要的大事上他似乎从来没有拒绝过我。
他的回复来得和上次我问“能不能送我去机场”时一样快而简洁。上次他只说了一个“好”,这次说得稍微多了点:“能帮忙做饭吗?”
能给他做饭,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再荣幸也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怀揣着大半年没进过厨房的忐忑,我还是飞快地敲下死要面子的三个字:没问题。
我不知道对他来说和一个异性在1B1B(1 bedroom 1 bathroom)的房间居住一个月算不算问题,不过对我来说,的确算个问题——如果这个异性不是他的话。当然了,不管这个异性是谁,这件事都不能被爸妈知道。我隐约知道爸妈会生气的原因,但不敢细想。
住宿方式无非就是打地铺、睡沙发,对于寄人篱下来说都是很好的方式。能免去在伦敦高达一两千“胖”一个月的住宿费已经很好,还要什么自行车?不过这问题似乎不是当务之急,我还有晚得不能再晚的全院乃至全校压轴的论文答辩,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面试和意料之内的旅行计划。“怎么住”明显是“房东”更需要操心的问题。
接着,“房东”的消息很快就来了。他一向是个擅长提出并解决问题的人,他提出了“客厅没有窗帘,早上很晒”的问题,又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地上铺上一层塑料布,我在卧室睡床垫子。在两个月里不断往返江南、帝都、北方家乡并惯于睡卧铺连轴转的我当然不会有异议,满口答应之后才后知后觉:1B1B难道不是只有一个卧室?那可就跟去年9月我曾经住过的2B1B完全不一样了……寝室里的空调风吹得我打了个震天响的喷嚏。
我没问,他也没说。
既然我们都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吧。
他那张嘴还是和以往一样让我又爱又恨。他不说话不回消息时,我会想“他为什么不回消息,他是嫌我烦吗”;他一说话一回消息,我又恨不得缝上那张嘴,让他永远别再说话。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从国内带过去的?我都帮别人带了双鞋过去,合该给这个最应该感谢的人也带点来自中国的爱。
他说想吃罐头——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实用主义者的诉求始终如一。
我挠挠头,可跨国飞机没法带肉蛋奶呀?
他说,要不你带几克某某化学物质过来。
这真不是个我会喜欢的笑话。我物理化学学得再烂也该知道那一星半点的提纯物足够我这辈子在某个地方“衣食无忧”了,或者我这辈子就在拿到硕士毕业证前夕直接被强行画上了一个尴尬的句号。和我们学政治学的喜欢讲的地狱笑话不一样,这则化学笑话太严肃了,一点也不好玩。
就不该对他好,我真是闲得慌。咬着牙关掉手机,看着电脑上从去年八月份一直改到现在的一百多页的毕业论文,我觉得这男的可能还是比论文可爱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