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 第11章 住院前的七天

那一晚，苏念以为自己会睡不着。

她把所有的话都说出去了，把所有的秘密都摊开了。她以为说出真相之后，心里那块大石头会搬开，她会轻松，会解脱，会睡一个好觉。

可她还是失眠了。

不是因为疼痛，不是因为恶心，不是因为任何身体上的不适。是因为一种她说不上来的、空落落的、像是失去了什么的、又像是得到了什么的感觉。

她说出了真相，但真相并没有让她更轻松。它只是把她的恐惧从一个人的肩上，搬到了两个人的肩上。她妈妈现在和她一样重了。她们一起背着这个叫“骨癌”的东西，一起走在一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上。

苏念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看着窗帘缝里透进来的月光。

月光的颜色很冷，像一块冰。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片槐树叶。叶片的边缘已经有些碎了，每次摸都会掉下来一些细小的碎屑。她不敢用力，只是用指腹轻轻地、一遍一遍地摸着叶脉的纹路。

她没有在想新斯年。

好吧，她在想。

她想他说“高一”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想他说“嗯”的时候红透了的耳朵。想他在楼下站了四十分钟，说“不冷”。想他从书包里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的样子——话梅糖、牛奶、保温杯、围巾、手套。

他像一只笨拙的、不会表达的、把所有好东西都叼来堆在她脚边的、毛茸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型犬。

苏念把脸埋进枕头里，笑了。

笑完之后，她又想哭了。

因为她不知道，她还能被他叼多少天的早餐。

周二早上，苏念下楼的时候，新斯年已经站在梧桐树下了。

今天的他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保温袋，深蓝色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他把保温袋递过来，苏念接过去，拉开拉链。里面是一个保温杯，杯盖可以当小碗用，碗里盛着热腾腾的小米南瓜粥，粥的旁边是一个剥好了的水煮蛋，蛋白完整光滑，没有一处破损。

苏念看着那颗剥好的蛋，愣了一会儿。

“你剥的？”她问。

“买的。”新斯年说。

“哪家店会帮你把鸡蛋剥好？”

“……”新斯年沉默了。

苏念没有追问。她把保温杯拿出来，捧在手心里，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遍全身。她低头喝了一口粥，小米煮得软烂，南瓜化在粥里，甜甜的，糯糯的。

“好吃吗？”新斯年问。

“嗯。”

苏念喝了几口粥，把鸡蛋拿起来，咬了一口。蛋白很嫩，蛋黄刚好全熟，不干不噎，火候掌握得刚刚好。

“新斯年，你几点起床做的这些？”

“买的。”

“你几点起床买的？”

新斯年看了她一眼，移开目光。“六点。”

苏念差点被粥呛到。六点。他六点起床，煮粥、剥鸡蛋、装保温袋，骑车穿过半个城市，在七点十分之前站在她家楼下。

“你以后不用起这么早，”她说，“我可以自己去学校。”

“顺路。”新斯年说。

苏念看着他，看着他故作镇定的表情，看着他微微泛红的耳廓，看着他垂在身侧、微微攥紧的手。她忽然很想做一件事——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不是牵手的那种握，是那种“我想让你知道我在”的握。

她没有做。但她往前走了一步，站得离他近了一些。近到她的肩膀和他的手臂之间只隔着几厘米的空气。新斯年感觉到了距离的变化。他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但没有退开，没有往旁边挪。他就那么站着，让那几厘米的空气横亘在他们之间。

苏念低下头，继续喝粥。

粥很甜。比平时甜。

她想，也许是今天的南瓜比较甜。也许是别的什么比较甜。

周二上午，苏念的妈妈请了半天假，陪她去了医院。

顾医生看到苏念带着妈妈来，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然后重新戴上，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苏念妈妈，你好。”

她妈妈坐在顾医生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和苏念的坐姿一模一样。苏念忽然发现，自己那个坐姿是从妈妈这里学来的——不靠椅背，不跷二郎腿，双脚平放在地上，上半身挺直。是妈妈教她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顾医生，念念的情况怎么样？”她妈妈的声音很稳，但苏念听得出那稳下面的抖。

顾医生打开苏念的病历，翻了几页，推了推眼镜。“骨肉瘤，右侧股骨中段，病灶大约三厘米乘两厘米。没有发现明显的远端转移，但病灶的位置不太好，靠近膝关节，手术的难度比较大。我建议先做术前化疗，三到四个周期，等病灶缩小之后再考虑手术。”

“化疗要多久？”她妈妈问。

“每个周期大概三周，住院一到两周，休息一周。三到四个周期下来，大概三到四个月。”

“化疗的副作用呢？”

顾医生看了苏念一眼，又看了看她妈妈。“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脱发、骨髓抑制、口腔黏膜炎等。我们会用药物来控制这些副作用，但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反应比较轻，有些人比较重。”

她妈妈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一下。

“能治好吗？”她问。

这是所有问题里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问题里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顾医生没有马上回答，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骨肉瘤在儿童和青少年恶性肿瘤中算是预后相对较好的一种。规范的化疗加手术，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五年。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苏念看到她妈妈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下巴的肌肉微微绷紧，像在用力咬住什么。她知道妈妈在咬住什么——咬住那句“那五年之后呢”，咬住那句“那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呢”，咬住所有不该在孩子面前问出口的、那些残忍的、让人绝望的问题。

“什么时候住院？”她妈妈问。

“下周一。床位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直接来住院部办手续就行。”

她妈妈点了点头，站起来。“谢谢顾医生。”

苏念也站起来。走出诊室的时候，她妈妈走在前面，步子很快，快到苏念跟不上。她知道妈妈为什么走那么快——因为妈妈要哭了。妈妈不想让她看到。

苏念没有追上去。她站在走廊里，看着妈妈快步走远的背影，看着她微微耸起的肩膀，看着她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

苏念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她想起顾医生说的“五年生存率”。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个数字不算低，但也绝对不算高。它意味着每十个病人里面，有六七个能活过五年。剩下那三四个，活不过。

她在想，她会落在哪一边。

她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周二下午，苏念回到学校。走进教室的时候，她发现很多人在看她。不是那种恶意的、好奇的、让人不舒服的看，是那种小心翼翼的、欲言又止的、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看。

她知道为什么。

老周跟她说过，他会跟任课老师说明情况，但不会跟全班同学说。她以为没人会知道。但她忘了，老师知道的事情，学生迟早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苏念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林栀正在看书，看到她坐下来，把书放下，转过头看着她。

“苏念。”

“嗯。”

林栀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她看着苏念苍白的脸色、帽檐下稀疏的头发、手背上青紫的针眼，嘴唇动了几下，最后说了一句：“你回来了？”

苏念点了点头。“嗯，回来了。”

林栀没有再说什么，转回去继续看书。苏念看着她的侧脸，看到她翻书的手在微微发抖。苏念忽然觉得，有时候不说比说更难。不说，是因为怕说错，怕说出来的话太轻了，轻到像敷衍；怕太重了，重到像在告别。所以不说了。什么都不说，只是问一句“你回来了”，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苏念低下头，拿出课本，翻到今天要讲的那一页。荧光笔在标题上画了一条线，和每一天一样。

她在想，她的“日常”还能维持多久。一周？一个月？还是一直到她撑不住的那一天？她不知道。但她想趁还能维持的时候，把每一天都过得像“日常”。上课，做笔记，吃饭，和新斯年一起走回家。这些最普通的事，现在成了她最珍惜的事。

周三，苏念做了一件她计划了很久的事。

她给新斯年写了一封信。

不是遗书，是信。一封普通的、不用“万一我死了”开头的、只是想说一些话的信。

她写了两页纸。

“新斯年，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正在住院，也可能刚出院，也可能——算了，不说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些话，当着你的面说不出口的话。”

“第一，谢谢你。谢谢你每天早上七点十分站在我家楼下，谢谢你做的饭团（虽然米饭太软了），谢谢你送的围巾（很暖和），谢谢你没有在我蹲在垃圾桶后面哭的时候走过来。谢谢你假装不知道。谢谢你终于知道了。”

“第二，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高一到现在，两年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你在看我，如果我知道，我会早一点转过去，让你看到正脸。不是侧面，不是背影，是正脸。”

“第三，我住院的时候，你不要每天都来。不是不想见你，是不想让你看到我化疗之后的样子。我不想让你记住那样的我。你就隔几天来一次，来的时候带一个饭团，跟我说几句话，然后就走。”

“第四，不要因为我耽误学习。你要考北京的大学，要去看雪。替我看。”

“第五，也是最后一条——新斯年，你耳朵红的时候，很好看。”

她把信折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笔袋的夹层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也许住院那天，也许更晚，也许永远不给。但她写了。写出来，就已经够了。

周三晚上，苏念在家里收拾住院要带的东西。

她妈妈帮她列了一个清单：换洗衣服、洗漱用品、拖鞋、水杯、手机充电器、充电宝、耳机、几本书、笔记本、笔。

苏念看着那个清单，忽然想起一件事。

“妈，帮我买一顶帽子。”

她妈妈正在叠衣服，听到这话抬起头。“帽子？你不是有好几顶吗？”

“买一顶新的。粉色的。”

她妈妈看了她一眼，没有问为什么，点了点头。“好，妈明天去买。”

苏念没有说她为什么想要一顶粉色的帽子。因为新斯年说过，她戴那顶米白色的贝雷帽好看，她戴那顶藏蓝色的棒球帽也好看，但他说“你戴什么都好看”的时候，前面加了一个“应该”。他加“应该”的时候，是她戴那顶粉色的毛线帽的那天。她记得很清楚。那天很冷，风很大，她把粉色毛线帽的帽檐拉下来遮住耳朵，新斯年看了她一眼，说了句“你戴什么都好看”。前面那个“应该”，他没有说出来，但她听到了。

她想戴着那顶粉色的帽子住院。让他来看她的时候，看到的是“戴什么都好看”的她，而不是“戴帽子是为了遮住光头”的她。

周四，苏念在学校里看到了一个她没想到会看到的人——新斯年的妈妈。

她站在校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头发盘起来，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和上次在医院门口见到的时候一样，漂亮、得体、给人一种淡淡的距离感。

苏念的脚步顿了一下。新斯年的妈妈看到她，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瞬，然后走了过来。

“苏念？”她问。

“阿姨好。”苏念微微鞠了一躬。

新斯年的妈妈看着她，目光在她的帽子上停了一下，在她的脸色上停了一下，在她的手背上停了一下。苏念没有躲，站在那里，让她看。她知道这位妈妈在看什么——在看她的病，在看她的憔悴，在看她的“还剩多久”。

“斯年跟你说过他爸爸的事吗？”新斯年的妈妈忽然问。

苏念愣了一下。“说过。他说他爸爸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走了。”

新斯年的妈妈点了点头。她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想该怎么开口，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开口。

“他爸爸走的那天，斯年就在旁边。”

苏念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他爸爸是心梗，很突然。早上还好好的，中午就不行了。斯年放学回来，看到家里来了很多人，看到他妈妈在哭，看到他爸爸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没有哭，从那天起再也没有哭过。”

新斯年的妈妈说到这里，声音有些涩。“他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每天晚上关着灯坐在床上，不睡觉，就那么坐着。有时候坐一整晚。他说他睡不着，其实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他怕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又一个人走了。”

苏念站在那里，眼眶红了。她想哭，但没有哭。

“阿姨，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新斯年的妈妈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像对你这样，”她说，“他每天早上五点五十起床，做早餐，装保温袋，骑车出门。我以为他去学校，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接你。他从来不跟我要钱，但那段时间他问我‘妈，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生活费’，我以为他要买什么，后来我发现他把钱都花在了你身上。”

苏念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我不是来怪你的，”新斯年的妈妈说，声音柔和了一些，“我是来谢谢你。谢谢你让他愿意早起，愿意做早餐，愿意对一个人好。他爸爸走之后，我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对任何人敞开心了。”

苏念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

“阿姨，我不会对他不好的。”

新斯年的妈妈看着她，看了很久，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我知道。”

她把手里的纸袋递给苏念。“给你的。斯年说你下周住院，让我帮忙买几双厚袜子。住院的时候脚容易凉。”

苏念接过纸袋，打开。里面是五双毛线袜子，都是浅色的——米白、浅灰、淡粉、天蓝、鹅黄。每一双都叠得整整齐齐，像五朵小小的、柔软的、温暖的云。

苏念抱着那个纸袋，眼泪又掉了下来。

“谢谢阿姨。”她说，声音哑哑的。

新斯年的妈妈看着她，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拍了拍苏念的肩膀。

“好好治病，”她说，“治好了，来阿姨家吃饭。阿姨做饭比斯年好吃。”

苏念笑了，一边笑一边哭。

“好。”她说。

新斯年的妈妈转身走了。她走路的姿态很好看，背挺得笔直，步子不快不慢，像一朵行走的云。苏念抱着那五双毛线袜子，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个背影越走越远。

她在想，新斯年像他妈妈。一样的不会表达，一样的把所有的关心都藏在行动里，一样的嘴上说着“顺便”，心里装着“特意”。他们家的人，大概都是这样的。话少，但心里有。

周五，苏念做了住院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抽血，CT，核磁共振。一套流程走下来，她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从核磁共振的机器上下来的时候，她的右腿疼得几乎站不住。护士扶着她坐到轮椅上，推她去病房休息。

她妈妈去办手续了，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坐在床上，把右腿平放着，靠着床头，闭着眼。病房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细微的“嘀、嘀”声。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和校医室的味道一样，但更浓，更刺鼻。

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她盯着那道裂缝，想起新斯年说他每天晚上关着灯坐在床上，不睡觉，就那么坐着。

她忽然很想见他。

她拿起手机，给新斯年发了一条消息：「你在干嘛？」

对面秒回了：「上课。」

苏念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上午十点二十三分。周三，第三节课。

苏念：「你上课看手机？」

新斯年：「你不也是。」

苏念：「我在医院。」

新斯年：「检查？」

苏念：「嗯。抽了四管血，做了CT和核磁共振。护士说我血管太细了，扎了好几次才找到。」

新斯年：「疼吗？」

苏念：「还行。」

新斯年：「骗人。」

苏念看着“骗人”这两个字，嘴角弯了弯。他现在已经不说“你骗人”了，他说“骗人”。两个字，没有主语，但比有主语更笃定。

苏念：「你什么时候学会拆穿我了？」

新斯年：「从你不再说谎的那天起。」

苏念愣了一下。从她不再说谎的那天起。那天她在槐树下说“从今天起，我不说谎了”，他听到了，记住了，然后用行动回应她——你不说谎，我也不假装相信了。他们之间的游戏规则变了。以前是她说“没事”，他说“嗯”；她说“顺路”，他说“嗯”；她说“挺好的”，他说“嗯”。他什么都“嗯”，从来不说“骗人”。因为他要维护她的谎言。

现在不用了。

现在他说“骗人”，她说“好吧，是有点疼”。

他们终于可以对彼此说真话了。

苏念：「好吧，是有点疼。」

新斯年：「下午我去看你。」

苏念：「不用，我做完检查就回家了。」

新斯年：「那我去你家。」

苏念：「你不是要上课吗？」

新斯年：「放学去。」

苏念：「好。」

她放下手机，靠着床头，看着窗外的天。天很蓝，蓝得不真实，像一块画布。没有云，没有鸟，什么都没有，只有纯粹的、干净的、让人想多看一会儿的蓝。

她忽然想起那五双毛线袜子。米白、浅灰、淡粉、天蓝、鹅黄。她把那五双袜子从纸袋里拿出来，一双一双地摆在床上，按颜色排好。浅色系，从浅到深，像一条渐渐变暖的河流。

她选了那双淡粉色的，穿在脚上。袜子很厚，毛线的，软软的，暖洋洋的。她的脚总是凉，血液循环不好，手脚冰凉是靶向药的副作用之一，顾医生说过。但这双袜子很暖，暖到她的脚趾在袜子里面慢慢舒展开来，像冬眠醒来的小动物。

她在想，新斯年让他妈妈买袜子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妈，帮我买几双厚袜子。要暖和的，颜色浅一点的，不要太花。”

还是说——“妈，帮苏念买几双袜子。她住院的时候脚容易凉。她喜欢浅色。”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不管是哪种说法，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耳朵一定是红的。

周五晚上，苏念坐在客厅里，和她妈妈一起看电视。

电视上在放一个综艺节目，一群人在做游戏，笑得很夸张。苏念看不进去，她妈妈也看不进去。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电视机的光在她们脸上忽明忽暗地闪烁，像一盏快要坏掉的灯在不停地眨眼。

“念念。”她妈妈忽然开口。

“嗯？”

“妈想跟你说一件事。”

苏念转过头，看着妈妈。她妈妈的脸上有一种苏念没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恐惧，是一种郑重的、认真的、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表情。

“妈把你爸留下来的那笔钱取出来了。”

苏念愣了一下。她爸爸走的时候留了一笔钱，不多，但也不少。她妈妈从来没有动过那笔钱，说是留给她读大学用的。

“妈——”

“你先听妈说完。”她妈妈握住苏念的手，“那笔钱本来就是给你用的。以前说是给你读大学，现在你身体不好，就先用来治病。大学可以晚一点上，身体不能等。”

苏念看着妈妈，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看着她眼角细细的皱纹，看着她握着自己的那只手——粗糙的、布满老茧的、在超市收银台上磨了十几年的手。

“妈，那笔钱是你和我爸的养老钱。”

“什么养老钱不养老钱的，”她妈妈笑了一下，“你好了，妈就安心了。你不在了，妈要钱有什么用？”

苏念的眼眶红了。“妈，我不会不在的。”

她妈妈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你当然不会不在，”她说，“你是妈的女儿，你哪都不去。”

苏念没有说“好”，没有说“嗯”，没有说任何话。她只是靠在妈妈肩膀上，闭上了眼。电视还在放，综艺节目里的笑声一浪接一浪。苏念闭着眼，听着那些笑声，觉得那些笑声和她隔着一层玻璃，很近，又很远，像上辈子的声音。

她靠在妈妈肩膀上，数着妈妈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很稳，很慢，很强壮。妈妈的心脏比她强壮。妈妈的身体也比她强壮。这是好事。因为如果她走了，妈妈至少还有一颗强壮的心脏。也许可以撑过去，也许不能，但至少有机会。

苏念睁开眼，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笑着闹着的人。

她忽然很想看一场雪。不是北京的雪，是这里的雪。这座南方的城市很少下雪，她在这里生活了十七年，只见过两次雪。一次是她六岁的时候，她爸爸还在，带她在楼下堆了一个很小的雪人。雪人堆得很丑，歪歪扭扭的，胡萝卜做的鼻子插歪了，她爸爸说“像你”，她笑了。第二次是她十二岁的时候，她爸爸已经不在了。那天雪下得很大，她站在阳台上，伸出手接了一片雪花，看着它在手心里慢慢融化。

她想再看一次。

不管在哪里，不管跟谁。

她想再看一次。

周六，苏念在家写了一整天的东西。

她把日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从Day 1到Day 33，她写了三十三天的日记。她写了她拿到报告单那天的心情，写了第一次见到顾医生时的紧张，写了第一次吃止痛药时嘴里泛起的苦味，写了第一次掉头发时站在洗手台前发呆的样子。她写了新斯年——写了他说“顺路”时红透的耳朵，写了他做的第一个饭团顶上歪歪扭扭的心形芝麻，写了他那句“骗人”，写了他在槐树下说“嗯”的时候眼睛里的光。

她把这三十三天的日记读了一遍，读完之后，合上本子，抱着它坐了很久。

她在想，这个本子以后会给谁看。也许给妈妈，也许给新斯年，也许谁都不给，也许烧掉，和她一起。她还没有决定。

但她知道一件事——她不想让新斯年看到她写“遗嘱”的那些页。不是怕他难过，是怕他看了之后，会把那些话当真。她写的那些“遗嘱”，一半是认真的，一半是赌气。她不想让新斯年看到她在赌气。她想让他记住的，是那个会笑、会斗嘴、数学考年级第三的苏念，不是那个蹲在槐树下写遗嘱的苏念。

苏念把日记本锁进抽屉，拿出那封写给新斯年的信，看了一遍。她看到最后一句——“你耳朵红的时候，很好看”，笑了一下，然后把信折好，放回笔袋。

周日，住院前一天。

苏念起得很早。六点不到就醒了，不是被疼醒的，是自然醒。她已经很久没有自然醒过了。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帘缝里透进来的晨光，觉得今天的天好像比平时亮一些。

她起床，刷牙，洗脸，挑了一顶帽子——粉色的毛线帽，新买的，她妈妈周三买回来的。她对着镜子照了照，粉色的帽子衬得她的脸不那么苍白了，气色看起来好了一些。

她走出房间，发现妈妈已经在厨房了。今天做的不是粥，是面条。葱花面，卧了一个荷包蛋，面条上飘着几片青菜，热气腾腾的。

“妈，今天怎么吃面条？”

“上车饺子下车面，”她妈妈把碗端到桌上，“明天要住院了，今天吃面，图个顺顺利利。”

苏念坐下来，拿起筷子，挑起一筷子面条。面条很滑，吸溜一下进了嘴里，满口的面香和葱花的味道。鸡蛋是溏心的，筷子一戳，金黄色的蛋液流出来，拌进面汤里，汤变得更浓了。

苏念低头吃着面，眼眶热了一下。

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只是用力地、认真地、一口一口地吃着这碗面。她要把这个味道记住。妈妈的味道，葱花面的味道，溏心蛋的味道，家的味道。

七点十分，苏念下楼。

新斯年站在梧桐树下。

今天的他没有带早餐，没有带纸袋，没有带保温袋。他手里什么都没有。苏念走到他面前，他看着她，看着她头上那顶新买的粉色毛线帽，看了两秒钟。

“新帽子？”他问。

“嗯。好看吗？”

新斯年看着她，看着她帽檐下面露出的那一小截苍白的额头，看着她因为帽子的颜色而显得不那么苍白的两颊，看着她眼睛里那一点点的、藏不住的紧张。

“好看。”他说。

苏念笑了。这一次他没有加“应该”，没有加“大概”，没有加任何模棱两可的前缀。就是“好看”。直接，干脆，不拐弯。

“谢谢。”她说。

他们并肩走在清晨的街道上。今天的风很小，阳光很好，空气里有桂花的味道——虽然桂花已经谢了，但那种甜甜的、淡淡的香气还残留在空气里，像是夏天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念想。

“新斯年，明天我住院了。”

“我知道。”

“你会来看我吗？”

新斯年偏过头，看着她。阳光落在她粉色的帽子上，把她的脸照得像一朵开在冬天的花——脆弱的、单薄的、随时可能被风吹落的，但还在开着。

“会。”

“每天都来？”

新斯年沉默了两秒。

“每天都来。”

苏念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很短，缩在脚底下，像一个小小的、黑黑的、正在努力站直的人。

“你不用每天都来，”她说，“隔几天来一次就行。你还要上学。”

“放学来。”

“那太远了。医院在城东，你家在城西。”

“顺路。”

苏念抬起头，看着他。他面无表情，目视前方，步子不急不慢。她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在晨光中清晰的轮廓，看着他微微抿着的嘴唇，看着他耳廓边缘那一层淡淡的红。

“新斯年，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在想，你这个人真的很犟。”

新斯年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他很犟。从高一到现在，从她不知道的时候到现在，从她还健康的时候到现在，他一直很犟。他认定了的东西，不会换。他认定了的人，不会变。

他们走到学校门口。苏念停下脚步，看着那扇她进进出出三年的校门。铁门有些生锈了，门卫大爷坐在岗亭里看手机，花坛里的月季还在开着，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在深秋的风里摇摇晃晃。

“新斯年。”

“嗯。”

“等我把病治好了，”苏念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们一起去看雪。北京的雪。”

新斯年看着她，看了很久。

“好。”他说。

苏念笑了。她转身走进校门，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新斯年还站在那里，站在阳光里，站在梧桐树下，站在那个他已经站了很久很久的位置。

她朝他挥了挥手。

他举起右手，晃了晃。

苏念转身，走进了教学楼。

她的脚步很轻，很慢，但很稳。她在走向教室，走向那个她坐了三年的座位，走向那个她不知道还能坐多久的地方。

但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他还在那里。不管她走多远，不管她走多久，他都在那里。

从高一到现在。

从她不知道的时候到现在。

从她健康的时候到现在。

他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