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寄来的,信封上的字迹,我认不得。邮戳是模糊的,只能隐约看出“江西”两个字。我拿着那封信,站在宿舍门口,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江西。庐山。那个夏天。
会是她吗?
我拆开信,手有些抖。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写在那种很便宜的、发黄的稿纸上:
沈念知:
偶然听说你也在上海念大学。我如今在南昌,念师范。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庐山上的夏天。若记得,便回信给我。地址在信封上。
林雪
林雪。
我反复看着那两个字,看着那几行字,看着那潦草却有力的笔迹。是她。真的是她。
那个消失在雾里的、白色的背影,那个坐在涧边石头上、说“习惯了”的女孩,那个用深褐色的眼睛看着我、说“好好念书”的人——她还活着。她还在。她给我写信了。
那一夜,我没有睡。
我把那封信放在枕边,一遍一遍地看。看着那字迹,想象她写信时的样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房间里?是在白天还是夜晚?是坐着还是站着?写信的时候,她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会想起我?为什么会给我写信?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可它们在我心里,像一群被惊起的鸟,扑棱棱地飞着,不肯落下。
第二天一早,我便写了回信。
那封信,我写了很久。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不知多少遍。想说的话太多,可落在纸上,却觉得什么都不对。太热了,怕吓着她;太冷了,怕辜负她。最后,我只是简单地问了她的近况,说了些我在学校的事,然后说,我记得那个夏天,记得那座山,记得那场雾。
记得你。
最后那两个字,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没写。
信寄出去之后,便是等待。
那等待,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异的滋味。每一天,都在盼着邮差的到来。听见自行车铃声,心便跳一下;看见有人拿着信走进宿舍楼,便忍不住迎上去问。没有信的日子,是灰色的,漫长的,怎么也过不完的。有信的日子,是彩色的,短暂的,一眨眼便过去的。
可那彩色,又不仅是彩色。它是甜的,也是苦的;是暖的,也是凉的。拆开信的那一刻,心跳得几乎要冲出胸腔;读信的那一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生怕漏掉什么;读完信的那一刻,便又开始盼望下一封,下一封,下一封。
这滋味,后来我知道,叫做“相思”。
可那时,我不知道。我只是活着,活在那等待里,活在那盼望里,活在她每一个字的温度和重量里。
我们就这样通起信来。
她的信,总是不长。一两页,三四页,从不超过五页。可每一封,我都要读很多遍。读到她写南昌的秋天,梧桐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的响。读到她写师范学校的生活,上课,看书,练琴,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郊外走走。读到她写偶尔想起庐山,想起那山涧,那雾,那石头上的下午。读到她写“你还记得吗”——每一次看见这几个字,心都会软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化开了。
我的信,却越写越长。写我在学校的事,写我读的书,写我听的音乐,写我去的沙龙,写陈先生,写那些有意思的人。写上海的秋天,梧桐叶子也是落了一地,踩上去也是沙沙的响。写我想起她,常常想起她,在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这些话,我写了,又怕太热。可终究还是写了。因为她值得。因为她是我心里那座山上,那场雾里,唯一清晰的身影。
有一天,她的信里,夹了一张照片。
是她的近照。黑白的,小小的,边缘有些发白。她站在一棵树下,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比庐山时长了些,垂在肩上。她的脸,还是那样白,那样静,那双深褐色的眼睛,还是那样望着镜头,望着镜头后面的我,望着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
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把照片,贴在胸口。贴着那颗红色丝绳穿的白珠子,贴着我的心跳。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爱她。
不是喜欢,不是想念,不是怀念。是爱。是从那个夏天便开始的、一直沉在水底的、此刻终于浮出水面的、爱。
可这爱,是甜的,也是苦的。因为她离我那么远。她在南昌,我在上海。隔着几百公里的路,隔着一封封信的来去,隔着那些永远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爱,便成了一种地理。一种由距离、等待、盼望、失落共同绘制成的、复杂的地理学。
而那地图上,每一个与她有关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坐标,一个永远刻在我心里的、无法抹去的坐标。
第一个坐标,是校门口的那个邮筒。
那是绿色的,圆滚滚的,立在传达室旁边的一棵法国梧桐下面。每天下午四点半,邮差会来开一次箱。于是每天下午四点半,我便成了那个站在附近、假装看报、实则盯着邮筒的人。看着邮差打开那锁,取出里面的信,塞进他的大帆布袋里,然后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走远。我的心,便随着那铃声,忽远忽近,忽高忽低。
寄信的时候,也是在那里。把信投进那绿色的口里,听见“咚”的一声轻响,便觉着,那信,便带着我的心,一起沉进了那黑暗的、等待的深渊里。然后,便是新一轮的盼望。
那邮筒,后来成了我最熟悉的东西。熟悉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身上每一道划痕,每一块锈迹。冬天,它覆着霜;夏天,它晒得发烫;雨天,它湿漉漉的,往下滴水。可在我的地图上,它永远是温暖的,发光的,因为它是她和我之间,唯一的桥梁。
第二个坐标,是图书馆三楼靠窗的那个位置。
那是我的固定座位。每个周末的下午,我都会坐在那里,给她写信。窗外是校园里最大的那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满树金黄,风一吹,叶子便簌簌地落,铺一地碎金。我便在那金黄的光里,写那些永远写不完的字。
那个位置的好处是,安静,人少,可以一个人待很久。有时候信写完了,也不走,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的银杏树,想着她。想她此刻在做什么。是在上课,是在看书,是在练琴,还是也在某个窗前,望着某棵树,想着某个远方的我。
这样想着,便觉得,那距离,也不是那么远了。因为我们看着的,是同一个太阳,同一片天空,同一轮月亮。因为我们在同一时刻,或许都在想着对方。
那银杏树,后来年年金黄,年年落叶。可那窗前的我,只有一个。那一年,那一季,那个坐在金黄的光里、写着永远写不完的信的我,只有一个。
第三个坐标,是学校后门的那条小路。
那条路,通向一个不大的邮局。有时候信太厚,怕超重,我便亲自送到邮局去称。那条路不长,走快点,十分钟便到。可每次走在那条路上,我的心,都是满的。因为我知道,路的尽头,便是那封信的去处;那封信的去处,便是她的所在。
那条路的两旁,是些矮矮的民房,住了些普通人家的普通人。有卖烟酒的小店,有修自行车的地摊,有整天晒太阳的猫,有跑来跑去的小孩。我走过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生活,心里却只有她。只有她。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秘密的使者,一个在平凡世界里、做着不平凡的事的人。
那邮局很小,只有一个窗口。递信,称重,贴邮票,然后看着那信,落进窗口后面的麻袋里。每次那一刻,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去吧,替我去看她,替我去陪她,替我说那些我说不出口的话。
第四个坐标,是宿舍楼下的电话亭。
那电话亭是后来才有的。棕色的,木头的,立在楼门口的一侧,里面有一部黑色的电话机。那电话机,只能接,不能打。可我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里站一会儿,等着它响。
当然,它从来没有响过。因为她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因为那个年代,长途电话是奢侈的,因为我们的爱情,注定是书信的爱情,是等待的爱情,是隔着几百公里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爱情。
可我还是站在那里,等着。等着那个永远不会响的铃声,等着那个永远不会来的声音。
那等待,傻吗?或许吧。可那傻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的滋味。因为等待本身,便是一种拥有。你在等一个人,说明那个人,在你心里。
第五个坐标,是我心里的那座山。
那座山,不在江西,不在上海,不在任何地图上。它只在我心里。那里有那栋红色的别墅,有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有那道清澈的山涧,有那块她坐过的石头。那里有那场越来越浓的雾,有那个消失在雾里的白色的背影。
那座山,我随时可以回去。闭上眼,便回去。回去看那个十六岁的自己,站在雾里,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回去听那山涧的水声,哗哗的,永不停歇。回去感受那山风的凉,那阳光的暖,那一切的一切。
那座山,是我爱情的原点。也是我爱情的终点。因为从那以后,所有关于爱情的一切,都要从那座山开始,也都要回到那座山去。
这就是我的爱情地理学。一张由邮筒、图书馆、小路、邮局、电话亭、还有一座看不见的山共同绘制的地图。地图上,没有她。可每一个坐标,都指向她。每一个坐标,都写着她的名字——林雪。
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
寒假到了。同学们纷纷回家,宿舍楼空了,只剩下寥寥几个人。我没有回母亲那里。母亲来信说,她要去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些日子,让我自己安排。我便留在学校,一个人。
那天特别冷,窗外的风呜呜地响,把光秃秃的树枝吹得摇来摇去。我坐在图书馆三楼那个老位置,手里拿着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里想的,只有她。她在南昌,是不是也这么冷?她有没有厚衣服?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一个人待在某个地方,想着某个远方的谁?
那天下午,邮差没有来。因为太冷了,据说路上结了冰,邮路断了。
我站在那个绿色的邮筒前面,看着它,看着那空空的、不会再打开的锁,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绝望。那绝望,不是因为收不到信。是因为忽然意识到,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几百公里的路。还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未来,不同的可能。
她毕业后,会留在南昌吗?会去哪里教书?会嫁给什么样的人?会有怎样的生活?那些生活里,会有我吗?
这些问题,以前也想过,可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沉甸甸地压下来,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那条通往邮局的小路上。风很大,路灯很暗,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
路的尽头,那个小邮局,还亮着灯。
橘黄色的灯光,从玻璃窗里透出来,落在结了冰的路面上,落在我身上,落在我心里。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灯光,便是她。便是她在黑暗中为我亮着的那盏灯,便是她隔着几百公里、依然照在我身上的那束光。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我转身,往回走。
回到宿舍,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我写过的最长的一封。我把那个下午的绝望,那个晚上的灯光,那些关于未来的问题,全都写了进去。我写,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样,可我知道,此刻,此刻,我心里只有你。只有你。
信寄出去之后,便是更长的等待。
一天,两天,三天,一周。
没有回信。
第二周,还是没有。
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那封信,写得太重了?是不是把她吓着了?是不是她根本就不想回答那些问题?是不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关于未来,关于我们?
第三周,终于有一封信,从南昌来。
我几乎是抢过那封信,跑回宿舍,拆开。
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念知:
你的信,我看了很多遍。那些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只知道,此刻,我也想你。
可此刻,不是永远。
答应我,好好念书。好好过你的日子。不管将来怎样,你要好好的。
林雪
我看了很久。看着那几行字,看着她写的“此刻,我也想你”,看着她写的“可此刻,不是永远”。
不是永远。
那四个字,像四把刀,一下一下地,扎在我心上。
可奇怪的是,那疼里,竟也有一种释然。因为她说的,是真的。此刻,真的不是永远。我们谁也无法保证永远。我们唯一能保证的,只有此刻。只有此刻的想念,此刻的在乎,此刻的愿意。
而她已经给了我这此刻。这已经够了。够我撑过这个冬天,撑过那些等待的日子,撑过所有不知道未来的、漫长的时光。
那天晚上,我把她的信,贴在胸口。贴着那颗红色丝绳穿的白珠子,贴着我的心跳。那信,便成了我的另一颗心。一颗在我体外、却和我一起跳动的心。
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信。
不是从南昌来的。是从上海本市寄来的。信封上的字迹,我不认识。拆开一看,是陈勉之。
信很短。说他在家无聊,问我要不要去他那里住几天。他家里没人,就他一个。附了一个地址,在法租界,一条我从没听说过的弄堂里。
我想了想,便去了。
那是一条很安静的弄堂,比陈先生沙龙那条还安静。弄堂尽头,是一栋小一些的洋房,两层,灰色的,带着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的树,光秃秃的,只有几株冬青,还绿着。
陈勉之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笑了笑,说:“来了?”
我点点头,跟着他进去。
那房子里面,比外面看着暖和。客厅不大,却布置得很舒服。几把沙发,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架钢琴。壁炉里烧着柴,噼啪地响,火光一跳一跳的,映在墙上,映在我们脸上。
“你一个人住?”我问。
他点点头:“父母都不在。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他顿了一下,“在别的地方。我一个人,惯了。”
他让我坐下,去倒了茶来。两个人,坐在壁炉前,喝着茶,听着柴火的声音,偶尔说几句话。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学校,功课,书,音乐。谁也不提那信里的事,谁也不问为什么叫我来的。
可我知道,他是怕我一个人,在寒假里,孤单。
那一夜,我便住在他那里。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盖着他给我的厚毛毯。壁炉里的火,渐渐小了,渐渐暗了,只剩下一些暗红色的炭,还在轻轻地、噼啪地响。我望着那些暗红色的光,心里忽然想起很多事。想起母亲,想起外公,想起姨母家的花园,想起庐山上的雾,想起林雪,想起那四个字——不是永远。
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光,在我心里,像那些暗红色的炭,慢慢地燃着,不旺,却也不灭。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住在那里。白天,我们一起看书,听音乐,有时也出门走走,在那些安静的弄堂里,漫无目的地逛。晚上,便坐在壁炉前,喝茶,说话,或者什么也不说,只是坐着。
有一天傍晚,外面下起了雪。那是我在上海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雪花密密地落下来,不一会儿,院子里、树上、屋顶上,便全白了。我们站在窗前,看着那雪,看了很久。
“你看,”陈勉之说,“这雪,把一切都盖住了。脏的,丑的,破的,烂的,全都盖住了。只剩下白。只剩下一片干净的白。”
我点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庐山上的那场雾。那雾,也是这样的,把一切都盖住了。把山,把树,把房子,把人都盖住了。只剩下白。只剩下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的、干净的白。
“可雪会化的,”我说,“化了之后,那些脏的、丑的、破的、烂的,又都出来了。”
陈勉之转过头,看着我。那目光,和第一次见我时一样,不锐利,却很深。
“所以呢?”他问。
我想了想,说:“所以,那白,只是一个梦。一个暂时忘记的梦。”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可人需要梦。需要暂时忘记。否则,怎么活得下去?”
我看着他。火光映在他脸上,一闪一闪的。他的脸,平时总是淡淡的,看不出什么。可那一刻,我忽然看见,那淡淡的下面,也藏着一些东西。一些和我心里一样的、说不出的东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为什么他会在寒假叫我来了。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孤单的人。都是心里藏着东西、却说不出来的人。都是需要一场雪、一炉火、一个不说话也能懂的人,陪着的人。
那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世界,都白了。白的屋顶,白的树,白的路,白的院子。白得像一个梦,一个暂时忘记的、干净的梦。
我们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那片白上,留下两串脚印,一直伸到弄堂口。
那个寒假,就这样过去了。
开学后,我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上课,看书,去陈先生的沙龙,等她的信。可有些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那个冬天,那个壁炉前,那些话,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孤单,是可以被分担的。即使不说话,即使只是坐在一起,看着同一炉火,那孤单,也会轻一些。
林雪的信,还是照常来。不密,不疏。每两周左右一封。信里的话,还是淡淡的,说些日常的事,说些南昌的天气,说些她看的书、听的音乐。从来不提未来,不提我们,不提那些太深太重的东西。
可我渐渐学会了,从那些淡淡的字里行间,读出另一些东西。读出她偶尔的、轻轻的叹息。读出她写在纸边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墨点。读出她选择用的词,和没有用的词。
这,或许便是书信恋爱的全部艺术——不是读懂那些写出来的字,而是读懂那些没有写出来的字。不是听见那些说出来的话,而是听见那些藏在话后面的、沉默的声音。
我开始明白,她为什么说“此刻,不是永远”。因为她是活在“此刻”里的人。不是不想未来,是不敢想。因为未来,太远了,太虚了,太不可捉摸了。而此刻,是真实的。是可以握在手心里的。是可以相信的。
我学会了接受这个。接受她只给我此刻,不给我永远。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给她永远。谁能呢?谁能在二十岁的年纪,许下永远的诺言?
可那“此刻”,也是好的。好的像冬天的阳光,虽然不暖,却亮。好的像春天的第一朵花,虽然小,却真。好的像我们之间的那些信,虽然隔着几百公里,却一字一字,都是真的。
这就够了。真的,够了。
那年夏天,陈先生的沙龙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是一个中年人,瘦瘦的,穿着很旧的蓝布长衫,头发已经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他的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专注,仿佛要把你看穿似的。
他来的那天,沙龙里的人不多。他坐在角落里,像当年的老周一样,不说话,只是看着。可他的目光,和老周不同。老周的目光,是躲闪的,是怯懦的,是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他的目光,却是坦然的,是专注的,是只想看着、不想打扰的。
陈先生看见他,眼睛里,又闪过一丝那看不懂的光。和看见老周时一样,又不完全一样。
那光里,有惊喜,有怀念,也有别的一些东西。
“你来了。”陈先生说。
那人点点头,微微一笑。那笑容,很淡,却让人觉着,他和陈先生之间,有一种很深的、我们不知道的牵连。
那天,陈先生破例没有听音乐,没有让大家各自看书。他让沈阿姨沏了一壶好茶,和那个中年人,坐在壁炉前,聊了很久。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我们听不见说的是什么。只偶尔看见陈先生点头,偶尔看见那中年人笑一笑。那笑,很淡,却让人觉得,他心里,是高兴的。
那人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陈先生送到门口,站在门廊下,望着他走远,消失在弄堂深处。然后,他转身回来,坐在藤椅里,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我忍不住问:“陈先生,那是谁?”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一个老朋友。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他叫什么?”
陈先生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犹豫,又像是别的什么。
然后他说:“他叫……算了,你不知道的。”
他顿了顿,又说:“他写过一首诗,你可能读过。”
“什么诗?”
他望着窗外,慢慢地,念出几句:
从前的人,多认真
认真勾引,认真**
峰回路转地颓废
我听着,心里忽然一动。这诗的风格,让我想起一个人。
“木心?”我问。
陈先生转过头,看着我。那目光里,有一丝惊讶,也有一丝……欣慰。
“你知道他?”
我点点头:“您给过我他的诗集。《云雀叫了一整天》。”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写这些诗的人。”
我愣住了。
那个穿着旧蓝布长衫、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坐在角落里只是静静看着的人——就是木心?就是那个写出“从前的日色变得慢”的人?就是那个在诗里藏着那么多说不出的东西的人?
“他……他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陈先生似乎知道我想问什么。“他不是消失了。他只是……去别的地方了。现在,回来了。”
“还会再来吗?”
陈先生望着窗外,那早已没有人影的弄堂,轻轻地说:“不知道。有些人,见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复杂的感觉。有惊喜,因为见到了那个让我着迷的诗人;有遗憾,因为没能和他说一句话;有庆幸,因为至少见了一面;也有恐惧,因为“见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一扇从未打开过的门。门后面,是那些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我和林雪,能见几面?那一面之后,还有没有下一面?我们的一生,能和几个人,见上足够多的面?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可它们,从此便在我心里,生了根。
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林雪的一封信。
信上说,她毕业了,分配到一个很远的小县城去教书。那地方,在江西的深山里,不通火车,要先坐汽车,再走很长的山路。信里没有说具体是哪里,只说,以后通信,可能会慢一些。
最后,她写:
念知,谢谢你这两年的信。它们陪我度过了很多日子。我会一直记得。
你也好好的。
林雪
我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落落的感觉。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从我手心里滑走,抓不住。
我给她回了信,问她具体的地址,问她以后能不能去看她,问她……问了很多。可那封信,寄出去之后,便再也没有回音。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没有信。什么也没有。
我往那个旧的地址写信,信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一个戳:查无此人。
林雪,就这样,又一次消失在我的生命里。
像庐山上的那场雾一样,来了,又散了,只剩下一个朦胧的、美丽的影子,永远留在记忆里。
可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们有过两年多的通信。有过那些一字一字写在纸上的、真实的日日夜夜。有过那些从字里行间读出的、沉默的声音。有过“此刻,我也想你”这七个字。
这些,比那座山,那场雾,那个白色的背影,更真实。也更疼。
因为失去一个真实的、有过两年多通信的人,比失去一个只见过几面的人,要疼得多。
那疼,是一种地理的疼。是由那些坐标——那个绿色的邮筒,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学校后门那条小路,那个小小的邮局,宿舍楼下的电话亭——共同构成的疼。每一个坐标,都刻着她的名字。每一个坐标,都在提醒我,她来过,她走了。
那疼,也是一种时间的疼。是由那些等待的日子,那些盼望的午后,那些拆信的瞬间,那些读信的时刻,共同构成的疼。每一个时刻,都有她的影子。每一个时刻,都在提醒我,那些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可那疼,也是好的。因为它让我知道,那些日子,是真的。那些信,是真的。那些“此刻”,是真的。
它们不是梦。
它们是记忆。
而记忆,是唯一能对抗时间的、永恒的东西。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坐在这病榻上,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依然能清晰地想起那些日子。想起那个绿色的邮筒,想起图书馆三楼那棵金黄的银杏树,想起那条通往邮局的小路,想起那个小小的邮局窗口,想起宿舍楼下那个永远不会响的电话亭。
想起那些信。那些一字一字写在纸上的、真实的日日夜夜。那些从字里行间读出的、沉默的声音。那个“此刻,我也想你”的七个字。
林雪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那个深山里教书?是不是嫁了人,生了孩子,过着普通人的普通日子?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那个夏天,那座山,那场雾,那些信,那个远方的我?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那些坐标上,活在那些时刻里,活在那些信的字里行间。活在这本手稿里,活在我此刻写下的每一个字里。
这就是我的爱情地理学。
一张由失去和怀念共同绘制的地图。
地图上,没有她。
可她无处不在。
窗外,夜色正浓。
我放下笔,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每一盏灯,都代表一个家,一个人,一段故事。而我的故事里,有一盏灯,永远亮在江西的深山里,亮在那个我从未去过、也永远不会去的地方。
那盏灯,是林雪。
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此刻。
我伸手,摸了摸胸口。那颗红色丝绳穿的白珠子,早已不知去向。可它的位置,还在。贴着心口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微微的、温温的凹痕。那是它留下的印记,也是她留下的印记。
永远,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