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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富石材的钱被欠了十万。有七万块,是私人赊账,年前讨了几次,都没法要回来。
另外是政府项目的订单三万圆,一直说上级还未批准,钱还没真正到位,所以没法付给他。
眼看着要付给工人的工资,怎么办?
喜梅说,平常那些私人的订单就不应该让他赊账的。没想积累到年底,现在工人要工钱,你怎么办?
郑平说,平常不赊点帐,人家就不会向你买石材。
喜梅听说,郑平和标富还常常拉客户去卡拉 OK,喝酒求欢,好像常常去搞女人,晚上还在厂里聚集好几个人赌钱玩。
应收的钱让人赊账要不回,却又是吃吃喝玩乐,又是嫖赌,哪能有钱赚呢?
喜梅和郑平大吵起来。
标富觉得石头生意不好做了。想去上海做香菇。
你说标富石材生意亏了,还有钱投资八万做香菇吗?
当年,喜梅初中毕业的时候,郑平看喜梅漂亮,一直死皮赖脸追求她,开始喜梅也不看好他,后来喜梅发现郑平家境比较好,郑平也长的英俊,文才也好,能说会道。慢慢地也就认可了。
三年前喜梅和郑平结了婚,当年就生了女儿郑晶晶。
现在郑平和标富的石材生意做成这样,欠了那么多的钱。
生意都做不下去了,郑平却还迷上了赌博,他总想通过赌博赢点钱回来。
可是屡赌不赢。喜梅叫他不要赌了,可是赌债累累,他已经陷进去了。
一气之下喜梅要和郑平离婚。郑平不肯,拖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分手了,法院把女儿判给了喜梅。
回到前面说的,我到KALAOK厅。
我真是后悔!
我每月在工厂上夜班八小时,每天可收入三十美元,一个月下来能收入九百美金。我为衣服店每月做了十几件衣服,也有快一千美元的收入,有时还超过这数。
我辛辛苦苦再撑一两年就回国了。
现在是辛苦一点,每天没有多少时间睡觉。但是没有出事,我再过两年,我一定可以挣到几万美元。就可以还掉借的债。
可我为啥要跟琴琴去玩,去 kalaOK 厅玩玩?
我不需要靠做台陪客挣钱,懵懵懂懂地就跟琴琴去!
我真是蒙啊!
是命运在捉弄我吗?
明明没有什么用,为何偏偏把真□□都带在身上,似乎老天爷有意安排我的期限?
我只觉奇怪:干吗把平常不戴的首饰也带上?
当时就带一张工卡,警察就不会发现什么。我只是浑啊!
我恨我自己。
可是又能有什么回天之力,改变这些吗?
看来绝没有可能改变,只能回到现实,结束这两年幸苦,结束那还债的计划,听天由命了!
我正在发呆,警员手里拿着本子,记录完什么,抬头望着我问道:“你住在那里?你的行李放在哪? ”
“行李? ”我想,我还有什么行李?
“估计你是要被驱逐回大陆。我们派人把你私人的物品拿来吧! ”警员视乎看出我的狼狈像,感觉到我的处境很不辛。
“我的东西放,放在...... ”我好像有点冷静下来,想了想,租房的东家阿珍可是对我很好,如果让警方知道了,我不是也会受到连累?
不行,我不能透露住址,牵连阿珍啊!
于是,我对警员说:“我没有固定住所,我打电话叫朋友去把我临时寄存行李送来吧! ”
警员把他的执勤电话机递给了我。
我接过电话拨了过去:“琴琴,妳去把我的行李拿到拘留所来吧! ”
拘留所?哎呀!坏了!琴琴知道我被抓了,可又不敢在电话里多说什么,带着发抖的声音说:“好,好。 ”
当天,琴琴陪完客人后,找到我的住处,把我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其实留在出租房里的东西并不多。琴琴带来的衣服里,才两件很薄的夏裙。
不久,琴琴到警局并送来了一个包。
我发现琴琴送来的包里面的 600 美元不见了,也许琴琴是故意留下了,但是她却对我说:“我把所有属于你的东西都带来了,我没有看到包里有现金。 ”
我连自己都感到奇怪:这天出来到卡拉 OK 厅,好像自己预感到要离开了,竟然把重要的、值钱的东西都已经带在身上了。
该死的是,我竟然把大陆的身份证和护照也带在身上,才让警察发现!不然那假工卡警察哪能看出?
真是倒霉的一天!我到了该离开星洲的日子了!咳!
警员把我关在一个小牢房里,那是十几平米的单间房,除了房门上开了一个窗口,四壁都是灰白色墻体。
倒是边上围了一小间一两平米大的洗手间,里面有个水龙头和一个马桶,可以冲洗和大小便。
因为没有通风和隔离,所以整个房间到处可以闻到臭味。
没有办法,牢房又不是享受的地方。我也顾不了这些,只听说要关十几天才能完善手续,然后被驱逐回国。
如果是男人非法打工,星州是要判刑罚的,就是挨打好几鞭,打得皮开肉绽直流血,疼痛难忍趴床好几天,然后驱逐回国。但女人就免了很多罪。
天气很冷,房间没有床,连一张草席都没有,我是直接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睡。
到了下半夜,冰凉的水泥地板使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坐起来。本来体质就不好,加上这么折腾。我感到头有点疼,似乎在发烧,可能是冻得感冒了。
第三天,进来了一个女人,她也是要被驱逐的人。
她是沙江人,姓丁,刚过三十岁,和我的处境差不多,不过我还混了两年,而她才来一个月就被发现了。
我带来的只有两件凉快的夏装,没有可以保暖的东西。小丁也是空空的,除了提来一个小提包,几乎也没有什么衣服。
星州年底时间的气温,晚上也不到摄氏二十度。
我和小丁都穿着单薄的夏衣,就是穿着短袖的上衣,下身又是半长的裙子。
空气显得又湿又凉,我们没法躺着睡觉,只能坐着过夜。到了下半夜,我感到冷得有些发抖。
我只好抱住小丁,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稍稍感到没那么冷。
终于,警员来了,他问我:
“你回国的地址?机票要买到那里? ”
我的身体很是虚弱,一下子也想不出要回那里,凭着感觉说出:“绿岛。 ”
过了半天,警员送来机票,我才想起:我去绿岛干嘛?老公不是在上海吗?
但飞机快起飞了,机票已经不好改了。于是,我就只好上了飞往绿岛的飞机。
到了绿岛,我又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老公有急事没到车站接我,倒是侄女金梅来接我。
那金梅在出站口,看着出来的人群,眼见大部分人都出来了,还没见到五婶。
我正东张西望,我发现了,立刻叫道:“金梅! ”金梅只见一个陌生女人在喊我。
“是谁? ”金梅把头转来又转去,左看右看,她好像不认识我,只见我带着哭,哽咽的说:“金梅…… ”
金梅瞪着眼睛看了好几秒,“啊!是五婶吗? ”接着又惊叫道:
“五婶!是你! ”
“金梅!是我! ”我哭着说。
“你怎么变成这样!我都不认的了! ”
金梅见我头发蓬乱,面黄肌瘦的样子,身上衣服也有点脏。金梅不由自主地扑上去抱住我,我们两都哭起来。
我回到上海,我认为做香菇生意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好再做这个了。
我发现上海人的鱼丸做的不好吃,觉得榕州鱼丸很好,如果在上海做鱼丸卖,一定很好卖。
可标富的看法不同:香菇是福建的特产,上海人很爱吃。
我本来就很气标富,现在意见又不一致,更气的二话不说,独自去榕州了。
我到北门市场的一个鱼丸店,跟着师傅学做鱼丸。
我怕水,因为鱼都是冰的,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做鱼丸的过程中,基本手都泡在冰冷的水里,我一捏鱼丸就生病了。
我后来发现戴手套好一点,于是天天从清晨三点起床没吃饭一直做到十一点,才吃午饭,常常饿的胃痛。
我学得很快,不久就会做了。手工做的鱼丸,又 Q 又好吃,很多人都到这家店买。
学了技术就想自己开店。鱼丸机一台四千元,我只有一千元。如果开店还要订合同交租金,差不多要两万元。
我问老公,从星州寄回来的钱,还了债,应该还有几万,老公这才告诉我,早就投到香菇里面去了。
我很无赖,可突然想起,老家的树砍了,可以卖一两万,正好可以凑上。
可是,标富早把卖树的一万多元加上开园艺收的租金三万元都投入香 菇了,哪有钱给我呢?
但我不甘心,还是想做鱼丸。
我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了在绿岛的月玉。
自从月玉到了绿岛,嫁给开石材厂的可丽人,她还当了老公的财务主管,算是有钱的。我想,应该在她那可以借得到钱。
可是月玉在电话里面淡淡地说,她和老公分开了过。
“您跟老公离婚啦?! ”我紧接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