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陪我妈。
手机响了一声就挂了,是陆砚深的秘书小周。我回拨过去,小周的声音压得很低,说陆总发烧三十九度多,不肯去医院,让我过去照顾一下。
“他不让我跟你说。”小周犹豫了一下,“但我实在没办法了,他不肯吃药,也不让人靠近。”
我跟我妈说了声有事,打车赶过去。
到的时候公寓门没锁,我推门进去,客厅的灯全开着,亮得刺眼。卧室门半掩着,里面没开灯。
他蜷在床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截头发。我走过去,伸手摸他额头——烫得吓人。他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往被子里缩了缩。
“陆砚深。”我叫他。
没反应。
“陆砚深,你烧得很厉害。”
还是没反应。
我去卫生间拧了条湿毛巾,回来给他敷在额头上。他躲了一下,嘴里嘟囔了句什么,听不清。我把被子掀开一点,想给他擦身体降温,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
“别走。”他说。
声音沙哑,含含糊糊的,像是在跟谁说话,又像是在做梦。
“我不走。”我说,“你先松手,我去拿药。”
他好像听懂了,松开手,翻了个身,又缩成一团。
我找到医药箱,翻出退烧药和体温计。量体温的时候他很不配合,扭来扭去的,我按着他胳膊,好不容易才把体温计塞进去。三十九度四。
我把他扶起来喂药。他整个人软绵绵的,靠在我身上,脑袋耷拉在我肩膀上。药片塞进嘴里,水递到嘴边,他呛了一口,咳了半天。
“慢点。”我说。
他不吭声,把药咽下去了,然后整个人往我身上靠,像是把全部重量都交给了我。我搂着他,不知道该把他放下还是就这么坐着。
他身上很烫,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呼吸也重,一呼一吸都带着热气,喷在我脖子上,痒痒的。
我让他躺回去,用毛巾给他擦手、擦脸、擦脖子。他闭着眼,眉头皱着,像是在忍受什么。我擦到他手腕上那道疤的时候,手指顿了一下。
那道疤离近了看更清楚。不是烫伤,是割伤。而且不是一次,是好几次——细细密密的痕迹叠在一起,旧的已经泛白,新的还带着粉色。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敢多看,赶紧把毛巾移开了。
一整个晚上我都没合眼。每隔半小时量一次体温,毛巾凉了就换,水凉了就倒新的。他迷迷糊糊地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像是怕我跑了似的。有时候嘴里念叨着什么,凑近了也听不清。
凌晨四点左右,烧终于退了。
他出了一身汗,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我去找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他半梦半醒地配合着,胳膊抬起来又放下,像个听话的孩子。
换好衣服之后他睡沉了,呼吸变得平稳,眉头也舒展开了。
我趴在床边,终于撑不住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迷迷糊糊之间,我觉得有人在摸我的头发。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摸什么易碎的东西。
我想睁眼,但实在太困了,眼皮怎么都掀不开。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猛地惊醒。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金色的线。
床上是空的。
我坐起来,脖子酸得要命,腰也疼。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得端端正正,好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走出卧室,看见他站在客厅里,西装已经穿好了,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桌上放着两杯水,还有一盒没拆封的早餐。
他看了我一眼,表情淡淡的,跟昨晚那个抓着我的手说“别走”的人简直不像同一个人。
“好点了吗?”我问。
“没事了。”他说,顿了一下,“你可以走了。”
我愣了一下。不是因为他让我走——这个我习惯了。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目光躲了一下。就那么一瞬间,很快,但我看见了。
他在躲我的眼神。
我没多说什么,收拾了一下就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在吃药,手在抖。药片从指缝里滑出来,掉在桌上,他又捡起来,塞进嘴里,灌了一大口水。
我站在门口,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我轻轻带上门,走了。
电梯里我靠着墙,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他那句“你可以走了”。
以前他说这句话,我听了就走了,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可今天不一样。今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轻,语速比平时慢,说完之后还加了一个停顿——像是在等我说点什么。
可我能说什么呢?说“我不想走”?说“我想留下来照顾你”?说“你生病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好相处多了”?
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说“你可以走了”。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允许自己需要任何人。
出了公寓楼,我站在路边等车。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打了个哆嗦。
手机震了一下。是他的消息。
“袖扣的事,谢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五个字,标点符号都没有。他连道谢都像是在施舍。
但我还是笑了。
笑着笑着,又觉得鼻子酸。
他记住了。他记住了那对袖扣是我送的,他记住了戴上去,他记住了跟我说谢谢。可这些记住了又怎样呢?他记住的只是袖扣,不是我。
车来了,我上了车,靠着窗发呆。
司机问我去哪,我说了医院的地址。车子拐出小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他的窗户在十七层,从这里看过去,只是一个小小的方格。
我收回目光,心想:沈瓷,你可真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