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凶 第1章 一只替罪羊

今天是记者节，你们怎么把我这个老古董给搬出来了，哈哈，也好，谁叫我是个爱热闹的人哩。不过年纪大了，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可别见怪，我儿子可没少笑话我，说我一大把年纪了，性格还跟个小姑娘似的，讲话还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也就听个真而已，压根儿没半点深度与逻辑。

我想各位都看过我一九四五年报道伟人重庆谈判的稿子吧，那我就是实事求是的写，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没有半点儿夸张，没一星半点儿春秋笔法。

当然，你们最想知道的是那件事吧，你们称呼那件事叫什么来着，民国第一连环凶杀案，是这个哈。它原本和我没什么关系，起因是《中原日报》的一份公告。

“近来谣诼甚多，显系红赤分子，意图扰乱地方，人民万勿轻信。原警员张秉坤受红赤指使，传言梅城惊现连环杀手，专屠少年，经多方查证，此为假借名义，集合扰乱治安。所幸，谣之始作俑者张秉坤已将就法，特此公告吾民，务必保持独立思维，切勿信谣传谣。”

我一看这篇报道就来火了，挂红赤这么大的帽子，这个张秉坤绝对是无辜的替罪羊，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是无辜的。

“这个张秉坤肯定是无辜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中油条往桌上一扔。

梅庵抬起头，脸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盯着我问：

“你怎么又是这身衣服啊，你只要一穿这身衣服，准消停不了。”

我穿着一件白色带圆点的布质旗袍，外面罩着件红色毛衣，我总喜欢穿这件衣服去采访，红色多招人注意啊，大时候男记者多是灰长袍，女记者是深色旗袍，就我一人一身红，一大堆记者里无疑我最扎眼，我想采访谁，指定谁就是第一个看到我举起的手。

我第一次的采访任务就是采访郭沐若，人家是教育部□□长，他刚下飞机，就被一大群记者围上去，结果他谁的问题也没回答，就回答了我的问题，让我在社长面前出尽了风头，后来社长就给了更多采访大人物的机会，我的成功，很难说不是我这红毛衣的功劳。

“梅庵你又来这招，不要学人家孔院长的哈哈主义，好不好！”我气得将手中搅拌豆浆的勺子也摔了下，直在杯子里直打转，豆浆也溅了不少到木质桌面上。在他眼中，或许我就是个小女生而已，有时候这种感觉很好，但是，在谈正事时，这种感觉又不好了。

陶梅庵站起来，拿了块布放在溅出来的豆浆上，又重新坐回到我对面的欧式木椅上，很严肃地对我说：“矫枉过正。人们为了改正一个错误，往前走十步就可以了，但大多数人可能要往前走十二步。多走了这两步，可能性质就变了。蒋公说的‘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走一个’就是这回事，自有它的道理。”

“那你想想看，要是你就是那个错杀的一百中的一个，你有多无辜！那错杀的一百个里面，也是有一百个家庭的，一百个妻子、一百个孩子的，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我越说越激动。

“马可雅维利说，在大时代面前，个人的痛苦得失，无足轻重的。个人的痛苦得失，也只是在沦为政治的工具之后，才显其价值。”

“我一定要去查清楚这件事，如果张秉坤确证是无辜的，大众必须知道真相 。”

他没有任何表示，没说反对，也没说支持，只是啃着他的油条，津津有味地啃。我想，其实他心里是反对的，怕我闯出祸事来，但他又拿我没辙，我想他在心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有能力帮我化解一切祸事。

今天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大知道陶梅庵这个名字了，在民国那会儿，可是个通天的人物。不好意思，我又要说起我老公了。

他十四岁就进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了，因为文才与眼光都好，半年后就被当时的省报《湖南民报》挖去了任编贺，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19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

1928年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

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公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他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婉拒了。蒋公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

我比当时其它的记者更敢放胆真言，也就是仗着他这个大靠山吧。

当天下午，我就打听出张秉坤被羁押在梅城高等法院看守所城西分所。我推着我的自行车上路了。

自行车是我在《妇女生活》杂志工作时社长给我的奖品。社长说，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里，拥有自行车的不过一万来人。可见当时自行车的金贵了，不过有自行车也是件挺麻烦的事，还要上牌照，月月都要上交通局交钱去，不止于此，车主搬家还要主动上报，可以想见，在彼时的华夏，自行车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城西分所是在一家老祠堂的基础上改造的，白墙灰瓦，从外貌看，还是像祠堂胜过像监狱，如果门口没有那两个真枪实弹的狱警的话，那就更不像是监狱了。我停了车，理了理红毛衣，跟狱警说：

“小哥，我是张秉坤的表妹，我要去探视我表哥，再不见，就见不到了。”根据当时的法律，死刑犯只允许家人探视，所以我就扯了个谎。你知道的，没办法，地球是依靠谎言推动其旋转的。

狱警同情地说：“小妹，别伤心。我去向所长通报一声。”一边说，一边把我领进等候室，转身进去通报。

这肯定是按部就班走下流程而已，有民国宪法在，你还敢不让我这个“家属”进去？可没想到，他们还就真的敢不让我进去。

小狱警将一个瘦高个的人领进来，这人浑身上下没什么可以显示出他与人区别出来的地方，包括那张脸。

这是我构思了好多年的作品，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民国的故事，希望大家支持哦！拜谢啦!!☆⌒(*＾-゜)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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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只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