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花烂漫 第3章 浮萍

回到省城，夏昭昭变了一个人。

她还是照常上班，照常去食堂打最便宜的素菜，照常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看书。但宿舍里的室友都说，昭昭好像变了。但具体变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同宿舍的王姐说她以前虽然话也不多，但笑起来是真笑，眼睛会弯成月牙，现在也会笑，嘴角是弯的，眼睛里却没什么笑意。小刘说她晚上看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盯着书页发呆，叫好几声才回过神来。

只有她自己知道哪里变了。以前她心里还装着一些热的东西，比如对父亲的怨，对外婆的念，对未来的期许。现在这些东西都凉下去了。以前她还希望活出个样子给轻视她的家人看，但在父亲的葬礼后她的心态就变了。

现在的她，不是为了让谁后悔，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就是活。像一株无人照料无人注目的山茶花，只是活着而已。

她把之前攒的书，除了《平凡的世界》，全部送了人。王姐收到那本《简·爱》的时候很惊讶，说你不是最喜欢看书吗，怎么舍得送人。她说东西多了是累赘。王姐听不懂，只觉得这姑娘心变硬了。其实不是硬，是她终于明白，人不能靠别人的故事活着。简·爱的结局再好，那也是别人的结局。

她开始拼命攒别的东西——钱、技能、一切能让她不再像浮萍一样被命运拨弄的东西。以前她觉得在服装厂干一天算一天，能把钱寄回家就好。现在不一样了。她开始追着周姐学东西。学看工艺单，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数字，刚开始像天书，她拿本子一个个抄下来问周姐，问了就记住，记住就不忘。学怎么在布料上排版、画样，省料还能裁得快。学怎么排流水线，哪个工序接哪个工序不窝工。别人午休趴在工位上睡觉，她不睡。她拿着一块废布翻来覆去地练，把边角料缝成小布袋，拆了缝，缝了拆，手指上被针扎得全是小血点，结了痂，又扎破。

周姐有时候站在车间门口远远看着她，叼着烟，不说话。后来有一次，周姐路过她工位，把一个东西丢在她手里。是一把新的剪刀，比厂里配的好得多，刀刃是黑色的，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别用那把破剪刀了，线头都剪不齐。”周姐说完就走了，头也没回。

夏昭昭握着那把剪刀，愣了很久。

半年后，服装厂开始裁员。

消息传出来的那天，车间里的空气都变了。平时有说有笑的女工全都不说话了，每个人低着头拼命干活，生怕抬头的时候被领导注意到。下了班大家聚在宿舍里小声议论，说这波至少裁掉三分之一。有人开始给家里打电话问有没有别的门路，有人偷偷去找周姐打听情况，回来以后脸色白得吓人。

夏昭昭没有去打听。不是不慌，是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打听的。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身份证上年龄都对不上号的小姑娘，随时被裁掉，不是最正常的事吗？这三年她每个月寄钱回家，手里没攒下多少。但她攒下了别的东西——手艺、眼力、一点底气。这些东西装在心里，谁也裁不掉。

裁员名单公布那天是个阴天。五月末的省城，天灰得像一块旧抹布。一张大白纸贴在车间门口，密密麻麻的名字排了三列。女工们围了一圈，踮着脚往里看。有人看完了一言不发地走开，回到工位上默默收拾东西。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直在抖。

夏昭昭站在人群外面，等别人散得差不多了才走上前。她从头到尾把名单看了一遍。

没有她的名字。

她应该松一口气。但她没有。因为她看见了另一个名字——陈桂芳。

陈桂芳二十六岁，在厂里干了六年，资历比她老得多。去年冬天，她丈夫骑摩托车下班回家，在省道被一辆大货车别了一下，人当场就没了。留下两个孩子，大的上幼儿园，小的还在学走路。

陈桂芳那段时间请了三天假，第四天就来上班了。没人知道她那三天是怎么过的。她本来话就不多，回来以后话比以前更少了。她很少请假，有时候周末还主动来加班，就为了多挣一点加班费。别人都说桂芳姐命硬，男人没了还能这么扛。只有夏昭昭注意到，她中午吃饭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端着饭盒发呆，饭菜凉了都忘了吃。

此刻陈桂芳蹲在车间门口。那张白纸上的名字还没干透，她的名字被写在第三排，字不大，但足够把一个家砸碎。她蹲在那里哭，哭得浑身都在抖，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出声也没有用，没有人能替你扛。

夏昭昭站在旁边，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往车间尽头走去。

周姐的办公室是用玻璃隔出来的一个小隔间，里面烟雾缭绕。周姐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堆表格，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她正在打电话，语气很冲：“我就这么多人手，你把订单排这么紧我怎么给你赶？又不是变魔术——”看见夏昭昭站在门口，她停了一下，对着电话说了句“回头再讲”，挂了。

“找我什么事？”

“把我的名额给陈桂芳吧。”

周姐盯着她看了好几秒。那个眼神里有诧异，有审视，然后慢慢变成了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无奈。

“你这个小姑娘，”周姐把烟掐了，“心怎么这么软。你知道你这个名额留着多不容易吗？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的名字从名单上拿掉你知道吗？”

夏昭昭不知道。她有些意外，但她没有问。她只是说：“她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她家里有两个孩子，要是没了工作，孩子怎么办？”

“那你自己呢？”

“我可以再找。”

周姐沉默了很久。窗外的机器声嗡嗡地响着，填满了沉默的缝隙。女工们收拾东西的动静隐隐约约地传进来，有人拖着纸箱走过门口，纸箱和水泥地摩擦的声音又干又涩。

“想好了？”

“想好了。”

“那行吧。”周姐把刚才掐灭的半截烟从烟灰缸里重新捡起来，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来。烟雾在两个人之间弥漫开，模糊了她的表情，但她说话的声音很明晰：“不过我跟你讲，夏昭昭，你替别人扛得再多，也扛不出一个自己来——人不能总是为了回应他人的期待而活。”

这句话像一根针，很轻地扎了夏昭昭一下。她点了点头，说谢谢周姐。她没再多说什么，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替别人活——她好像从小就是这样。替父亲活一个“懂事女儿”的样子，替母亲活一个“会寄钱回来”的样子，替弟弟活一个“有出息的姐姐”的样子。她自己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要往前走，至于往哪里走，走成什么样子，她还没来得及想。

离开服装厂那天是个晴天。春夏之交的阳光薄薄的，照在身上没什么温度，但好歹是亮的。她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五层楼。外墙上的白色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下面灰黑的水泥。

三年前她站在这栋楼前，仰着头不敢迈步子，手里攥着一张快揉烂的招工广告。三年后她站在这里，手里拎着一个旧行李袋，心里有些慌，但慌的底下，有一层薄薄的、坚硬的底气。

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从今以后，要学很多很多本事。长到有一天，再也没有人能替她做决定。长到有一天，她可以做自己的主。

她把《平凡的世界》从行李袋里掏出来，翻到最后一页。书页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有些地方沾了水渍，那是她晚上在被窝里边看边掉眼泪留下的。在那行“他上了二级工，每月工资四十八元”的句子下面，她用圆珠笔画了一道粗粗的线。

孙少平在煤窑里背了那么多年石头，挣到了四十八块钱。

她忽然想笑。笑完了又有些心酸。原来每个年代的人，都在为同一个东西拼命。

她说不清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感觉应该是“自由”。

离开服装厂后，她在一家小餐馆端盘子。餐馆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里，门脸不大，灶台就支在门口，炒菜的油烟从早上九点熏到晚上十点。老板娘四十出头，精明利落，每天早上六点把她从出租屋的硬板床上叫起来，择菜、洗碗、擦桌子、备料，然后从午饭档一直站到晚上打烊。店里就她一个服务员，端盘子、收银、拖地、洗碗，全是她一个人干。夏天手上起了湿疹，没精力去医院，只能忍着；到了冬天，手上湿疹倒是好了，但又生了冻疮。

冬天的水很冰，洗完碗再端热盘子，冷热一激，冻疮烂掉，晚上回到出租屋疼得睡不着。老板娘有一天早上看了看她的手，说你这手这样怎么端菜，客人看了也不舒服。然后给了她当月的工钱，让她别来了。

她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这条街上又开了两家快餐店，生意被分走了一大半。老板娘要减人，只能减她。她没说什么，把钱揣进口袋就走了。

可走出餐馆大门，站在晚高峰的人行道边上，看着马路上车来车往，尾灯拖成一条条红色的光带，她的心忽然空落落的，像有人把里面的东西全掏走了。

这座城市这么大，这么多高楼，这么多车，这么多人。但没有一盏灯是给她亮的，没有一个人是来接她的。

她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邻居婶子接的，说母亲最近身体不好，总是咳嗽，让她去医院她也不去，说费那个钱干什么。弟弟上高中了，成绩不错，但学费是个问题，家里正在东拼西凑地借。

“你妈不让我告诉你，”婶子在电话里叹气，“她总说昭昭在外面不容易，别给她添麻烦。你爸走了以后，她一个人扛着这个家，老得快得很。上次我见她，头发白了快一半了。”

夏昭昭靠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握着话筒，很久没说话。

挂了电话，她在地上蹲了很久。

深秋的省城很冷。法国梧桐的叶子落了一地，被风吹得在地上打旋，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谁在叹气。她裹紧身上那件在服装厂时自己做的棉袄。棉袄穿了好几年，里面的棉花早就结了块，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棉絮。风一吹就往骨头缝里钻，冷得她直打哆嗦。

她仰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天已经全黑了，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只有城市的灯光映在云层上，把天空染成一片浑浊的暗橙色。

她忽然想起《平凡的世界》里的一句话，是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窑里说的——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不管结局怎么样，至少他奋斗过。

她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然后站起来，把棉袄裹得更紧了一些，大步走进了风里。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前面等着她的是一个更大的笼子。

那一年她十七岁。

此刻她走在深秋的风里，缩着脖子，低着头，背影瘦瘦小小的，很快就被人潮吞没了。但她走路的样子，和刚来省城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她低着头是因为害怕，不敢看路两边的大楼。现在她低着头，是因为迷失了方向。

她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但她知道，她要活下去，不止是活。她要过得好。好到有一天，在天上的父亲看见她，能说一句：我家昭昭，比我强。好到有一天，外婆说的那句“这丫头将来必定有福气”，不是一句空话。

风灌进巷子里，吹得路边的小广告哗啦啦地响。夏昭昭把棉袄的领口拢了拢，缩着脖子走进了更深的夜色里。街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明明灭灭的，像一个不知道疲倦的标点符号，在城市的边缘一笔一画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