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原苏联在海外的一切财产、存款、外交机构、使领馆等均由俄罗斯接收。
红色的锤镰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落,这是这个地方最后一次响起苏联国歌,随着歌声的落幕再度升起的是象征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
直到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机场的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对他说“欢迎来到俄罗斯”,弗朗西斯科才终于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变化。
那些举着俄罗斯国旗在街上游.行的年轻人为国家的变革而欣喜,他们终于不用再负担那些贫穷的加盟国,终于也能拥抱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们对变革高谈阔论,就像谈论一个新的希望。
绝大多数人都在谈论苏联的变化,只有少数人敏锐的意识到这次变革后续可能带来的利益。
1991年,西班牙足球豪门巴塞罗那是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最大的球队,时任巴萨罗那主教练的是他们曾经的明星球员约翰·克鲁伊夫,克鲁伊夫打造了一支神话般的队伍,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也给球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数名球星因为不堪忍受强烈的身心负荷而转投其他球队。苏联的骤变同样让许多豪门都将目光焦距在她遗留下来的这支世界杯冠军队上,巴塞罗那也是其中之一,而他们的首要目标当然是阿列克谢·索科洛夫。
和后来那些人想象的不同,1991年的索科洛夫远远没有后来的声望,那时多数俄罗斯人都在兴高采烈的地拥抱资本的新世界,而他只是一个老派的、见识短浅的**者,共产童话已经是过去式了。因着他曾经为国家获得的荣誉,他们或许不会在明面上流露出鄙夷的情绪,但多数人都认为他早晚会放弃那些幼稚的思想,认清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真正对他有利的。
当克鲁伊夫的助理教练弗朗西斯科·班德拉斯*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雪地里烤油箱。
这个举世闻名的苏联球星生活得极普通,没有比赛的时候他和附近的其他工人一样居住在一栋赫鲁晓夫式的老公寓里面,他的祖父就在附近的疗养院。索科洛夫的父母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先后逝世,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是他仅存的最后一个亲人,苏联解体的消息给这个老党员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当天下午他就被送去了医院,经过抢救之后暂时被安置了疗养院。医院里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精神病院人满为患,他们被这个国家抛弃了,成了守旧的、接受不了现实的那部分。
皑皑的白雪覆盖着街道和路灯,皮鞋踩在上面,随步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到处都悬挂着庆祝节日的装饰,那些亮晶晶的彩灯缠绕在行道树上,商店橱窗后展示出精心装点过的塔形枞树,冲淡了苏联解体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
弗朗西斯停下脚步科试探性地喊他的名字:“索科洛夫先生?”
“什么人。”索科洛夫关闭点火器循声看去,昏暗的灯光勾勒出斯拉夫人棱角分明的侧脸,他身旁的那辆车甚至只是一辆普通的大路货。
“您好,我是巴塞罗那助理教练。请问您能不能抽一些时间和我聊聊转会的问题,只要几分钟就好。”他忙不迭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语气恳切地向他介绍。
索科洛夫拉开车门点燃油箱,没有合拢的后备箱里放着一颗修剪好的枞树,隐约能看到一些装在塑料袋里的饰物:“我还有事,明天再来吧。”
“不!等等!我可以等的!先生!只要几分钟!只要几分钟就好!”弗朗西斯科急急忙忙跟上去,拦下来这辆汽车。而后他如愿坐上了汽车后座,讪笑着组织语言向他承诺巴塞罗那将要给予他的优渥待遇——索科洛夫甚至没有一个经纪人,以至他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冷遇。
汽车停进疗养院,他把后备箱的枞树扛进大厅,西班牙人也跟上去帮忙。
疗养院里大多是老人,暖气让室内的空气变得有些沉闷,索科洛夫听他说完所有这些,只说如果要去巴塞罗那就会给他打电话,弗朗西斯科难免有些失望。
他冲他打了声招呼,推门出去抽烟,然后他听见一声刺耳的尖叫——有人从楼顶跳了下来,就落在他面前不远处的花坛,就像一颗鸡蛋啪地被水泥和砖块磕破,蛋清和蛋黄全流出来,弗朗西斯科忽然有些反胃。
他在雪地里熄灭烟蒂,逆着慌乱的人群回到疗养院,撑着墙壁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双手颤抖得厉害。他眼里的俄罗斯,这个苏联的后继者忽然戏剧般地分裂成了两个部分,那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和眼前这些已经绝望地失去一切的。
等西班牙人回过神,他已经被护工搀到长椅上,她往他身上披了一块毯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弗朗西斯科抬头看去,苏联门将在向一个躲在他身后的男孩解释什么是死亡,他紧紧攥着他的衣摆,红着眼睛用带着颤音的声音问他:“我们的国家发生什么了,先生,她也死去了吗?”
索科洛夫忽然沉默下来,他没有说话,一直到男孩被前来探望病人的家长领走,他也没有开口回答他这个问题。
男孩握着母亲的手希冀地回过头看他,他说:“她只是产生了一些变化。”
弗朗西斯科感到晕眩,他没由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呕吐欲——他已经记不起自己最后究竟是怎么离开这个国家的,只记得1991年的冬季转会窗口最终把索科洛夫带去了意大利,而西班牙人后来很久都没再去过俄罗斯。
远在基辅的安德烈·舍普琴科对那个动荡的1991有更复杂的印象。一切都终结于一个沉闷的新年,他们下楼去公园广场看烟花,有许多人笑,也有许多人哭。就在烟火绽放的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他再也不能说自己是苏联人,他成了乌克兰的孩子,而索科洛夫也成了俄罗斯的英雄门将,他们之间的距离忽然被风拉得更远。
“新年快乐。”
他们说。
新的一年就在这样的声音里到来了,印着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变成了乌克兰的蓝黄国旗,然后一切都变得苦涩起来,失业的工人和流浪汉越来越多。那时有许多人满怀欣喜地奔向曾经梦寐以求的自由,他们中的很多其实并不明白自由意味着什么,只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些对资本侃侃而谈的政治家也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但最终等待这些人的却是刺骨的寒冷和贫穷。
卢布很快就变成了废纸,银行外拍着绝望的长队,更多人跌进了这个看不到出路的深渊,于是人们开始咒骂自由,咒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咒骂那些窃取了所有社会财富的寡头,但更多人只恨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舍普琴科再次从乌克兰的报纸上看到索科洛夫的消息,上面写他成了AC米兰的新援,他不再谈论那些有关苏联足球未来的话题,就像那些寡头和资本家一样,他也抛弃了他们。
他再没看过报纸,他和那些街边的混混一样学会了抽烟,这个不到二十岁的乌克兰前锋很快就通过在球场上的出色发挥得到了诺巴诺夫斯基的认可,他们说舍普琴科是他继索科洛夫之后的又一个得意弟子,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厌恶这种说法,可他不得不承认,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影响他那么深。
其实舍普琴科很快就释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非黑即白的乌克兰男孩,他知道他当然值得那些豪门开出的高薪,他当然有权离开这个灰暗的泥潭,那根本算不上背叛,也没必要感到厌恶。他想他感到背叛的根本原因是索科洛夫曾经给过他那样美好的、有关苏联足球的希望,但那甚至算不上是个错误。
直到某一天,诺巴诺夫斯基先生在闲谈里告诉他,索科洛夫一直以来都在用自己的薪水救济那些曾经被归纳为苏联人的流浪汉。
他忽然愣住了,舍普琴科又回忆起曾经看着那支苏联球队高举起大力神杯的心情,那些尘封的记忆纷至沓来,一幅幅一页页地从脑海深处翻涌出来,索科洛夫在他心底的形象倏尔又变得复杂起来。
那天之后,安德烈·舍普琴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戒烟。
他要去AC米兰,他告诉自己,他一定要到AC米兰去。
什么叫我终于更新了,我早就更了好不好,只不过是替换的前面的番外所以可能没有更新提示
*弗朗西斯科是我捏造的人物,因为实在查不到真人
播种者将种子撒入匀整的犁沟。
他的父辈祖辈同样在这里走过。
种子在他手里闪耀着金光,
但它必须落入黑色的土壤。
在那里,瞎眼的蛆虫洞开通道,
种子枯萎然后发芽,只要时候一到。
我的灵魂遵循同样的道路。
先是沦入黑暗,然后获得第二次生命。
而你呀,我的国家和他的人民。
经过这一年,也会死去而后更新。
随后我们都赋有同样的智慧。
所有活着的人都会走出各自的道路。
——霍达谢维奇(俄罗斯)1917年12月23日《走种子的路》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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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索科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