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下学期,六一儿童节,我有一个节目:诗朗诵月桂树。
记忆似乎不很好,所以五月刚到,就成天放学后被老师留住,然后一个劲的背诵,练习。
手里拿着一个作业本卷成的“话筒”,完整朗诵下来,总是被手心的汗水给湿了纸张,一是自己本来就紧张,二是怕老师骂。
一个月都是那么过的,真是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其实老师是很有耐心的,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
好不容易挨到六一,早上很早,就穿着白衬衫、黑西裤、黑皮鞋化妆去了。
98年,这样的装束是很绅士的,因为六一是很神圣跟隆重的,过节总是有过节的样子,每到节日,必定是张灯结彩举国欢乐的。
我是第九个节目,站在舞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顿时就晕得不行,所以第一句就吞吞吐吐了,好在节奏本来就慢,所以料想不知道实情的人也听不出什么不一样来。
每个节目会有送小红花,是老师们安排的,我的也不例外。
我的诗是上下两节,第一节完了还得跳一会,就是模仿月桂树长大的样子。其实第一节完了,我就怎么也记不起下一段的第一句是什么了,所以在跳的时候眼睛就直勾勾的看着台下的老师,意思是求救,哪知道我老师一直微微的笑着拍手,是给我鼓励么?
想不起了,真是想不起了,完了。就是这么个念头,所以跳得月桂树都是颤巍巍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
正想着时,有人送小红花上来了,是一个穿着粉红色裙子,扎着两个马尾,梳着齐刘海的姑娘,刚好跳完,隔朗诵估计就只有十秒的时间。
我就愣呆呆的看着走过来的女孩,接过她手里的小红花。当然,即使是盯着她走过来,我依旧是没有记住她的脸,不知道她具体长什么样,因为我在想着我的诗。
她给完我小红花,转身离开那一刻,拽了拽我的衣袖,我就很自然的低头看花,纸折的红花背面写着几行字,铅笔字,歪歪斜斜的,但是很秀气。
刚好是我接下来需要朗诵的前几句,经这么一提醒,就记起来了,也就楞呆呆的给朗诵完了,在“此起彼伏”的掌声中,我下了舞台。
幕后的转角,我就遇见了那个小女孩。不记得她的样子,就只记得齐刘海和两个马尾辫。
她伸手拦住我,说:把我的小红花给我。
这回我看清楚了她的脸,好漂亮的小姑娘,还貌似很熟悉。
我就把手里的小红花给她了。然后问:你都送给我了,为什么还要要回去啊?
她说:才不是,这是我自己的小红花。
我就问:那我的小红花呢?
她说:我怎么知道,反正又不该我去送。
我问:那你上去给我干嘛?
她说:还不是因为你不记得你要朗诵什么了,我是提醒你。
我又问:那你怎么知道我不记得了。
她说:感觉。
我说:哦。
然后我就走,因为我要回到我的座位上去。
她叫住我:喂,你不记得我了?
听她这么一问,我又站住了,仔仔细细的看她,还是很熟悉,还是不认识。
她又说:我叫杨絮,你之前叫我诶的。
她接着说:你被狗咬了好没好啊?
她这么说,我突然就想起了,这就是我傻傻等了一年多的那个姑娘,尽管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她那么久。
来,我请你吃糖。我拉着她的手就往小卖部跑。
啊哈,那天要表演节目,所以妈妈多给了一块钱,我就有两块钱。
在98年,一块钱可以买五块“大大”泡泡糖,十个棒棒糖,五十颗水果糖。当然,那些年最常见的也就是这么几种糖而已。对几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很多了,拥有这么“强”的购买力,幸福感是爆棚的。
在小卖部,我要买一块钱的糖,絮儿却把钱抢过去说,只买两个棒棒糖,然后找回的八角,叠好后塞我衬衣胸前的衣袋里。
后来我才知道,絮儿也有一个节目,是唱小燕子,排在第七,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她,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还只顾上台前的紧张了,没看人长什么样。再说了,即使看了也不知道这姑娘就是我一直等着想见的那个姑娘了。
我告诉絮儿,我在她上学的路上等了她好久,就是没有等到过。
然后,絮儿告诉我,她知道我老是在路边坐着,因为那次逃课过后,她爸爸就每天开车接送。
难怪我总是看到一台黑色的桑塔拉路过。也就是在那会我知道,絮儿家还是有钱人啊。
有车的人家不多,有小车的就更少了,若不是家里特别富有,是不会开车的。
当然当然,这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在九十年代的乡村。
絮儿上三年级,自然比上一年级的我懂事很多,虽然年纪差不多。
我每天的零花钱是一块钱,絮儿是三块,但絮儿只允许我花两毛,刚好买两颗棒棒糖,我一颗,她一颗。她花一块四,中午的饭钱,学校食堂的,七毛一份,米饭加两个荤菜两个素菜。所以我剩八毛,絮儿剩一块六,每天都是这样。
一个礼拜六天课。所以我存四块八,她能存九块六。于是每逢赶集天,我们就会拿存下的钱去吃小笼包或者牛肉粉,小笼包是一笼二十个,两块钱;牛肉粉是三块钱一大碗,都是炖的牛肉。每个月就买一袋桃片,五块钱一大袋,够吃两三个礼拜。
嗯,得说说赶集天。那可是个大日子,每五天一次,商贩就集中在一条街上,各自卖着自己的东西,虽然不怎么高档,但什么都有,说是香港来的衣服最销行,因为花色好看。赶集的人也很多,常常都是拖家带口的,可能买点盐巴味精什么的,也可能什么都不买。赶集的人们还会穿好看的衣服,好好打扮打扮,其实到底了就是图个热闹,图个习俗罢了。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也没什么总是需要买的。不是什么特殊日子的话,人们的新衣服大致是到年关的时候添一套的,小吃什么的倒是需要买点,比如糕点什么的,隔一两个月称几斤新鲜的猪肉。唔,猪肉两块多一斤,多是屠夫从农家买生猪宰杀再卖的,乡村嘛,还没有建养猪场。农家人也养猪,一般是一家养两头,腊月的时候宰了,还请左邻右舍吃“刨汤”,就是做一大桌子刚杀的猪肉,过几天就做成腊肉,挂在火炕上方,用香树的生枝桠烧的烟烘烤,一挂就是一年,吃的时候就割一块来做,很香的。
我二年级,快到八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篇诗,给絮儿看了。
絮儿说,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你就能当作家了。
作家是什么?我压根不知道,就模模糊糊感觉有点牛。
絮儿就买了信封跟邮票,仔仔细细把我的诗用一张精美的信纸誊抄了一遍,带回了家去,隔天拿给我的时候就见信封上面写着几行字,一看就是大人的笔迹。
过了两个月,我的班主任就兴冲冲的把正在上下午第一节课的我叫了出去,给我一本薄薄的书,还有一张纸,说是汇款单,我的文章发表了,还有稿费,拿这张纸就能去邮电局取钱了,千叮咛万嘱咐我要保管好。
放学后,我就去絮儿的教室外面等她放学,我是很激动地的,所以从她教室的前门跑到后门,又从后门跑到前门,好不容易等到她放学,就迫不及待的把老师给我的都给她了。我预料到絮儿是会很开心的
果然絮儿是很开心的,背起书包就跟我一起去了邮电局,把汇款单里的钱从柜台姐姐那里取了出来,其实并不多,就三块四毛,絮儿又叠好装我文具盒里,告诉我回家后要把这钱交给妈妈,因为是稿费,是自己挣的。
此后,我们中午七毛钱的饭就改成了三毛钱一个的包子,一个菜的一个糖的,每人吃一半菜的,吃一半糖的。这样中午就多剩下八毛,就存着用来买信封跟邮票。其他的倒是不变。
寄出去的信,其实也大多是石沉大海的,偶尔有回复时也是已经忘记的时候。我给絮儿说,我们从包子换回饭菜吧,反正这寄出去也没什么用。
絮儿说什么也不依,她说,若只是为了能吃饭菜,那很简单,又不是差钱,一定要这么做要有一个习惯,要有一个执着而已。
我听她说,然后就愣愣地看着她,因为不理解。
不过还是依着絮儿。
2000年,跨世纪的一年,外面似乎发生很多大事,但对于连这个小山村都很少出去的我来说,大事也没什么好在意的。絮儿倒是知道不少,总是给我讲,还让我写。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絮儿就六年级了,但那个开学的秋天,我就没有再见到絮儿。首先呢,是我晚到了一个月,因为在之前那个暑假,我摔折了右腿骨。而等到我去到学校第一天中午,就扶着楼梯的栏杆去絮儿的教室找她时,却听说她这学期没有来过。
倒没有着急,我等过她,也总会等到她,我是这么想的。
我的零花钱涨到了一块五,物价还是没变。中午吃一个包子,有时是菜的,有时是糖的;每天还是买两个棒棒糖,吃一个留一个,桃片跟小笼包没再去吃,一个星期存下五块钱,都用来买信封邮票什么的,总是写字寄出去,慢慢的回复就多了些。
这样过了一年,絮儿还是没有出现过,我每天留下的那个棒棒糖,堆了好大一堆,还化了好多。当然,我也猜过絮儿为什么不来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是她搬家了,毕竟她家是外来的。但我又说服了自己,不是这样的。
其实很怕猜中了,没有任何联系方式,那么一生就不见了,即使等着。唔,我是懂事早些的孩子,毕竟经历了一次莫大的伤痛。
我家装了电话机,座机。最醒目的一个广告的就是:一张深蓝色的海报上,整整齐齐的印着许多排电话机,横着竖着。下面还写着:某某地区电话号码从七位升至八位。那时,一直没搞懂这七位八位的是啥东西。
电话线是从不远处的一个电线杆子上接过来的,似乎装电话机是潮流,许多户都装了。刚装上那会,邻里之间总是时不时打个电话,号码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话机旁边。装话机之前,通讯就是靠喊。
其实呢,话机装了也没有改变那个局面,新鲜劲过了,人们的通讯还是恢复了喊的时代,似乎这样比电话线传得快些。
我对电话机痴迷,没事的时候总是坐在它的旁边,多盼望它响起,但响了接起来我都是失望的,一是没有人找的是我,更重要的是,打来的电话从来不是絮儿。不傻,每一个电话响起时,我就知道不是她。但我期望是,我假设她在某某处知道了我家电话号码,然后打过来问我有没有存钱,有没有寄信,最想她说的还是什么时候回来找我。
跟曾经等她一样,没有结果,从来没有等到过,从未。
我上六年级了,快毕业了,我哥那段年纪的许多人,就留在了本校读初中,然后读完就不读了,在家务农或是去城里打工,我哥则去了一个叫做石会的地方上中学,那个算是城镇吧,那时候。后来,他又考去了城里。
这一年,絮儿还是没有出现。
我告诉自己,努力读书,走出这个小山村,去城市里,去大城市里,那样就能找到絮儿。
班上六十多个人,走了不到十个去县城里面上中学,我是其中一个。
也就是这么一走,这一生就注定了没办法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