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虐/be向』旭日东升西落 第66章 第六十五章：盛世（上）

安珺从小就喜欢搞各种发明创造,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尽己所能的为祖国做出贡献。

在从苍梧中学毕业之后,他并未参与到真理主义运动的浩荡浪潮之中,而是径直来到了首都恒荣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博闻大学,在机械工程专业就读。

他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国外的理工科人才。

安珺一向对政治淡漠冷感,甚至可以说是毫不关心,在他的思想里,似乎只有国籍的概念,而没有关于阶级和党派的认知

他认为自己效忠的是作为祖国的陵山国,他的所做所为,都只是为了助力自己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他不愿掺和进“真理派”和“权威派”的争斗之中,甚至将两派相争视作一种不可理喻的行为。

“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他们在争个什么劲呢?”

在安珺看来,无论最终取得胜利的是“真理派”还是“权威派”,都和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只要好好上自己的学,毕业之后好好搞科研,尽可能多的给国家做贡献罢了.

“我不管台上站着的是李昭旭还是蒋经纬,我只想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我是一个陵山国人,仅此而已。”

后来,在陵山国中央政府内部出现了“守正派”和“改良派”的分歧之后,安珺也依然表现地漠不关心,他不愿意“站队”,他想一辈子保持中立。

只是一心渴望着“保持中立”的安珺终究还是在不久后的将来被裹挟进了这场黑暗的内部斗争之中,彻底沦为了连启平等人栽赃陷害对方的工具,作为一个导火索般的牺牲品被迫害至死。

江衡救不了他,张尚文也留不住他,连李昭旭都没能做的了什么。

他不愿意“站队”,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强迫性地将他塞到某一队某一派之中,充当自我粉饰的有力武器。

这是独属于某一段时代的悲剧，投射着那一个悲剧的时代。

在陵山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年中,一切都像“蓝图”所规划的那样,稳中求进,健康积极地向前发展着

陵山国的大多数日用品,桌椅板凳锅碗飘盆衣服鞋子之类,都不需要再从外国进口了。

陵山国生产出的轻工业产品也不再是粗制滥造进和效率低下的代名词,这在从前那个几乎一切都要依靠手工生产的年代简直是不敢设想的。

更加令人振奋的是,陵山国的钢铁产量较三年前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虽然质量依旧比不上以工业发达著称的永绪国,却已经是一个极其难能可贵的进步了

“我们陵山国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却没有先进的工业技术,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原材料,再用高昂的价格把成品买回来,这样下去,就是金山银山也不够我们挥霍浪费的,

况且,他们现在愿意赚我们的钱,把我们自己造不出来的东西高价卖给我们,以后呢?万一我们和他们的合作关系破裂了呢?万一两个国家之间打起仗来了呢?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其他国家怎么样我们也不能断定,国际关系总是复杂多变的,谁也不能永远靠的住。

所以说，把技术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李昭旭在三年前发表的这段重要讲话,已经如同阳光雨露一般滋润着陵山人民的心灵,各行各业的人,尤其是科研工作组的成员们,都充满了顽强拼撞，自强不息的干劲。

到了1876年,国家直属的科研中心已经将规模扩大了三倍有余，各领域“人才”增加了二百多名。

他们不再像先前那样,一大堆人解决一大堆问题,分工不明确，也无法保证创新效率最大化。

现在，这二百多人按照各自的专业才能被分为了四个科研小组，分别是“入微””求是”“务实“和“卫国”

“入微”,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一些构造精密的物件，需要科研工作者们精益求精,不容忽视半分，

“求是”则主攻生物方面,负责研制治疗各种顽固疾病,尤其是严重传染病的药物,

“务实”主要针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研究一些具有科技色彩的,便民利民的设施以及百姓平日需要的各种东西,

“卫国”负责研究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不会主动拿起武器,但是,一旦有谁妄想着侵扰我们,我们将会义不容辞的予以反击。”

在1877年,以安珺担任组长的“入微”科研组研制出了陵山国第一块自主生产的机械手表一—他为自己的科研成果命名为“安康”

“这手表看上去是个小物件,里面却也蕴藏着大学问。”在“入微”科研组的“庆功大会”上,李昭旭亲临现场,给予勤恳工作着的科研工作者们表彰与勉励。

”几千个细小的零件,每一分每一毫都必须严丝合缝,联接紧密，它才能正常的运行,你们也是一样,只有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大家互相配合，彼此帮助，共同努力，国家的科研事业才能有大进步。”

在成功突破技术难关之后,陵山国各大工厂开始批量生产安康牌手表,彻底打破了永绪国“锐泽”和“福道”两大手表品牌垄断市场的屈辱历史,开创了一个以独立自主为主旋律的新时代。

“从前,永绪国人每卖给我们一只手表,他们就要从中捞取三百元到五百元的利润，他们使劲地抬高价格，就是欺负我们自己造不出来，我们能让他们欺负一辈子吗?坚决不可能。”

安珺的态度仍然是那样的坚毅而决绝,就像他当年在苍梧中学的时候,极力渴望着发明出陵山国人自己的音乐盒那样。

他总是迎风而生,逆流而上,不畏艰险,越挫越勇

他是一个有骨气,有原则的人,正是这些本来崇高而美好的品质最终将他葬送在过分漫长的茫茫黑夜之中。

这三年的文化建设也是相当的成功,身为国家的宣传部长,江衡很称职地履行着自己作为“门面”的职责。

一方面,她多次在外进行公开演讲,演讲内容有时是江衡个人的见解，有时则是转述李昭旭在某次会议上的核心精神。

由于每日的工作实在是过于繁重,李昭旭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不过,在民众心里,江衡站在台上演讲和李昭旭站在那里的效果差不多,她完全可以充当对方的“代言人”

江衡是一个极其独立而要强的人,她和李昭旭之间的爱情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他们在婚姻关系中完全处于彼此尊重,互相爱护的平等状态,从没有谁必须听从谁,谁一定迁就谁的规矩.

因此,在几百万的陵山百姓中,从没有人把江衡认作李昭旭的附属物,更多是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看待。

她的名望和地位主要来自于自己宣传部长的职务，而不是领袖夫人的身份。

在成功从昏聩中觉醒的民众里,江衡简直就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典范,

她才华横溢、能力超群,还拥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崇高伟大的理想信念,简直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完人”

那些极其富有感染力与煽动性的演讲语言让江衡俨然成为了一台时刻播放主旋律的留声机，人民敬重她、景仰她，崇拜她，愿意在她指引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前进。

另一方面,江衡又极其重视真理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融合与渗透。

她参与编筹了陵山民主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批政史教材,从小学到高中,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彻底打破了蒋经纬执政时期政史读本歪曲历史,颠

倒是非的畸形风气。

“要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正确的思想,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政史教材上,李昭旭等真理主义者们英勇斗争的事迹与舍生忘死的精神被展现地淋漓尽致,“权威派”反动分子们卑恶丑恶的嘴脸也被批判性地展示出来。

“把这些负面的东西给孩子们看,恐怕不太好吧?”许英才曾提出过这样的异议,他终究是一个保守的人，总习惯于拿着所谓的“客观规律”说事,不太愿意接受那些固有认知之外的事物.

“其实,这些看似负面的东西反倒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对比，空谈伟大只会显得空虚而苍白,我们不仅仅要了解自身的进步科学,也要知晓对方的反动落后，只有知道了他们有多么的不好，才更能体现出我们有多么好，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这么来的。”

江衡在陵山国中的名望很高，她却从来不会感到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不会得陇望蜀、渴求更多,她既不是刘空山那样喜欢出风头,刷存在感的浮躁分子,也不是连启平那样不知饱足的野心家.

她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落迫还是得志,都能够永远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她一心只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国为民奉献终生

“我从不会妄想着凌驾于人民之上,为自己谋求特权,这是一种相当卑劣无耻的行为,我本来就是从一个普通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必然要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为了我的祖国,为了陵山国的人民,我甘愿付出一切。“

和江衡相比,张尚文的境遇则显得稍稍冷清了些,身为国家的□□长，他并没有太多抛头露面的机会，更多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面前的钢笔和稿纸“作斗争”。

张尚文是陵山国文化领域的“标杆”,不但要“搞文化”,也要好,地“管文化”,为全国的文化创作者们做好模范榜样。

他自己会创作一些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大多都是与主旋律环环相扣的，刊登在陵山国的官方杂志《真理之声》上面,其主旨与中心思想也主要是从不同视角歌颂李昭旭等真理主义者,弘扬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真理主义。

同样的,张尚文也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文艺创作》中发表了一些对于文化、艺术等领域从业人员的要求,以培养他们健康的职业道德准则。

“文艺创作,应当贴合时代背景,立足人民群众,满足百姓对于精神食粮的需求与向往,不能搞那些假大空的东西。

“文艺作品中,当然可以出现坏人坏事,小偷流氓、反动分子都可以作为创作对象甚至是主角,前提是作者描写这些负面事件的目的是批判某种不良风气,揭露某种黑暗现象,以贬低假恶丑来侧面弘扬真善美,这样的作品也是正能量的。”

“文艺创作可以通俗,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绝不能低俗、庸俗,为了博眼球而搞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搞色情、暴力、淫/秽,这些都是不符合时代主流的。”

“针对‘爱情”这个问题,文艺界总存在一些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些人以为爱情是极其崇高的,为了表达爱情可以采用各种各样夸张过分的手法,甚至使用一些色情的手段都是无伤大雅的,它们都是在为崇高的爱情做陪衬,能上得了高台面;

另一些人则相当排斥爱情,认为文艺作品中一旦出现爱情元素就是靡靡之音,就要走色情路线,变得低俗化。

这两种观点，都犯了片面化的错误。

爱情自然可以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要元素,它并不等同于色情,等同于那些低俗庸俗的东西,爱情确实是一种崇高的情感。

只是,在文艺作品中,对于爱情的描绘和叙述应当适度得当,不能无限制地肆意表达,并且爱情存在于作品中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弘扬真善美,传播正确的爱情观。

那些滥用爱情,放荡**的作品自然得不到公众的认可，称不上是优秀的文艺作品。”

“门面”和“标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陵山国上下一片政通人和，文化发展欣欣向荣,大量正能量的文艺作品涌入陵山人民的视野,给予人们丰富的精神财富。

在那些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工作者中,有一名叫作夏铭钟的小说家,他使用笔名“橙园”发表作品,写作风格以想象丰富和寓大于小著称。

在他的作品中,古代人和现代人可以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不同时代的先贤哲人们可以聚在一块讨论社会民生。

橙园曾在《文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盛世相逢》的短篇小说。

故事中,平贞时代的开国君主于汶楷来到了现代,和李昭旭进行了亲切的会晤，两人批判着旧时代的黑暗，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最后，这两名敢于打破旧规则的伟人,共同喊出了那句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篇文章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就连李昭旭本人看了都对其赞叹有加,

”如此巧妙的构思,如此独特的想象,如此健康的价值观,橙园先生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彼时的陵山国，尚且是一块肥沃而充满希望的土壤，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迎着温暖的东风与灿烂的骄阳,在春天里肆意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