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封控终于放开了。
塔纳病毒经过几轮变异之后,致病力大幅减弱。症状像重感冒——发烧、嗓子疼、咳嗽、全身酸痛,大部分人扛一扛就过去了。
身边的人都感染了一遍。
我也感染了,低烧一天,嗓子哑了两天,然后就好了。
白砚也感染了。
但他一直没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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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我。
他发烧的第三天,我在实验室等他消息,等到晚上八点也没等到。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我给他值班助理打了电话,助理说他下午开会的时候脸色很差,提前散了会,回了公寓。
我去了他公寓。
门没锁。我推开门,客厅的灯没开,沙发上随意散放着白砚的外套,卧室的门半掩着,没有一点声音。
我看着屋里的凌乱,脑子里浮现出他发着烧昏昏沉沉进门,连门都忘记关的画面。
我拉开虚掩的门,里面开着灯,他没有睡,但也不算完全请醒,病毒的折磨我也经历过,人这个时候头疼的站不住,但也睡不着,十分痛苦。
他靠在床头,右腿搭在左腿上,手指无意识地揉着右小腿。
那个动作他做得很习惯,像是已经持续了很久。
“白砚。”
“嗯?你来了。”他听见我的声音才睁开眼睛。
我走过去,手贴上他的额头。
烫得像一块刚出炉的铁。
“你烧了三天了。”我说,“其他人早就好了,就你还烧着。这不正常。”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有点红,额头上全是汗。
“没事。”他说,“吃了退烧药。”
“退烧药压得住吗?”
他没回答。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明天去医院。”我说。
“不用。”
“白砚。”
“后天吧。”他说,“明天还有个会。”
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
他的眼睛因为发烧有些失焦,但那股固执的劲儿一点没少。
“好。”我说,“明天。如果你烧还不退,我直接叫救护车。”
他笑了一下,声音有些哑。”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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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拉着他去发热门诊。
做了抽血和肺部CT。
结果出来:轻微炎症反应。
“没什么大问题。”医生说,“可能是病毒感染后的免疫反应还没完全平复。开点消炎药,回去休息,多喝水,观察几天。”
白砚拿了处方,消炎药,回家。
我跟着他回了公寓。他吃了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你腿疼吗?”我问。
他睁开一只眼。”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一直在揉右腿。”
他沉默了一下。
“旧伤。”他说,“偶尔疼。”
我没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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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炎药没用。
第四天,三十九度六。第五天,还在烧。
白砚开始说胡话了。不是完全的意识模糊,是那种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眼睛睁着,但焦点不在我身上,偶尔念叨着数字和项目名称。
我打了怀慈医疗内部的电话。
“帮我约骨科和感染科,今天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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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慈医疗总院,骨科联合感染科会诊。
白砚的右小腿肿得厉害,皮肤又红又烫,碰一下他就皱眉。
抽血结果很差,炎症指标高得离谱。CT片子上能看到骨髓腔里有积脓。
慢性骨髓炎急性发作。
医生看着片子,眉头皱得很紧。
“这个伤口是什么时候的?”他问。
白砚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医院。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站在诊室门口,表情很平静。医生问话的时候,他走进来,站在我旁边。
他看了一眼片子,又看了一眼医生,没有回答。
诊室里安静了两秒钟。
“右腿?”他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确定,“什么伤?”
他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白砚七年前的雪山事故,他没有参与,甚至可能不知道细节。
“七年前。”我开口,“雪山事故。右腿被石头划伤。当时处理过,表面愈合了。”
白砚的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那种很克制的、不想被别人察觉的动。
医生点了点头,表情没有放松。
“石块碎屑残留。”他说,“当时可能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碎屑在骨膜和骨髓腔里形成了坏死组织,细菌在里面安了家。”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科主任接过话,“MRSA。这种菌很顽固,常规抗生素很难彻底清除。它会在坏死组织里形成生物膜。平时免疫系统压得住,它就安安静静待着。一旦身体出了状况——比如这次高烧、免疫功能紊乱——它就趁虚而入。”
我站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MRSA、生物膜、菌血症——这些词我都听得懂。慢性骨髓炎合并MRSA,保守治疗复发率极高,这个我在课本上学过。
但知道是一回事,发生在白砚身上是另一回事。
“细菌从骨髓腔进入血液。”骨科主任说,“菌血症。再往下发展就是败血症。保守治疗控制不住,细菌持续释放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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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骨科主任和感染科主任联合找白砚的父亲谈话。
我跟在后面。白砚的父亲没让我走,也没让我留,就那么默认了我的存在。
诊室的门关上了。
“白先生。”骨科主任说,“我跟您如实说。”
白砚的父亲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很直。他今年五十多岁,头发灰白,但精气神很足。听到“如实说”三个字的时候,他的眼皮动了一下,仅此而已。
“慢性骨髓炎急性发作,细菌已经进了血液。保守治疗效果很差,就算做清创手术把病灶清理掉,复发率也极高。而且每一次复发都会比上一次更严重。”
诊室里很安静。
“按照目前的检查结果,保守治疗大概率保不住腿。我们建议先做术前准备,然后观察四十八小时。如果四十八小时内炎症指标没有明显改善,后天敲定截肢手术。”
“截肢?”
白砚父亲的声音忽然变了。不是质问,也不是愤怒,是一种很克制的、压着什么东西的声音。
“右小腿。从胫骨中段以下。”
白砚的父亲沉默了。他的手指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
然后他开口了,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他一个星期前还在开会,现在你们告诉我截肢。”
骨科主任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
“我是怀慈医疗的董事长。”白砚的父亲看着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我需要你们联系京城的骨科专家,今天就联系,马上会诊。协和、301,能请的都请过来。费用不是问题。”
诊室里的空气忽然紧了一下。
感染科主任看了骨科主任一眼。骨科主任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在斟酌该怎么说。
“董事长,”他开口,“我理解您的心情。但目前的病情进展不是医疗水平的问题,是病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MRSA生物膜导致的慢性骨髓炎,国内外都没有更好的保守方案。即便请京城的专家来,结论大概率是一致的——”
“那也得请。”白砚的父亲打断了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指节抖的厉害。
诊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白砚的父亲看着骨科主任的眼睛。骨科主任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让。
然后白砚的父亲松开了手指。
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咽了回去。他的脊背还是挺得很直,但肩膀微微松了一点——那种松不是放松,是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失态之后,强行把自己拉回来的松。
“四十八小时。”他说,声音恢复了平稳,“还有四十八小时来观察?”
“对。截肢是大手术,术前需要调理身体、定位病灶范围,这些都需要时间。医学上天然需要这个观察窗。”
白砚的父亲点了点头,站起来。
“我知道了。”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我跟在后面,脚步有些发飘。
走廊里,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我。
他的眼睛很红。不是哭过的红,是那种强撑了太久、血管撑到极限的红。
“你看着他吧。”他说,声音有些哑,”我去处理一些事。”
然后他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
截肢。右小腿。从胫骨中段以下。
这些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圈都像刀子一样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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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白砚的病房里。
白砚躺在病床上,右小腿裹着厚厚的纱布,稍微抬高。输液架上挂着两袋高级抗生素,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走。
他大部分时间是清醒的,但精神很差。偶尔说几句话,声音很轻,像是每说一个字都要花很大的力气。
“检查结果怎么样?”他问。
“炎症有点高。”我说,“医生在调整用药方案。”
他没有追问。
他现在大概没有力气追问。
***
白天的情况没什么变化。抗生素继续挂着,护士来换了一次药,但白砚的右小腿越来越肿了。
又抽了一次血,结果和昨天差不多,没好转。
医生那边还在按原计划走,又约了一项检查。
白砚的父亲中间来了一趟。
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白砚刚好醒了。他眼皮半睁着,目光有些涣散,但神智在一点点回笼。
白砚的父亲走到床边坐下来。看着床上的儿子,没有绕任何弯子,声音平静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右腿可能保不住。后天如果指标不回落,胫骨中段以下截肢。”
白砚定定地看着他,眼神从涣散变得极具聚焦。
“什么原因?”他问。他的嗓子哑得厉害,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
“骨髓炎。之前外伤遗留下的。”
病房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白砚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能听见吊针滴落的声音。他最终只是将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开,麻木地落在了苍白的天花板上。
“知道了。”他说。
父亲点了点头,眼里那层坚硬的壳终于裂开了。他伸出手,拍了拍白砚的手背,动作很轻,却在上面停留了很久。他脸上的表情克制而隐忍,那只在商场上拿刀、在官场上拿笔的手,此时竟颤抖着舍不得拿开。
那是他作为父亲,仅剩的、无法言说的疼惜。
直到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
父亲低头看了一眼屏幕,眉头习惯性地紧皱。他收回手,声音在刹那间又恢复了那种不近人情的平稳,转头对我说:“你看着他。”
他站起身接起电话,一边大步往外走,一边对着听筒沉声命令。
门关上了。
病房里再度安静下来,只剩下仪器单调的嘀嘀声。
我走到床边,低头看着白砚。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目光失焦地盯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像是要在那片虚无里看穿自己的一生。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强撑着扯出一抹笑,”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不饿。”他说。他的声音轻得像是一缕随时会散开的烟,从极远、极深的地方飘出来。
“那你再睡一会儿。”
“你回去休息吧。”他说,眼睛始终没有看我。
“我不走。”
听到这三个字,他才终于长长地颤了一下睫毛,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曾几何时,那双永远带着笑意、永远盛满笃定的眼睛,此刻一片死寂,只有铺天盖地的疲惫。
“我没事。”他自欺欺人地开口。
我没接话,只是默默拉过旁边的陪护椅,在床边坐了下来。
他也没有再驱赶我,像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闭上了眼睛。可随着眼睑的合上,他的眼皮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有一层水色在睫毛下若隐若现,他想哭。可骨子里的骄傲和教养,让他连哭都是无声的。他的喉结艰涩地上下滚落,呼吸在瞬间变得极其粗重、不均。
我太了解他了,他那么一个习惯了遮风挡雨、把我护在身后的人,只要一想到以后可能要坐轮椅、需要人扶,甚至变成我的负担……这种从顶端跌落的落差,恐怕比截肢的刀子更让他受折磨。
他不是怕疼,他是怕以后护不住我,怕自己变成一个累赘。
我没有抬头,也装作不知道他此刻的崩溃,希望替他守住最后的尊严。
我把头靠在床沿上,趴在他的手边,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脸颊边有些痒——是他那只原本僵硬的手指,极其轻微地、近乎依恋地动了动,蹭了蹭我的头发。
他知道我在。他在用这种近乎卑微的方式,确认他还没有彻底失去我。
***
晚上九点,他睡着了。呼吸平稳,心率正常,体温三十九度七。输液继续滴着,护士每隔两小时进来记录一次数据。
我坐在旁边的陪护椅上,盯着他的脸。
他的右小腿在纱布下面隐隐透出红肿的轮廓。七年前的旧伤。雪山事故。那时候他右腿被石头划开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他先给我做肩关节复位,然后指导向导给自己包扎。后来伤口表面愈合了,所有人都以为没事了。
但碎屑留在了里面。
细菌在骨头上安了家。
潜伏了七年。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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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