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没有配图,只有一行字:睡不着。有没有人现在想说说话。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屏幕扣在桌上,起身去倒水。水是凉的。我端着杯子站在厨房的窗户前,看小区里那排路灯,窗外树枝在不停地摇晃,当初买下这套房子,楼层低,采光一般,但因为窗外的树景一眼看中。有一只飞蛾绕着灯泡一圈一圈地撞,翅膀扑出细碎的影子。我看了好一会儿。
回到桌前,翻过手机。
三十七个赞。十五条评论。
方婷在下面回:还没睡?明天见面聊项目啊,早点休息。乔琳发了个抱抱的表情。前同事小陈说越姐怎么了,后面跟了三个问号。
没有我想看到的名字。
当然不会有。我知道。周衍从不评论我的朋友圈,从不。他只会在某些凌晨,在我发完一条什么之后二十分钟或者半小时,给我点一个赞。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个灰色的、小小的爱心。像是某种密码,某种只有我能破译的信号。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大概是有病。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深夜两点,盯着前男友的一个朋友圈点赞,心跳比签下千万级订单的时候还快。
我把手机扔回桌上。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
是乔琳私聊我:又睡不着?
我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最后只回了一个嗯。
乔琳说:正常。明天早上九点见投资人,别迟到就行。
我看着这条消息,忽然有点想笑。乔琳从不说“你别想太多了”或者“会好起来的”。她只说“别迟到就行”。这是我和她之间的默契。在最糟糕的时候,不说废话,只说下一件事。
我放下手机,重新看向窗外。
那头飞蛾还在撞灯。我想,北京的飞蛾和湘潭的也没什么不同。我小时候在湘潭,夏天的晚上,纱窗外面密密麻麻全是这种虫子。我妈会在台灯下批改作业,飞蛾就隔着玻璃往灯管上扑。我那时候趴在茶几上写作文,写到一半会抬头看她的脸。她从来不看我。
“妈,”我有一回问她,“飞蛾为什么喜欢光?”
她头也没抬:“那是趋光性。昆虫的本能。不是喜欢,是控制不住。”
我记住了那个词。趋光性。不是喜欢,是控制不住。
后来很多年,每当我做一些明知不该做却还是要做的事——比如熬夜等一个不会来的电话,比如创业最忙的时候忽然去搜周衍最近的新闻,比如发完朋友圈之后一遍遍地刷新——我都会想起那个词。
趋光性。不是喜欢,是控制不住。
我关上窗户,把那头飞蛾隔在外面。
手机又亮了。
乔琳发来一份文档,文件名是“商业计划书V8_最终版_真的最终版”。我打开,在投资回报预测那一栏,她用红色批注写了一行字:这里的数据我重新跑过了,看起来好像终于不像是编的了。
我弯了弯嘴角,打了一行字:不像编的就行。明天就用这个版本。
乔琳秒回:你怎么还没睡?不是让你早点休息吗?
你不也没睡。
我是在改计划书。你是在发呆。不一样。
我没有回复。我看着屏幕上乔琳的头像,那是一个卡通版的爱因斯坦,吐着舌头。乔琳说这是她女儿画的,她觉得好看,就拿来用了。
乔琳。
嗯?
你觉得我变了吗?
那边停了一会儿,然后回复:你是说从2014年到现在?
嗯。
变了。你以前不会发朋友圈问有没有人陪你说话。
那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说不上。反正你现在会说出来了。以前你都是憋着。
我盯着这行字,觉得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
十年前的我,确实不会发这样的朋友圈。那时候我刚毕业,住在北四环那套三室两厅里,和两个大学同学合租。窗外就是五道口的霓虹灯和永远堵车的成府路。我觉得北京是属于年轻人的,而我还年轻。遇到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不说,不表达,不求助。我觉得那是坚强。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叫坚强。那叫害怕。
怕被别人看到软弱,怕不被喜欢,怕说了之后发现,根本没人想听。
手机又震了一下。乔琳说:快睡吧,明天还有仗要打。对了,你别删那条朋友圈。
为什么?
不为什么。留着。挺好的。
我没有删。我把手机放在床头,关了灯。黑暗里我睁着眼睛,想着明天要和投资人谈的事,想着乔琳改到凌晨两点的计划书,想着天亮之后要去见的那家书店的老板。那个老板姓郑,五十多岁,守着一家开了二十年的独立书店,店里连空调都舍不得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老郑给我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指着满墙的书说:“林小姐,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想让它死在手机里。”
所以我接了这个项目。乔琳说我感情用事,我说对,就是感情用事。
我闭上眼睛。
最后浮现在脑海里的,不是明天,是很多年前的某个晚上。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还在那家建筑设计所上班。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把通讯录翻了个遍,发现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后来我穿上鞋,下楼去成府路上走了很久。走到华联商厦门口的时候,我想:算了。我自己也可以。
那个在成府路上走夜路的女孩子,和今晚在窗前发呆的女人,是同一个人。中间隔了十年。十年里我学会了一件事:软弱不是罪。软弱只是软弱而已。就像那头飞蛾,控制不住地往光上撞。不是什么高尚的事,也不丢人。
只是一个本能。
我翻了个身,很快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