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吃瓜演义 第32章 洺州梦（四）

“怎么讲？”

“夏王在武牢关战败之后，我们逃回洺州，有人要立夏王养子为王，征兵拒唐，有人甚至要大肆抢掠，往海滨为盗。左仆射齐善行却说，隋末丧乱，不为盗贼就会丧命，我们这些人相聚草莽，不过是苟全性命而已。主上平定河朔，兵强马壮，率十万众南下，竟被三千五百人一战而擒，看来是天意属唐，岂是人力所能扭转！守亦不能保国，逃亦不能免身，一样是亡国，何苦再荼毒百姓？自定都洺州以来，主上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已渐有治世之象——罢了！百姓心向太平，不要再打了！我们听了他的话，在万春宫东街尽散府库之物以慰将卒，三天三夜乃罢，还派兵看守坊巷，不许他们再劫掠百姓，然后带着传国八玺，还有从宇文化及那里缴来的历代珍品，降了唐——我们是真的不想再打了！”[1]

“既然都不想再打了，为何后来又拥立汉东王刘黑闼呢？”

“因为忍无可忍。”提起此事，王孟景至今仍在切齿，“你知道郑善果这个人吗？”

“郑善果？我记得这个人是有传的……”王介甫想了想，“他的母亲崔氏甚贤……噢，还有一件事。贞观二年，大理少卿胡演呈上每月的罪犯名簿，然后又带囚犯到殿前，其中就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以为郑善果虽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与诸囚为伍，此后三品以上犯罪，不须来殿前过目，在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置即可——还有，死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以免冤案，这也是那时候定下来的，我没记错吧？”说到这里，王介甫面上颇有得色。[2]

“太宗？是说我们主上吗？”王孟景笑了，“嗳，我问问你，我们主上的谥号是什么？”

“文皇帝。”

“唔——我猜也是！”

“一开始是文皇帝，后来又改了。”

“改？这还能改成什么？”

“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王孟景深吸一口气，似乎一下子理解不了这么多字一般。

“我朝是就我们主上一个有这么长的谥号，还是每一个皇帝都这样？”

“贵朝和我朝的每一个皇帝，都是这样的。”

王孟景看向王介甫的目光不由得充满了赞许，他连连点头：“还是年轻人博闻强识啊，都记得下来，不容易！”

“惭愧惭愧，前辈谬赞了。”话虽如此说，王介甫脸上可没一点惭愧的神色，他接着问道，“前辈，您接着说啊——我记得郑善果做过山东招抚大使，后来因选举不平除名，莫非当时就是他来安抚河北的吗？”

“夏王被俘之后才六天，郑善果就被任命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唉！太武皇帝任人不明啊！”王孟景长叹一声，“那郑善果是个什么人？当年杨玄感之乱平定后，他与裴蕴、骨仪、樊子盖等奉命推问杨玄感党羽，所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人，凡是受过杨玄感赈济的百姓，都被他们坑杀于东都之南。残虐至极，百姓们谁不恨他、怕他？后来他又做了宇文化及的民部尚书，与淮安王作战受了箭伤，被我们俘虏之后，那个死守河间、后来自缚来降的旧隋臣王琮都看不起他，讥讽他身为隋室大臣，却为弑君之贼卖命。他羞愧得险些自杀——哼，此獠何不早死！”[3]

“莫非是郑善果在河北作下了什么大恶吗？”

“你知道他到了洺州，接收府库的时候，说了什么？他说洛阳投降，财帛珍宝无数，河北投降怎么府库如此空虚？我好言对他解释，说是为使百姓免遭劫掠，尽散府库以慰将卒。他就冷哂道——原来是都便宜了那些军汉！第二天，郑善果发符山东道，要求夏王旧部缴还库物，否则就以盗匿库物缉拿问罪！”[4]

“啊？还有这样的道理？”王介甫大吃一惊，“堂堂朝廷命官，身负重任，竟然做出此事！”

“我闻此信，又去面见这位山东道抚慰大使，说分散库物在前，降唐在后，实实地不能以盗匿库物论处。况且，历代名作、经籍坟典、图籍文册，这些要紧的东西都齐齐整整无一错漏呢！可是郑善果说什么？他说：‘我被任命为山东道抚慰大使，还在你们分散库物之前，你们把库物私分给叛贼，就该法办，今日放过你们已是加恩，还敢在此饶舌？’将我赶了出去。随后，官吏们就真的开始捉拿夏王旧部，甚至痛加捶挞以求‘赃物’——唉！你说说，这种事谁能忍？不反还有天理吗？”

王介甫张了张嘴，却又不知回答些什么好——他能说“你们反得有理”还是能说“你们不该反”？

他忽然想到，彼时的李唐几年前也是个反贼，人们对她的忠诚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天理。从前读史时他竟忽略了——在唐朝之前，是自汉末以来四百年的乱世，其间虽然有晋、隋短暂的一统，却很快又陷入分裂与战乱。江山一统，长治久安，对于四百年后的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对于四百年前的那些人来说，却是一段仅余传说的历史，一个遥不可及的痴念，一场似幻还真的梦境。在那时，谁又会想到李唐的天下能持续两百八十九年呢？这一次天下一统，谁知道会不会像晋、隋一样短暂？

而扭转这一切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结束了长达四百年的混乱与纷争，是什么重塑了那个统一、强盛、长治久安的汉家天下？

王介甫的心底，忽然发出一阵战栗。

——如果没有贞观之治，如果没有李唐王朝，如果这样的乱世再持续四百年……那么王介甫还会是今天的王介甫吗？

自魏晋以降，儒学衰微，玄学清谈盛行，佛法大昌，如果没有太宗崇儒学，兴教化，增学舍，重选举，如果没有令狐德棻、魏徵等购募经籍，如果没有孔颖达、颜师古等编定《五经正义》……[5]

也许圣人至道早已在漫长的战火纷争中化为尘埃，也许在一次又一次的胡人南下中，我们早已淡忘了我们本来的模样。也许统一与太平真的成了一场空花幻梦，也许王介甫会以为分裂与战乱才是天下该有的样子——甚至，根本不会有王介甫这个人，也许他的祖先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早早地在战乱中死去了……

王孟景见他没有回答，也不甚在意，倒是又发问了：“介甫啊，我问问你——后世真有姓刘的当了皇帝吗？”

“有个刘知远的后汉，刘的南汉，还有个刘崇的北汉，都不过割据一方罢了。后汉国祚只有三年，好在据有中原，南汉五十四年，割据岭南，北汉二十八年，割据汾晋。最后是我朝赵官家，一统天下归炎宋。”

“原来是这样。”王孟景苦笑一声，“占卜、谶纬之说非人所察，保太平还须施仁政、聚民心，是也不是？”

“你们拥立汉东王刘黑闼，当真就仅凭占卜得刘氏为吉？”

“一开始，范愿、高雅贤他们想拥立的是刘雅，刘雅不从，他们怕刘雅泄密，就杀了他，这才转而拥立刘黑闼。”王孟景摇了摇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刘氏当王’可是个流传甚广的谶纬之说。在此之前，唐廷的刘文静被冤杀，也有几分‘刘氏当王’的缘故。后来到了贞观三年，有个叫刘恭的人，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因此被缉捕下狱。主上亲录囚徒，说他若有天命，并非天子所能除去，若无天命，‘胜’文亦是无用，因此就将他释放了。”[6]

王介甫仍有些恍惚，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是啊，太宗确是比肩尧舜的仁君——只有这样的天子，才能结束四百年的乱世！”

“那是因为，主上他做了别人做不了的、不愿做的事啊！”说到这里，王孟景又是一声叹息，“唉！倘若我们主上那时就是大唐天子，夏王就不会死，河北也不会反！”

王介甫当然知道王孟景的意思——落在高祖手上的薛仁果、王世充、萧铣等都难逃一死，而落在太宗手上的颉利可汗、麹智盛等列国君长都平安终老，所以如果窦建德被擒之后太宗能做主，那么他多半是不会死的。可是——前辈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在我这个读书人面前说话能不能委婉一点？你说出这话，把你们主上的父亲置于何地啊！

[1] 《资治通鉴·唐纪四》记载：“建德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资治通鉴·唐纪五》记载：“时建德馀众走至洺州，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还向海隅为盗。善行独以为不可，曰：‘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为擒，易如反掌，岂非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邪！今丧败如此，守亦无成，逃亦不免；等为亡国，岂可复遗毒于民！不若委心请命于唐。必欲得缯帛者，当尽散府库之物，勿复残民也！’于是运府库之帛数十万段，置万春宫东街，以散将卒，凡三昼夜乃毕。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无得更入人家。士卒散尽，然后与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帅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八玺，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宝，请降于唐。”

[2] 《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贞观二年三月）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3] 《资治通鉴·隋纪六》记载：“帝使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留守樊子盖推玄感党与。……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旧唐书·郑善果传》记载：“宇文化及弑逆，署为民部尚书，随化及至辽城。淮安王神通围化及，善果为化及守御督战，为流矢所中。及神通退还，窦建德进军克之。建德将王琮获善果，诮之曰：‘公隋室大臣也，奈何为弑君之贼殉命苦战而伤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杀，伪中书令宋正本驰往救止之。”

[4] 《资治通鉴·唐纪五》记载：“窦建德之败也，其诸将多盗匿库物，及居闾里，暴横为民患，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联系前面齐善行分库物遣散众将卒，你不觉得这个“盗匿库物”看起来颇有些奇怪吗…………另外，根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六曰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

[5] 《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旧唐书·经籍志》记载：“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为秘书监，上言以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先是，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6] 《资治通鉴·唐纪九》记载：“（贞观三年）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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