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 第17章 蝉鸣

《五月风》卷一·冬蛰

第017章蝉鸣

一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蝉来得比往年凶。

林启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是那年雨水足，地底下的幼虫长得壮了；也许是校园里那几排老法桐的根又扎深了几寸，汁液比从前丰沛；总之从六月末开始，蝉鸣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暴雨，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密密麻麻地罩住了整座校园。

白天是主旋律，铺天盖地，像一万个铜哨同时吹响，又像铁匠铺里千万把锤子轮番落在砧板上，铛铛铛铛，不带喘息。声音从法桐的枝叶间倾泻下来，穿过梧桐的树冠，砸在水泥路面上，溅得满地都是。走在路上的人被声音裹住了，像裹进了一条厚毛毯，闷热又窒息，连自己的脚步声都听不见。

黄昏是尾声，稀稀落落，像散了场之后不肯走的观众，依依不舍地留了几声，声调也变了，不再是白天的铿锵激越，而是带着一种倦意，像跑了整天的人最后几步路，腿还在动，但劲儿早散了。

到了夜里，蝉也歇了，但耳朵里还嗡嗡地响——那是听了一整天之后留在鼓膜上的幻音，像水面上的涟漪，人已经离了水，波纹还在一圈一圈地扩散。林启明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听见那层幻音在颅腔里转来转去，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蜜蜂，嗡嗡嗡嗡，找不到出口。

他睡不着。不是蝉吵的——他早就习惯了——是心里有事。

什么事？他自己说不清。就是一种闷，像三伏天的空气，又热又湿，黏在皮肤上，怎么都揭不开。他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困住了，不是困在某个地方，而是困在某种状态里——一种等待的状态。

等什么？等沈梦溪的信。

上一封信是十天前收到的，第二十六封，按约定该她写。信是六月二十号寄出的，他六月二十三号收到，现在已经是七月三号了，十天已满，该他写第二十七封了——但他写不出来。

不是没话说，是话说不动了。

他忽然觉得写信这件事——这件他做了将近三年的事——正在变成一种重复。每次写信，都是"梦溪如晤"开头，"启明"落款，中间说近况、说读书、说天候、说想念，翻来覆去就那些词，像一盘磨转了又转，磨出来的面越来越细，也越来越没有嚼头。

他怕这种重复。

他更怕的是——沈梦溪也怕。

她会不会也觉得写信变成了一种重复？她会不会坐在宿舍的床上，膝盖当桌子，手电叼在嘴里，提起笔来却不知道写什么？她会不会看着他写的那些"想你了"、"注意添衣"、"风穿过冬天"的话，觉得好听还是好听，但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像一束光照进闷热的房间——而是像一阵风吹过已经凉了的面汤，聊胜于无？

他不敢想。

但越不敢想，就越忍不住想。

宿舍里其他人都睡了。林家伟在最里面那张床上打着均匀的呼噜，声音比蝉鸣还稳当——这人什么都不愁，连梦都做得踏实。靠门的赵红军翻了个身，床板吱嘎响了一下，然后又安静了。窗台上晾着的毛巾还在滴水，滴答、滴答，像一只不紧不慢的钟。

林启明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皮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他看了两年，已经把它看成了一幅画，画里有一只鸟在飞，往哪个方向飞，他看不出来。但每晚他盯着那只鸟的时候，都在想同一件事：它要飞去哪里？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飞去哪里。

但有一点他清楚——他想朝着沈梦溪的方向飞。只是那个方向目前还模糊得很，像雾里的一盏灯，看得见光，看不见路。

二

事情的起因，其实不是信写不动了，而是一件小事。

六月最后一个周末，林家伟拉他去校门口的冷饮店吃冰棍。冷饮店是今年春天新开的，就在校门往东两百米的拐角上，两间平房，门口支了一把条纹遮阳伞，卖冰棍、汽水和酸梅汤。冰棍三分钱一根，汽水一毛，酸梅汤五分——在学生群体里算是最便宜的消暑去处了。

那天热得出奇，三十七八度的天，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像一只烧红了的铁锅倒扣在天空上。从宿舍到冷饮店不过三百来步路，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已经出了一身透汗，后背的汗衫湿了一大片，贴在皮肤上，像一张揭不开的膏药。

林家伟买了四根冰棍——两根奶油的，两根红果的。奶油的贵一分钱，他请客，给林启明分了一根奶油的。两个人坐在冷饮店门口的条凳上，把腿伸直了，让冰棍在嘴里慢慢化，冰凉的甜水顺着喉管滑下去，像一条小小的溪流穿过滚烫的河床。

吃完一根，林家伟又去买了两瓶汽水，一人一瓶，用牙咬开铁皮盖子，咕嘟咕嘟灌了半瓶，然后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嗝。

"舒坦。"林家伟把汽水瓶往桌上一顿，拿手背擦了擦嘴，忽然朝对面努了努嘴。

"看，那是谁？"

林启明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对面马路的树荫下，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生正站在自行车旁边，似乎在等人。她的背对着他们，看不见脸，但身形纤细，头发扎成一条马尾，在阳光下泛着浅棕色的光泽。她的手扶着车把，手指又细又长，指甲剪得整整齐齐，像十颗小小的白贝齿。

"不认识。"

"中文系的，叫什么来着——"林家伟想了想，"秦什么——秦若兰？秦若梅？——反正是个好名字。听说她爸是省城日报的编辑。"

"哦。"

"'哦'什么？你不好奇？"

"不好奇。"

林家伟看了他一眼，笑了——那种"我知道你有秘密"的笑，嘴角微微翘起，眼睛里带着一点狡黠的光。

"你这个人——整天就知道写信、看书、上课，你看看你，二十一岁的人了，连个女生的手都没牵过吧？"

林启明没接话。他咬了一口冰棍，凉意从舌尖一路滑到胃里，闷热的天里，那一缕凉意格外分明。

"你别跟我说你那个笔友——"林家伟压低了声音，做出一副神秘兮兮的表情，"你那个——什么——沈梦溪？你俩写了多久了？两年多了吧？你见过她几面？"

"一面。"

"一面？写了两年的信就见了一面？"

"嗯。"

"那你俩——算什么关系？"

这话问住了他。算什么关系？朋友？不对，朋友不会说"你就是那道缝"这样的话。恋人？也不对，恋人应该是天天在一起的，至少应该在一个城市，而不是隔着五百里地靠信件维持联系。他们算什么——笔友？太轻了。知己？太大了。情人？还没到那一步。他们卡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像地图上两省交界处的那片灰色地带——属于谁都不是，但又跟两边都连着。

林家伟见他不出声，叹了口气，换了一种语气——不是调侃了，是认真的。

"启明，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跟她的关系，全靠信撑着。信是真的，但信跟人之间，隔着一层纸。你在信里认识的她，跟真实的她，不一定是一样的。"

"我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你还——"林家伟摇了摇头，"算了，我不说了。但你想想——你连她平时长什么样、穿什么衣裳、跟谁说话、下了班去哪儿——你全不知道。你知道的她，只是信里的她。信里的她当然好——因为信是可以改的，写错了可以撕了重来，不像人，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你在信里看到的是她最好的样子，但一个人不可能只有最好的样子。"

这番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林启明的心里。不深，但疼——那种刺痛，像被冰棍的木棍上的倒刺划了一下，伤口很小，却一直在隐隐作痛。

他不想承认林家伟说得对。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他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

他确实只见过沈梦溪一面。两年半前，城郊农场的劳动结束后，他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通信，她说好。他们面对面站了不到五分钟，说了不到十句话，然后各自转身走了。此后两年多，所有的交流都通过信件完成——她写来的，他写去的，二十六封信加二十六封回信，五十二封，摞起来有一拃厚。

但那五十二封信里的沈梦溪，和那个站在农场田埂上递给他一杯水的沈梦溪，是同一个人吗？他认识的是信里的她——字迹清秀、心思细腻、读诗写文章的排字女工。但信之外的她呢？她在工厂里跟谁说话？她下了班去哪里？她有没有别的朋友——别的男性朋友？她会不会也像他一样，把最想说的话写在信里，把最想说却不敢说的话留在心里，留到有一天发现那些话已经过了说出口的时机？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因为他只见过她一面。

那根针扎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

三

接下来好几天，林启明都心神不宁。

上课走神——古代文学课的老师讲《楚辞》，讲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求索"两个字，然后就走偏了——求索什么？求索的是沈梦溪，还是求索的是他自己？他分不清。吃饭也走神——食堂的红烧肉咬到了舌头，疼得他一激灵，才回过神来。晚上更走神，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像在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

他开始反复读她以前的信，像考古学家在一座已经挖掘过的遗址里重新翻土，试图找到之前遗漏的碎片。他把她的每一封信都读了两遍、三遍，有的读了五遍，读到最后他几乎能背下来——但越背越觉得陌生，像一首诗念了太多次之后，字还是那些字，意思却模糊了，变成了声音的组合，失去了最初的温度。

他甚至开始注意信纸上那些他以前忽略的细节。

墨迹的深浅——她的信从去年秋天开始，墨迹比以前淡了一些。不是心情淡了，是换了墨水。她以前用的是蓝黑墨水，颜色浓重，写出来的字像刻在纸上；后来换成了一种浅蓝的墨水，便宜一些，但颜色薄，像水彩画里的天空，好看但不耐久。她为什么换墨水？省钱。为什么要省钱？她在信里提过——厂里效益不好，加班少了，奖金也少了，日子比以前紧。她没有说得很具体，只是轻描淡写地带了一句"最近手头有点紧"，然后就岔开了话题，说别的去了。

笔画的走势——她写字的时候，心情好，笔画就舒展，像河水流过平原，顺畅自然；心情不好，笔画就紧缩，像河水撞到了石头，溅起水花。他翻出了她最早写来的那几封信，跟她最近的几封做对比，发现一个变化：她以前的字是向右上倾斜的，带着一种朝气；现在的字是水平的，稳当了，但也平了——像一个人从坡上走到了平地上，走得稳了，但也没有上坡时那种微微喘息的兴奋了。

折痕的方向——她折信纸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是横折，折三折，像折一封正式的公文；最近变成了竖折，折两折，像折一封随意的便笺。这种变化很细微，细微到如果不是刻意去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他注意到了——他注意到了她的一切变化，包括那些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他不敢下结论。但他隐约觉得，她在变——不是变心，是变深。像一口井，水面没有涨，但水底在往下沉，沉到更深的地方去了。她在想更深的事情，那些事情她还没有在信里说出来——也许是不敢说，也许是不知怎么说，也许是说了也没用，因为有些事情只能面对面才能讲清楚。

她也觉得信不够了。

他敢肯定。

四

七月五号，他终于收到了沈梦溪的信。

不是第二十七封——他该写的那封还没有写——是她的第二十六封的后续，一封他意料之外的信。这种不在约定之内的信，她以前从来没有写过。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着严格的轮次：他写单数，她写双数，每十天一封，从不违约。她忽然多写一封，意味着有话等不了了——等不了十天，等不了轮次，必须现在就说。

信封比平时的厚。他拆开一看，里面有两样东西：一页信纸，和一张剪报。

剪报是从《玉陵日报》上剪下来的，日期是六月二十八号，副刊版，上面有一篇散文，标题是《蝉》，署名"溪"——他一看就知道是沈梦溪写的，因为那个"溪"字的写法跟她在信封上写的一模一样，最后一笔向右上挑起，像一条鱼的尾巴。

他先读了那篇散文。

蝉

夏天的蝉，在土里等了七年。

它们以幼虫的形态，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时光，吸食树根的汁液，一点一点地长大。七年——对于一个生命来说，这几乎就是全部的青春。

然后它们破土而出，爬上树干，脱去旧壳，展开翅膀，在阳光下鸣叫。它们的歌声响亮而急切，像是在把七年积攒的沉默一口气吐出来。

但它们只能唱七天。

七年的等待，换七天的歌唱。这公平吗？蝉不问这个问题。它们只管唱，从早唱到晚，从生唱到死，把全部的生命都押在这七天里——不，是押在那一声鸣叫上。那一生，就是它们的全部。

有人说蝉鸣聒噪，太吵。我以前也觉得吵。但后来我想——如果你在黑暗中等了七年，终于看见了光，你难道不会大声喊出来吗？

蝉鸣不是噪音，是宣告——我来了，我在这里，我活着。

写在夏至后第三日。

林启明把这篇散文读了三遍。

第一遍读出了文字的味道——干净，利落，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像她排字时拣铅字一样，一个一个地挑，挑出来的都是刚刚好的那一个。她写文章跟写信不一样，写信温柔，写文章锋利；写信像说话，写文章像下刀——每一刀都切在骨头上，切完了不流血，但你能看见刀痕。

第二遍读出了文章底下的东西——她在写蝉，但也不只是在写蝉。七年等七天，这说的是蝉，也是说她自己。她在工厂里排字，日复一日地跟铅字打交道，黑色的铅灰染黑了她的指尖，油墨的味道浸透了她的衣裳，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四年，四年如一日，像一只埋在土里的蝉，在黑暗中等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天。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它一定会来——就像蝉知道第七年的夏天一定会来一样。

第三遍读出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东西——她在写蝉的七天，也是在问他：你愿意等吗？你愿意像蝉一样，在黑暗中等七年，只为了那七天的歌唱吗？你不是在等七年——你等了两年半。但两年半之后呢？你等来的是什么？是更多的信？还是一次见面？还是——

他放下剪报，展开那页信纸。

启明：

这篇东西是我上个月写的，攒了好久的力气才写出来。写完之后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寄给你——不是因为写得不好（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散文），而是因为写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件事。

我在写蝉的时候，想的不是蝉。

我想的是你。

我想的是我们。

启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信，最近越来越难写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自己是有感觉的。每次提起笔来，想说的还是那些话——想你、注意身体、读了一本好书、天气冷了热了——翻来覆去，像一盘磨转了又转。我害怕这种重复。不是害怕重复本身，是害怕重复背后的东西——习惯。

习惯了就不疼了。习惯了就不想了。习惯了就不再是一把刀子，而是一把旧椅子——坐着舒服，但不会心跳了。

我不想变成你的旧椅子。你也不想变成我的。

但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种习惯。我试过换一种写法——写散文、写读书笔记、写工厂里的事——但那些都是方式，不是问题本身。问题本身是——我们只见过一面。

一面。两年半前的那一面。那时候我们说了不到十句话，然后就开始写信。信写了五十二封，摞起来有一拃厚，但那些信里的我们，和真实的我们，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想见你。

不是"想"——是"要"。我要见你。

启明，我之前跟你说过，局里可能派我去省城培训。现在消息来了——确定了，八月二十号报到，培训三个月，到十一月下旬结束。

三个月。在省城。在你所在的城市。

我想见你。不是为了打破什么习惯，不是为了验证信里的你和真实的你是不是同一个人——是因为我想见你。就像蝉破土而出不是为了证明它等了七年，而是因为它必须出来，不出来就会死在土里。

我也快死在土里了。

但还有一件事——比见你更大的事。

启明，你毕业后打算去哪里？

你从来没说过。我从来没问过。我们写了五十二封信，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好像未来是一个我们约好了不去碰的禁区，碰了就会打破现在的平衡。

但我现在想碰了。

不是因为不害怕了，是因为再不碰就来不及了。你明年夏天毕业，还有一年。一年之后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们之间是五百里还是五千里，现在谁也不知道。但如果——如果你愿意——

我们能不能定一个约定？

你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去看海。

我从来没见过海。你呢？你也没见过吧。我们都是在内陆长大的人，见过最大的水就是河——你见过清水河，我见过玉陵河。河是好的，但河不是海。河有两岸，看得见这边也看得见那边；海没有岸，或者岸远得看不见，站在海边，就像站在世界的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无限。

我想跟你一起站在那个边缘上。

不是现在——是你毕业之后。明年夏天。等我培训完了回到玉陵，等你毕了业有了去处，我们选一个日子，一起去海边。坐火车去——从省城到海边，听说要十几个钟头，硬座，便宜。我们带上面包和水壶，在火车上坐一整夜，天亮了就看见海了。

你愿意吗？

不愿意也没关系。不愿意的话，我们就继续写信，写一封信是一封信，不给自己加压。但我把这话先撂在这里——如果你愿意，这个约定就是我们的方向。写信就有了盼头，等信就有了意义。不是"等一封信"的意义，是"等一个未来"的意义。

你想想。

不急。

蝉在土里等了七年，我们才等了两年半。

梦溪

七月一日夜

五

林启明把这封信读了五遍。

不是三遍，是五遍。每一遍读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第一遍读出了她的勇气，第二遍读出了她的脆弱，第三遍读出了她的聪慧，第四遍读出了她的认真，第五遍——第五遍读出了她信里没有说出来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藏在"不愿意也没关系"这六个字里。

她说"不愿意也没关系"，但她的意思恰恰是——我非常在乎你愿不愿意。如果她真的不在乎，她就不会写这封信。她写这封信，是因为她太在乎了——在乎到不敢直接问"你愿不愿意"，只能绕一个弯，先说"不愿意也没关系"，再轻轻地把真正的问题放进去。

她怕被拒绝。

她也怕。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更害怕的那个人——害怕这段关系不够真实，害怕信里的沈梦溪和真实的沈梦溪不一样，害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只是五百里，而是某种更深的、无法用信件弥合的东西。但他忘了，她也在害怕——害怕他不愿意，害怕他觉得看海太遥远、太不切实际，害怕他把这封信当成一个女孩的异想天开，笑一笑就放下了。

她不会知道他读了五遍。

她也不会知道他读完第五遍之后，在宿舍的床上躺了整整一个钟头，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一动不动。

他在想一件事——她说的那个"方向"。

方向。这个词他以前没有想过。他写信、读书、上课、准备毕业——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的方向是什么？找一份好工作？留在大城市？还是分回原籍，回到玉陵，回到那个他长大的地方？

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理由让他想。但现在有了——看海。

看海不是一个目的地，是一个方向。目的地是具体的——青岛、烟台、连云港，去哪个海边都可以定。但方向不一样——方向是"往哪儿走"，是你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知道该迈哪只脚。

他一直不知道该迈哪只脚。他在省城读书，学的是中文，毕业后可以当老师、当编辑、当文化干部，也可以回到基层做一份与文学无关的工作。路很多，但每一条都像是别人替他铺的，不是他自己选的。

但现在，沈梦溪给了他一个选择——去看海。

这个选择的意义不在于"看海"本身，而在于它是两个人共同的方向。一个人走路，方向可以是模糊的，走着走着就偏了也不觉得；但两个人一起走，方向就必须是清晰的——你得知道你在往哪里走，她才能跟上你，或者你跟上她。

他忽然觉得，过去两年半的通信，像两条平行线——他在省城，她在玉陵，各走各的路，偶尔通过信件远远地看对方一眼，看见的是平行的轨迹，永远不会交汇。但现在，她提出了一个让两条线交汇的可能——看海。看海就是那个交汇点，从现在起，他们不再是平行线，而是两条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的线，终有一天会走到一起。

他坐了起来。

他得回信。现在就回。

六

他坐在书桌前，摊开信纸，提起笔来——手在抖。

不是紧张的抖，是太想写好反而写不出来的抖。他在脑子里打了一百遍草稿，每一遍都不同，每一遍都觉得不够好——不够配得上她那封信。她写了蝉，写了七年等七天，写了"我要见你"，写了"看海"——每一个字都是下了决心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不能回一封轻飘飘的信，像以前那样"梦溪如晤"开头、"启明"落款，中间说些温吞的话，四平八稳，滴水不漏。

他得下决心。

但他不知道怎么下。他的手悬在纸面上方，笔尖距离信纸不到一寸，但那一寸像一道沟，他跨不过去。脑子里有太多话想说了，多到互相打架，谁也争不过谁，挤在笔尖上，一个也出不来。

他想了很久——久到宿舍里其他人都睡了，久到窗外的蝉鸣也歇了，只剩下远处操场上路灯的嗡嗡声，像一只巨大的蚊子在耳边盘旋。他看了看手表，凌晨一点。

他放下笔，站起来，在宿舍里来回走了几步。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白线，像一条窄窄的路。他踩着那道白线走了一个来回，忽然停住了——他想起了沈梦溪在信里写的最后一句话。

"蝉在土里等了七年，我们才等了两年半。"

两年半。他等了两年半，她等了两年半。他们用两年半的时间写信，用五十二封信堆了一座桥，但那座桥还没有走通——因为桥的两端各站着一个人，谁也不敢先迈步。

现在她先迈了。她写了这封信，说了"我要见你"，说了"看海"——她把脚踩上了桥面，朝他走了一步。

他不能再站在原地了。

他坐回桌前，重新提起笔。这次他没有犹豫——他不再想该写什么，而是让笔自己走，像让水自己流，流到哪儿算哪儿，只要不停下来就行。

梦溪：

我愿意。

就这两个字，我先写在这里。后面的话可以慢慢说，但这两个字不能慢——它必须在信的最前面，你打开信第一眼就看见，不用翻到最后一页才知道答案。

我愿意去看海。跟你一起。明年夏天。

你问我毕业后打算去哪里。我以前没有答案，但现在有了——我的方向就是你。这不是说我要去你所在的城市（如果能去，我当然想去），而是说——不管我分到哪里，我的方向都是朝你走的。你在玉陵，我就朝玉陵走；你来了省城，我就朝省城走；你如果有一天去了更远的地方——去了海边——我就朝海边走。

你说我们的信越来越难写了，我也有同感。但我想了很久，觉得问题不是信写不动了，而是信写到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一种新的东西来推动它——就像一条河，流到平缓的地方就慢了，需要一道坎、一个落差，才能重新快起来。你的这封信就是那道坎——它让我从"写信的状态"里跳了出来，看见了信以外的东西。

信以外有什么？有你。有我。有一个我们还没有去过的海边。有一列从省城开往海边的火车，硬座，十几个钟头，面包和水壶。有天亮时突然出现在窗外的蓝色——不是天空的蓝，是海水的蓝，那种蓝我们在内陆从来没有见过，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必须亲眼看见才知道。

我要亲眼看见。

跟你一起。

你写了蝉。你说蝉在土里等了七年，只唱七天。我读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想明白了一件事——蝉的七年不是浪费，那七年在土里吸食树根的汁液，一点一点地积攒力气，等的就是破土而出的那一刻。如果没有那七年，蝉就没有力气爬上树干，没有力气脱去旧壳，没有力气展开翅膀，更没有力气唱出那一声。

我们的两年半也是这样。这两年半的通信，不是重复，不是习惯，是在积攒——积攒见面的力气。等到见面的那一天，我们把两年半的沉默一口气吐出来，像蝉鸣一样——不是聒噪，是宣告：我们来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一起。

梦溪，你说你要来省城培训。八月二十号。还有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盼着一个日子的到来。以前盼的是收信的日子——每十天一次，像钟表的齿轮，准时但机械。现在盼的是见面的日子——那不是齿轮，是一扇门。门的那边是你。

我在门这边等着。

启明

七月五日凌晨

他把信写完，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改了两个字——把"我的方向就是你"后面的括号里，"虽然如果能去"改成了"如果能去"。去掉了"虽然"两个字——因为"虽然"暗示着犹豫，他不想犹豫。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写上地址，封了口。明天一早就去寄。

然后他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拿出了那张剪报，沈梦溪发表的散文《蝉》，小心翼翼地夹进了他枕边的那本《飞鸟集》里。

夹在第三十六首那一页——那首关于瀑布和自由的诗。

那一页已经夹了两样东西：沈梦溪的照片，和去年冬天他写给自己的那颗小星星。现在又多了一样——《蝉》。

三样东西，三重约定，像三颗钉子，把这本书钉在了他的生命里。不管以后走到哪里，只要这本书在，那些约定就在——瀑布的歌声、星星的微光、蝉的鸣叫，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的方向。

七

信寄出去之后的等待，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等信是习惯——该来的时候就会来，像日出日落，准时而平静。现在等信是煎熬——因为他的回信里说了"我愿意"，她收到之后会怎么回？是再写一封长信？还是只回两个字——"好的"？或者什么都不回，等到八月二十号见面的时候，亲口跟他说？

他想了太多可能，每一个可能都让他辗转反侧。

宿舍的夜晚变得格外漫长。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蝉鸣——深夜的蝉鸣是孤独的，一声两声，像一个人在空旷的原野上喊话，喊完了等回音，等来的只有风。他翻身的时候床板嘎吱响，赵红军在对面床上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林家伟的呼噜声依旧稳如磐石，这人的梦里大概没有蝉，也没有信，只有一个永远吃不完的冰棍。

十天过去了，他没有收到她的信。

他以为丢了，去收发室问了三遍，收发室的大爷被他问烦了，说小林你到底在等谁的信啊，我帮你留意着。他是玉陵市的，姓沈。大爷翻了翻登记本，说没有。

二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

他开始慌了——不是因为怀疑她，而是因为一种更深的焦灼：她说"我要见你"，他说"我愿意"，然后两个人同时沉默了，像两声蝉鸣之间的间隙，静得让人心慌。

他反复读她的最后一封信，想从中找出某种暗示——她是不是说了什么他没有注意到的话？他把那封信读了十遍，最后在"不急"两个字上停住了。

"不急。"

她说不急。不是"不用急"，是"不急"——两个字，干脆利落，像她知道自己说的话已经够了，不需要再追加什么。他该回答的已经回答了——"我愿意"。她收到了，知道了，就够了。剩下的，等见面再说。

那个间隙不是空的——它在积蓄。

就像蝉在土里的那七年，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地底下，有一只小小的虫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一点一点地积攒力气，等的就是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他也在等。

但等的方式变了——他不再只是被动地等信，而是主动地做准备。什么准备？见面的准备。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以前他不在乎穿什么，每天换洗的衣服就是那几件，蓝灰灰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现在他开始琢磨要不要买一件新衬衫，白色还是浅蓝色，领口要不要熨一下。他去校门口的百货商店看了一圈，最便宜的白色衬衫三块八毛钱，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零钱，算了算，咬咬牙买了一件。

他还开始练习说话——不是练习说什么，而是练习怎么面对面地说话。写信的时候他有的是时间斟酌，写一句想半天，不满意可以重来；但见面不一样，见面是实时的，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他怕自己嘴笨，怕在她面前说不出话来，怕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却像两根木头。

他甚至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练了一次——趁没人的时候，站在衣柜的穿衣镜前，假装沈梦溪就站在他对面，然后说："梦溪，好久不见。"说了三遍，第一遍声音小得像蚊子，第二遍声音大了但表情僵硬，第三遍终于像正常人了——但也只是"像"，真到了她面前会怎样，他不敢保证。

他还做了一件事——他去图书馆查了去海边的火车时刻表。从省城到青岛，每天一班，晚上八点发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到，硬座十二块八毛。他把时刻表抄在了笔记本上，又算了一笔账：来回车费二十五块六，加上在青岛的吃住，最少得五十块。他现在的助学金每月十九块五，加上偶尔给校报写稿的稿费，一个月能攒五到八块。从现在到明年夏天毕业，还有十二个月，每个月攒八块，九十六块——够了。

他把这笔账写在笔记本上，旁边画了一条线，线的两端分别写了两个地名——"省城"和"青岛"。线的中间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箭头朝东，朝着海的方向。

这是他的路线图——从省城到青岛，从现在到明年夏天，从他到她再到海边。

一条线，两个地名，一段还没有开始但已经在他心里走了一百遍的路。

八

七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林启明在操场上跑步。

他最近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每天傍晚绕操场跑十圈，四千米。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为了消耗掉那股无处安放的焦灼。等待是一种体力活——不是脑力的那种累，是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坐立不安的那种累，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动物，来回踱步也静不下来。

操场上的塑胶跑道——不对，那个年代还没有塑胶跑道，是煤渣跑道，黑色的细碎煤渣铺成的，踩上去沙沙作响，跑快了扬起一层灰，落在裤腿上，像一层薄薄的黑霜。他跑了七圈，腿开始发沉，呼吸也粗了，夏天的空气又热又黏，吸进去像吞了一团棉花，堵在胸口吐不出来。

跑到第八圈的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

"林启明！"

他放慢脚步，循声望去——操场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人，手里举着一张卡片，朝他晃了晃。

是林家伟。

"你的信——收发室让我带给你的——"

林启明走过去，接过那张卡片——不是信封，是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印的是玉陵公园的荷花池——他认得那个地方，去年秋天沈梦溪拍那张照片就是在那个公园里。荷花池里的荷叶碧绿如洗，几朵粉白的荷花从叶缝间探出头来，花瓣上凝着几颗水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碎钻。

明信片的背面只写了几行字——

启明：

收到你的信了。"我愿意"三个字，我读了十遍。

不回长信了。想说的话攒着，见面说。

八月二十日，省城见。

你说的蝉鸣，我听见了。

梦溪

七月十八日

他站在操场边，手里攥着那张明信片，夕阳的余晖照在荷花池的图片上，把水面染成了金色。远处，蝉还在叫——但此刻他听见的蝉鸣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聒噪，是背景音，是无意义的重复；现在是宣告——我来了，我在这里，我活着。

就像她说的——蝉鸣不是噪音，是宣告。

他低头看着明信片上那几行字，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你说的蝉鸣，我听见了。"

她听见了。

他在深夜写的那些信，在凌晨熬的那些夜，在宿舍里对着天花板发的那些呆，在操场上跑的那些圈——她都听见了。不是用耳朵听的，是用心的——那种隔着五百里地也能听见的声音，不是声波，是意念，是一个人想着另一个人的时候发出的微弱的信号，微弱到只有被想着的那个人才能接收。

他接收到了。

她发出来了。

他站在操场上，仰头看天——天边有一道晚霞，橘红色的，像一扇正在打开的门。门的那边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门的那边有她——沈梦溪——一个他在信里认识了两年半、只见过一面、但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人。

四十五天变成了三十三天。

他在心里默数——三十三天后，他就能看见那扇门完全打开，看见门后面的她，看见她站在光里，像荷花池边拍照片时的那个样子——忍住不笑的嘴角，黑得像井的眼睛。

不——他还没有见过她穿白色连衣裙的样子。但他想象得到。

三十三天后，他就不需要想象了。

九

那天晚上，林启明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明年夏天，一起去看海。"

他在"一起"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又在"看海"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浪花——三道弯弯的弧线，像一页被风吹翻的书角。

这是他们的约定。

白纸黑字，落笔无悔。

这个约定从此变成了他生活的轴心——所有的事情都围着它转。上课是为了顺利毕业，毕业是为了赴约，赴约是为了看海，看海是为了——为了什么？为了站在世界的边缘上，跟她一起，听见彼此的蝉鸣。

不是信里的蝉鸣，是真实的——带着海腥味和阳光温度的蝉鸣。

他又翻开了那本《飞鸟集》，翻到第三十六首，那一页夹着三样东西——照片、星星、剪报。他把明信片也夹了进去，夹在第二十八首那一页——"光如**地立在空中，脱去了它那朦胧的纱罩。"

他选这一首是有意的。她说过，他们的信蒙着一层纱——信纸的纱、距离的纱、习惯的纱。但现在，纱要脱了。八月二十号，她来省城，他们见面，纱就脱了。光会**地站在空中——不是刺眼的裸，是透明的裸，是真相的裸，是"我看见你了"的裸。

他合上书，把它放在枕头旁边。窗外，蝉鸣渐渐低了下去——夜深了，蝉也要歇了。但它们明天还会叫，后天还会叫，一直叫到夏天的尽头。然后它们会安静下来，把舞台让给秋风和落叶。

但那是秋天的事了。

现在还是夏天。蝉还在唱。他还在等。等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的等是站在原地等，现在的等是往前走的等，每走一步就近一点，每近一天就少一天的等待。

他把灯关了，躺下来，闭上眼。

黑暗中，他听见了蝉鸣的最后几声——远远的，弱弱的，像一个快要睡着的人在梦呓。然后那声音也消失了，整座校园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咚。咚。咚。

心跳很稳，像一只在土里耐心等待的蝉，不急不慌，因为它知道——它的夏天一定会来。

（第017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