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前三天,四个县的七所县医院同时开工,眠眠是牵头的那个。图纸是她带着胡晓棠和两个懂工程的一趟趟跑出来的,跑法很笨:先坐班车到镇上,再从镇上走去看每一层的每一间,前后看了不下二十天。她随身带一个本子,本子上不抄图纸上的字,只记她自己在现场看出来的事:哪一段楼梯夜里没有灯,哪一间的门朝哪边开,推车进不进得去,那间厕所离病房有多远,一百八十步还是二百二十步。走到后来她的鞋底磨薄了一双,侯嫂后来知道,从家里又给她做了一双软底的,鞋头比从前宽一寸,说下回下乡穿这双。这些本子后来成了改图的底子。
那二十天是这样过的:头三天在图纸上,后十七天在路上。班车一天只有两趟,去的那趟六点二十,回的那趟四点半,错过了就得在镇上住一夜,第二天再接着走。包里常备三样东西:一瓶水、两块干粮、一卷纸,纸是她在镇上买的,最便宜的那种。她随身带的还有一个本子,巴掌大,硬皮的,边上磨得起了毛,天天塞在外衣口袋里。跟她跑的是院里借来的两个工程师,一个快到退休,一个刚评上工程师,话都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不主动多说一句。七所县医院分在四个县,最远的一所从县城还要往山里开一个钟头,车底盘低,秋天路上新铺过碎石,硌得人一路把身子抬起来。有一回她在半道上吐了,吐完拿矿泉水漱了口,站在路边把本子翻到当天那一页,接着往下记,记的那一行是:三层东头楼梯,第三级缺一寸。
本子上的规矩是她自己定的,定在第一页的天头上:能从图上抄的,一个字不抄;图上看不见的,凡是要写。这条规矩头几天没有人当回事,走了三个县以后,那两个工程师也开始往自己的本子上记。走到第七个所,她把本子摊在图纸上头对,一页一页比,比出来三十几处对不上;这三十几处她用铅笔一圈一个圈了,圈完在页边记了一行字:这三十几处是给改图的人看的,不是给我看的。年轻的那个工程师问过她一句:这些改了图上就看得出来。她说图上看得出来的是病,看不出来的是人;改图的人先看见哪一个,看的是两回事。有一回到夜里十点,纸用完了,她把一个空袋翻过来,用圆珠笔记在背面,记完压平,第二天再誊到本子上;那一页的字比别处小,也比别处挤。
二十天里她回过两趟家。头一趟赶上院里连着开会,她在会散以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路上磨坏的那双鞋不必再做;接电话的是侯嫂,侯嫂没有答她,只问了一句几时回来。这一句她记了一路,到家那天进门,鞋已经摆在门里了。她低头看:鞋头比她脚上那双宽一寸,鞋底软,踩上去不响。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屋。另一双她还是穿着走完了剩下的几个县,回来那天鞋里灌了沙,脱在门口;侯嫂拿去刷了两遍,刷完抹了一层油,晾在窗台上,晾到第二天早上油味淡了才收进柜子。收进去以后她又拿出来看了一遍鞋底,看完才放回原处。第二天她走的时候,那双鞋已经被侯嫂刷过一遍,摆在原处,鞋头冲着她进门的方向。鞋底上还沾着一点土。
第一间动手的是东岭那所的老住院楼一层,把原来一间六张床的大病房拆成两间,各三张,中间隔一道门。开工那天她也在,头上一顶安全帽,帽带子老往下滑,她推一次滑一次,最后干脆把带子系在衣领上。拆开以后露出来的东西比图纸上多:老墙是空心砖的,墙里卡着一段不知道哪年埋进去的管线,问了住过的人,谁也说不清;地面的旧水磨石底下积了几十年的水,最深的一处能没过指甲盖,踩上去发软,鞋底粘;窗是老式钢窗,漆只剩边角还挂着,一推就往下掉渣。她站在那间拆空的屋子里走了一圈,跟施工的人说:剩多少算多少,不许为了赶工期把该留的拆了。
拆之前那几天是最烦的。她让人把屋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编号,能搬的先搬到走廊上,不能搬的贴在墙上贴条;贴条用的是医用胶布,条上写两个字:留。贴到第三间她改了主意,改成两种条,一种写留,一种写拆,贴的时候两种分开,一边一排,不许混。工程问她留和拆都贴上,往后谁看了知道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没有人知道,十年以后看图纸的人也不知道,所以纸上得留一句人话。屋里原先的东西不多,两张床,一张方桌,桌腿拿铁片包过,桌面上有一圈一圈的旧印。她让收东西的人把方桌留下,留着当以后量东西的台子。走廊上摆不下的堆在楼梯口,堆了两天,又挪到院里的车棚底下。走廊上摆不下的堆在楼梯口,堆了两天,又挪到院里的车棚底下。
那段卡在墙里的管线她没有放过。住过的人她问了一路,前后问了七八个:一位住了十九年的老人说八十年代改过一回,一位护士说不记得,一位刚退休的工人说是在墙里,可他说不出是哪一段。那天下午她自己蹲在最里头那间屋子,用指节一寸一寸敲墙,敲到一处声音是闷的,闷的那一段长约一米二,位置在离地一米的地方。她让人把那面墙留了,留出来的口后来砌回去,封口那一处留了一块能拆的活动砖,封口那天她在这块砖的边上按了一下,说:往后谁家水管出了事,找这一处。那位老人还多说了一句:改那一回来过四个人,干了两天,走的时候把墙皮补了一层,补得比原来的白。那位老人还说了一句:改那一回来过四个人,干了两天,走的时候把墙皮补了一层,补得比原来的白。她把这一句也记了,记在管线那一行的后头。
地面积水那一处她看得最久。她到的时候工人正在撬地砖,撬出来的水是灰的,水面上浮着一层极薄的白霜,踩上去鞋底会粘住。她蹲下去拿手背在旧水泥上按了一下,按下去一个坑,坑里立刻渗上来一层新的水。她说这一片不能直接铺新料,得先晾;晾的法子是拆开、通风、不封,谁也不许为了看着齐整先封上再晾。有人说晾半个月都不一定能干。她说半个月就晾半个月,晾不到就不叫做交。后来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天天记着日子,一天一行,谁进来都看得见今天晾到第几天;这块牌子一直挂到水抽干为止才摘下来,摘下来她没有扔,折成两折收进了本子里。挂牌子的木条是工程上现锯的,锯得不齐,侯嫂后来拿刀削了一面。
她盯得最紧的是三样:病房里要能洗上澡,地面要防滑,床边要有能让人扶一把的东西。这三样都排不进图纸首页——首页写的是床位面积和净化要求,验收的时候也主要看这两项。她跟工程的说过一句:病房不是给人看的,是给人住的;看的那一部分三个月就过时了,住的那一部分要一年一年地住下去。这话后来传到了阿砚耳朵里,中间转了一道;传到他那儿,他又添了半句——他跟程遇说,把这一句记到集团做工程的那本规范里去。程遇问记在哪一章,他说记在第一章,第一章原来是讲安全的。
三样东西各有各的难。洗澡那一间原是男女合用,午晚两头排队,她坚持分开;分开的法子是楼道尽头加两间,每间不到五平方米,地漏挪到中间,地面照着外头的坡做,从门口往里走,脚底下要有薄薄一层水往门口流。有人算过说这样一间一天只能洗十来个人。她说十来个人比五十个人挤在一处好。防滑砖拿样板试过,试了三种,最后定一种灰绿的,鞋底沾水在上头不打滑,脏了也看不大出来。床边扶手她比了三种样式,一种直的,一种带拐弯的,一种两头往下弯;最后挑了带拐弯的,说病人起身的时候手上得有一个能转的地方。扶手装上以后她让人拿一只装满水的搪瓷缸试了一遍,试完又把缸挪到床头,问病人夜里够不够得着;挪完她说了一句:这才是他们晚上真正要用的地方。
这三样一样都排不进首页。首页是给验收看的,上头写的是床位面积、净高、净化等级、消防通道,验收的人也照这几项一项一项打钩。她跟胡晓棠在办公室对着那张表说过一回,胡晓棠说这三样要是都记上去,表就不好看了。她说表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住进来的人看的;表上那几项是给验收的,这三样是给住一年两年的人的。这话说得硬,胡晓棠没有再争,转身在表的背面另起了一栏,栏名记了四个字:住着的人。那一栏后来一直没有人动。那一栏刚画好的时候是空的,后来陆续填了大半,两个月过去还剩下二十几行没有填;剩下的那二十几行她没有删,删了以后没有人知道该补什么。胡晓棠后来把这一栏跟在了自己那一本上,跟得很紧。
那句话传到阿砚耳朵里,中间隔了一道。程遇后来跟人说,那天桌上十几个人,一句闲话能转三个来回,转到最后总还有人听见。阿砚听完没有立刻说话,先把桌上的纸翻了一页,翻完才让人把做工程的那本规范取来。他翻到第一章,翻了两页,用铅笔在页边点了一下,说这一章后面要加一段。程遇问加哪一段,他说先空着,等他拟。拟出来的那半页只有两段,标题是四个字:住进去的人。第二段是一句:验收那天,请一个住过院的人从头走一遍,走完再签字。这一条后来成了工程口的规矩,走了三十几个项目,一个也没有漏。那半页印出来的时候页码重排了一遍,原来的第三章挪到了第一页;挪之前他把那一段读完,读完在页脚记了一个日期。
还有两件事她不写进图纸,也天天追。一件是招标:这一批改造的钱有一半是地方自筹,程序上一处都省不得;她让胡晓棠把整个流程拆成十七步,每一步谁签、谁见证,都画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张纸上。图省事的法子她见多了,省掉的每一步,最后都要有人拿十年去补,补的还不是自己家里的事。另一件是工期:入冬以前必须交第一批,因为开春以后病人多、住院的多,腾不出房间来。她把这一条排得比什么都死,有一次工程想把两处卫生间合成一处,工期能省半个月,她站在图纸前看了很久,最后说:合成一处可以,你得在墙上给我画出一间我看得见的厕所;工程问为什么,她说:住进来的人不会看图纸,他们只看得见门开在哪儿。
那张十七步的纸是她自己画的,画在一张对开的纸上,画完贴到办公室北墙。纸边上钉了四个图钉,钉之前让人拿尺子量了四边,量完才按下去。十七步每一步底下留两个空:一个是签名,一个是见证;签名是办事的人签,见证是旁边站着的人签,两个空都要落日期。她贴完退到门口看了一遍,看完跟胡晓棠说:往后谁接这个活,先看这张纸。头半个月没有人动它;到第三个礼拜,纸的右下角被人掀起过一次又按回去,按的人手里还捏着半截透明胶。十七步是她照着这一行的老规矩一条一条数出来的,数了两遍,两遍一样才往纸上落;落笔之前她让胡晓棠从头走一遍流程,走完说没有漏的,她才去画格子。纸的正中她画了一个小方框,框里没有写字。
起变化的是第五步和第九步。第五步是样品到场,第九步是隐蔽工程验收,两处原本都只要一个人签。她听说第九步的见证人跟签名的人写的是同一个名字,当天在群里什么也没有说,只把这两步在纸上用铅笔加了一道;第二天开会她才提,提的时候不说是谁,只说:这两个空要是一个人签,这张纸就只剩九步。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辩解,散会以后那一栏的见证人换了名字。她后来说这一条她等了两天才提,是因为提早了没用,得等在场的人都想明白了才提。还有一回她发现第九步的日期比第八步晚了一天,一天不算长,可顺序反了;她把那一张抽出来重签,重签的时候让见证的人当面写自己的名字,不许代签。那两天她谁也没有点出来,点出来这一条就作废了。
工期她排得死,是因为前一年冬天她在县里住过半个月。这句话她跟工程说过一次,说完补了一句:开春以后病人多,住院的比平时多,腾不出房间;腾不出来,县里就只能拿走廊、拿日间病房顶,顶一个冬天。这话工程听着最顺,因为不用算别的账,只要想到自家床位不够的时候人站在哪一处就够了。为了赶这一批,工人分了两班,夜里也能听见电钻;有一间屋子的门框装不上,是因为前一天墙上的洞位差了半寸,返工了半天。那半寸她记在本子上,记的时候在旁边添了一行:差半寸的人,赔的是三十个人一晚上。夜里赶工的那半个月,工地上的灯一直亮到一点;她去过四回,每一回都听见有人在楼上敲管子,敲得慢,一声一声往下传,传到楼下就听不见了。
交付那天是大晴天,霜降过了两天,太阳好得晃眼。上午十点多,日头斜进走廊,新装的扶手亮得反光,护士站墙上的呼叫屏亮着绿字。院长陪着他们一间一间看过去,走到最东头那间停下:这就是第一间交付的。屋里三张床,都铺了新床单,床头柜上放着水杯,窗台摆了一盆绿萝,是院长让人从自家搬来的,说病房太空,看着骇人。墙角那台落地扇还没开,扇叶上贴着出厂的纸标。白墙,白地,一尘不染,亮得让人不敢久站——后来住进来的人说,头几天晚上反而不习惯,要等眼睛慢慢适应,才觉出这屋里其实很暖。来的人不少,院里、区里、县里的都到了,摄影的、写字的、剪彩的剪子都预备好了,有人问她要不要站主席台,她说不必,又说了一句让所有拍照的人都停下来的话:这栋楼早盖了三十年了,今天交的不是楼,是夜里能用的那一部分;照片里不必有我,你们进去站一站,看看那间还没做完的病房,比站在门口管用。
她是七点半到的,比施工的人还早半个钟头。院里的车停在老住院楼东头,车头朝外,挡风玻璃上摊着一层霜;日头上来以后霜化成一道一道的水,印在后座上。她从车上下来没有先进楼,绕着楼走了一圈,走完才进门。安全帽是侯嫂前一天从沈园带过来的,帽沿上有一道旧划痕,带子松,一路往下滑,她走一路扶一路,扶了不知多少回,后来索性把带子在衣领上系了两道。楼下的工人喊了一声顾主任,她说不用管我,你们干你们的;转身的时候安全帽在头上转了半圈,绳子勒着衣领,她停下来重新扶正,扶正以后才进楼。进去以后她先在楼梯口听了一分钟,听见上面有电钻的声音才往上走。楼梯一共两跑,中间那一折她停了一下,听了听。
十点多的日头斜进走廊,走廊朝东,斜进来一整条光带,光带落在新铺的地面上,边缘切得很齐。护士站墙上那块屏亮着绿字,绿字隔一会儿跳一下,一屏三十二个床位,跳的时候屏上有一道极细的横线扫过去。侯嫂也在——她是跟着送东西来的,带了两只保温桶,桶身裹着棉套,棉套是洗过很多次的那种白,起了一层细细的绒。院长陪着走,从东头第一间开始,一间一间往西。走到第五间她停住,看了一眼窗台上新钉的一排挂钩,说挂钩钉低了两寸,病人夜里起来伸手够不着;院长当即叫人拿工具来,钉子在墙上打了十分钟。钉完她又拿手比了比高度,比完让人在挂钩下面贴了一条窄纸条,条上记着夜里起身先按铃。贴条的人问要不要用双面胶,她说用一次性的,撕下来不留印。
到最东头那间是快十一点。这一间是头一间交付的,屋里的东西前两天就摆好了:三张床,床单是新换的,枕头拍过;床头柜上各放一只水杯,杯里倒着水;窗台摆一盆绿萝,叶子朝外,盆底垫了一片瓦。院长说这盆是从自家搬来的,病房太空,看着骇人;她没有说话,只伸手把绿萝的一片黄叶摘了,摘完搁在窗台上。剪彩的两把剪刀预备在托盘里,托盘上垫着一块红绒布,一头一把不锈钢的,一头把柄上缠了红绸。摄影的站了三个位置:一个在走廊中段,一个在楼梯口,还有一个爬上了楼梯的平台。剪之前院长让先拍一张全体的。她往边上退了半步,站到了拎材料的那两个人后头,站定以后没有再动。剪之前院长让先拍一张全体的。她往边上退了半步,站到了拎材料的那两个人后头,站定以后没有再动。
她进那间屋是在傍晚。她在门口站着没进去,站了很久。胡晓棠跟在她身后,交付单都掏出来了,笔帽都拧开,笔尖上沾了一点唾沫,她是打算随时签字的。院长说讲两句吧,讲两句留个影,往后宣传用得上,项目干了这么久,得有个东西能拿出去。眠眠摇了摇头。她走进去,一直走到靠窗那张床边,把手放在床栏上,凉的;她又摸了摸床头的呼叫按钮,指腹在那块塑料上按了一下,按钮没有响,头顶的灯倒是亮了一小块,亮的正是床头这一片——她抬头看了看那片光,又低头看了看按钮。屋里三个人都在看她。走廊里有推车经过,轮子在地砖上一格一格地响,走远了,屋里重新静下来。院长说:顾主任,你看还有哪里要改,要改现在就说,改了还能动。她把手从床栏上拿下来,只问了一句——“夜里谁来值。”
下午的事她没有参加。她在县里的招待所坐了一个下午,把这一批七所的问题在心里过了两遍;五点半有人来叫车,她才起身。回来的路上她想起白天剪彩那一段,觉得有一句话说错了,可又说不上是哪儿错了。车停在院门口,天已经擦黑,楼里的灯亮了一半。她从门厅进来,经过护士站,绿字还在跳;走廊上刚拖过地,地砖还湿着,湿地上有一道她自己的鞋印,一路往东头去。到第七遍的时候她把笔放下,在纸上画了一道竖线,画完又抹掉;抹掉以后她重新拿起笔,把那七个所按开工的日子排了一遍,排完才起身去叫车。到第七遍的时候她把笔放下,在纸上画了一道竖线,画完又抹掉;抹完她重新拿起笔,把那七个所按开工的日子排了一遍,排完才起身去叫车。
她身后的三个人各站一个地方。交付单在胡晓棠手里,笔帽已经拧开了,笔尖上沾着一点唾沫,随时可以落下去;院长站在门口靠墙,手上捏着一支笔,笔没有拔帽。院长要她讲两句,讲完拍个照,往后宣传用得上。她摇头,没有答话,径直往里走;走到靠窗那张床边,她把整间屋子看了一遍,从门口看到窗台,又从窗台看到门口,看完才把手放上去。手在床栏上停了一会儿,从中间那一段挪到左边那一段,又挪回来。屋里有一股新漆味,底下压着消毒水,再底下是新床单的浆味,三样混在一处。她把手收回来的时候在裤子上蹭了一下,蹭掉的是刚才按铃留下的一点印子;按铃没有响,亮起来的是床头那一小片灯。看完她才把手放上去,手心朝下。
屋里三个人都在看她,谁也没有出声。她看的不是谁,是那盏灯:亮着的那一小块正对着床头这一片,别处都是暗的;亮的那一块是暖的,暗的那几块是凉的,她伸手在两块之间比了一下,比出七寸。走廊里有推车经过,轮子在地砖上一格一格地响,响了三下走远了,屋里重新静下来。院长走到门口停住,说还有没有要动的地方,现在动还来得及,晚了就动不了了。她把手从床栏上拿下来,没有去看院长,只问了一句——夜里谁来值。屋里静了一下,院长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胡晓棠的笔还悬在交付单上,笔尖上那一点唾沫已经干了,她把笔往回收了半寸。说完她自己也觉得这半句太短,可她没有再往下接;接下去就成了替人定事,而这一件她定不了。
三个县的整机厂保住以后,还有一样东西仍旧在外头:配件。呼吸机的管路、监护仪的线缆、康复床的电机、柜子的铰链——这几样在沈氏的供应名录上排着七八家,全在沿海。程遇把一张表摊在阿砚桌上的时候,表有两面:一面写着现在从哪一家买,标着周期和运距;另一面写着这三个县自己能不能做,后面那一栏大半是空的。他用笔在两面之间来回指了三次,最后指住其中三行,说:能做的比想象中少,可也有三样,是真能做的。多的他不敢说——这半年他跑得腿细了,说话也学会把话说短。
配件这一样比整机难。整机是三家盯着的,接过来半年就顺了;配件列在供应名录上的有七八家,全在沿海,一件管路从下单到进县,路上要走六天,中间两回转手。程遇做这张表做了小两个月,去了六趟,把每一家的时间、运距、价格三样记在一张表上;运距他不记公里,记几天的车,因为他后来发现公里数没有用——山区一段二十公里的路要走四个钟头,那一段才是四天里最要紧的一半。表摊在桌上的时候,边上已经磨起了毛。每一家他都去了,不是打个电话,是坐在人家车间里看一个下午;看完在表上补一行:车间几间、机器几台、去年做坏的有没有人上门。三行补完,价格那一栏才显出真的分量。程遇把那一栏的数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抄了两遍。
表有两面。翻过去那一面每一行都留着三格:能不能自己做、谁能做、要多久。填出来的大半是空的,填满的只有三行。空的那大半不是他偷懒,是他一家一家问过以后,人家自己答的——有一家是设备不齐,有一家是做过一半不做了,有一家连工人的名字都答不上来。他在那两面之间用笔来回指了三次,指到最后停在其中三行上,指完把笔搁在纸上没有拿起来。他这一年跑下来腿细了一圈,说话也学会把话说短,长的那半句他咽了回去;短的那半句是这样:能做的比想象中少,真能做的也有三样。他没有说哪三样,只把表翻回正面,用手掌在那一栏上抹了一下,像是要把墨抹匀。抹完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说这张表今天不上会,先放着。
会上争了一个上午。有人说得直:本地做,单价高,良率不稳,前两年一定亏,这叫赔本赚吆喝;另一个人算得细,说账期一改,单这一项一年就多出一截,这笔账明年怎么跟董事会交代。争到后来有人回头去看阿砚,他正低头翻清河那家六个人作坊的备件清单,纸都起了毛边。翻了半页他抬头,让人把三类配件分开看:一样是照着图能做的,一样是要靠老师傅手感才做得出来的,还有一样压根不值得往县里放。这一分,三样东西里两样留在本地——管路和铰链,厂子落在清河、东岭、南屏各一家,一家接着一家地教;只有电机那一样值钱的仍旧从外头买,他把它单独列出来,说:这一样别硬留,硬留住还得返工,两头亏,返工的账最后还是落到自己头上。散会前他又加了一条:本地的活儿照旧检,良率不达标照样退,退了不给下一批,谁来说情都不行。
会上争的第一个是单价。本地做单价高,这是明面上的事,高多少没有人敢先说,说出来就成了定论。第二个是良率:良率一不稳,头两年一定亏,这叫赔本赚吆喝——这四个字是最先被人甩出来的,甩出来以后屋里静了两秒。第三个是账期,本地账期九十天,外地四十五天,账期一改,单这一项一年就多出一截。财务那边的人算得很细,一条一条往上报;报到第五条的时候采购的人插了一句,说这一条谁也没有算在人头里。没有人反驳,因为反驳不了。散会前有两个人在门口小声对了对数,对完各自走了。阿砚那天坐在末位,一句话没有说;他面前的杯子从开会到散会没有端起来过。采购那边的人后来在门口等着散会,等的时候把笔在手里转了两圈。
有人回头去看阿砚。他面前摊着一张纸,是清河那家作坊的三年备件清单,一共十九项,纸边已经起了毛。清单是他自己去要的,要的时候说明要三年内的。他看到第十一项的时候把纸翻了过来,翻过去那一面是空白的,他就顺着空白那一面继续往下看,看到末尾那一行才抬了头。会上没有人说话,都在等他。他放下纸,没有问价,也没有问期,他问的是别的:这三家厂子,各有多少人,各有几台车。财务里的人翻出表来报了:六个人、两间屋子、一台车;另一家八个人、一辆车;第三家十二个人、两辆车,其中一辆是借的。屋里没有人接话。他听完把这三个数在心里过了一遍,没有让人记在纸上;停了一会儿又添了一句,说这三家往后要跟沈氏走十年,头一年就得知道哪一条线不能踩。
那三张大纸贴上去以后,屋里安静了一会儿。采购那边有人站起来,说了一句实在话:本地的价明年要是降不下来,这笔账往哪儿放。阿砚说往我这一栏放,我这一栏不用好看。他又让人把三张纸各拍了一张照,照片当天就发到了三家厂子的负责人手里,发完交代了一句:纸上的分类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你们三年以后看的。电机那一栏最后是单独一张纸,纸上只有一行字,末尾写着仍旧从外头买,底下没有签名。有人问要不要写个理由,他说不用写,理由写上去,明年就成了可以改的东西。三张照片发出去以后,三家厂子的负责人当天下午都回了话,回的话一样:我们照纸上来。有两家当月就把工具清单改了,改完送来请他看,他一份也没有留。
那三家配套厂子招人,都是本地人,年纪从十九到五十都有。清河那家作坊新添了三个学徒,两个是本村出去的毛头小子,一个是外县来的、修自行车的干了八年;厂里的师傅原来一天只干四小时的活,教人以后变成七小时,钱从培训费里走,账面难看得很。阿砚去看过一次,站在车间门口看了一上午,什么也没说,出来时跟程遇讲了一句:你记住,今天这屋里多出来的这三个名字,比这趟车费值钱。财务把新添这三家配套厂的成本算了一遍,结论不好听:三年之内,沈氏在这三个县要多花一笔钱,这笔钱不会落在任何一个漂亮的季度里,落到报表上是几行难看的数。有人把那几行数截图发到内部群里,群里安静了半天。阿砚看完只说了一句:那就让它不好看;再让人把这笔账单独记一本,名字他起了两个字——桑梓账。这本账不进对外的合并报表,只在集团内部走,每年年底他自己先翻一遍。谁也没有再提赔本赚吆喝那四个字,只是那句嘀咕换了个地方说:听说老沈在养自己的票子。
招人是三家自己办的,集团只出了两条:一是本县人优先,二是年龄不设上限。报名贴在厂门口,一张纸,纸是从会计那里要来的背面。第一天来了十九个,第五天来了三十几个。清河那家来的人里有三个是他原来厂里干过的邻居,听说收,站在门口就把手套摘了;也有从邻县骑车过来的,为的是一个学徒的位置。年纪最大的五十,是个女人,从前在别人的厂里做过八年,手上的活细,就是眼睛不行,看小字要戴上老花镜。她验工的时候看不清图纸上的线,让人念给她听,念完她说了一句:这个我做得出来。报名的那张纸到第三天已经被人撕下一角,撕的人大概是拿它垫了凳子;撕了以后没有人再贴,第二张贴上去的时候,底下还留着半张旧纸的胶印。
招这三个人师傅没有出题,只让他们把手伸出来,看虎口,看掌根,看指节上有没有厚茧;看完让三个人站成一排,把工具摆齐了放在长案上,一个一个上手摸一遍。摸到第二个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手上的茧子在虎口,修车的位置不对,该在掌根。说完三个人站在那儿不敢动;他自己笑了一下,把扳手递过去,说错的地方我教,藏着的地方我不教。头一个月三个学徒只干一件事:给师傅递工具,递完擦干净摆回去,一天下来能递几百回。第一天三个人手上都磨出了泡,泡破了拿胶布缠着;第二天师傅给了他们三副旧手套,掌心那一块是补过的。那三个人里外县来的那个话最少,可递工具递得最准。那三个人站成一排,脚下都没有挪。
师傅原来一天只干四小时的活,教人以后变成七小时。这七小时的头一个小时是早上六点到七点,用来磨工具、看前一天的不合格品;中间五小时做活;最后一个钟头收拾,收拾完把工具按大小挂回墙上的板子,板上每一件都有自己的一小块影子。工时按这个记,钱从培训费里走,账面难看得很。财务把这个月多出来的那一行工时列了出来,那是三个月里唯一被标成红的数;有人问能不能从别的科目挪一挪,挪不了,培训费是专款。阿砚去看过一次,站在车间门口看了一上午,中间只在师傅递扳手那一回走过去,问了一句这双手是谁教的;师傅说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五代人。他听完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的时候只跟程遇讲了一句:今天这屋里多出来的这三个名字,比这趟车费值钱。
管路的第一批件是半年后下线的。清河那家作坊出的一百二十根,头十根不合格,被退回去了八根;那家老师傅在门口蹲了两天,第七天自己把模具改了,改完把那一百二十根全部重做了一遍,重做的第一批一次过。老师傅姓什么沈氏这边一直记着,只在他领那张合格证的时候,把厂里的老师傅和三个学徒一起请到市里学了一星期的质控——钱还是从培训费里出,证书照旧不给。阿砚那天没有到场,是程遇去的;程遇回来说,那位老师傅在火车上问了他一句话,问得程遇愣了半天:我这辈子的手艺,往后还有人接吗。程遇说:有,接不接得上,得看咱们这一批做得经不经得起人家再看十年。
下线那天没有仪式。验收的规矩是她和集团一起定的:一百二十根管路,从头一根量到尾一根,用卡尺量外径,用尺量长度,用手指摸接口的毛边;量完一根记一根,记完打一个勾。头十根里有八根不合格,退了——不是扔,是退回上道工序,退回的单子上记着哪一项不合。谁经手谁签字,签字的人就是那八根的责任人。重做的那一半和退回的那一半,都要在同一本台账上留档,谁也不许另起一本。量到第四十几根的时候量具已经被手汗捂热了,工人拿袖子擦了两回,擦完接着量。那天一共量了六个小时,中间只停下来吃了一顿饭;饭在墙角摆着,一盆苞谷糁,一盆咸菜,工人蹲着吃。台账是厂里的会计记的,记在一本蓝皮账簿上。
那位老师傅的姓沈氏这边一直记着,人却从没有往外说过。他在厂里干了二十几年,厂里换过三回名字他没有换过位置,连车间里那台老车床的漆都和他一起旧了。头十根不合格的消息是下午传到厂里的,他当天下午一句话没有说;第二天一早就蹲在模具边上,蹲了两天。第五天他把量具摆在地上一排,一个一个摸过去,摸到第二个停了。第七天他自己把模具改了,改的是脱模那一段的斜度——斜度不够,脱出来的件带着一圈毛。改完他当夜没有走,在车间里守到天亮,那一夜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坐到东边天发白。第八天早上他让徒弟先上十根试料,看过一遍,才让整批重新推倒重来。他蹲着的时候膝盖底下垫了一块布,垫布是他自己带去的。
合格证是他领的那天领的。集团把厂里那位老师傅和三个学徒一起请到市里,学一星期的质控:学费从培训费里出,学完考试,考完发卷子当场收,收完当场封口;证书照旧不发。学的地方是一间培训室的隔壁,五个人五个工位,白天上午听课,下午拆装。课讲的是最枯燥的几样:检验记录怎么写,不合格怎么标,纸上不许留空白。五个人一起考,考完谁也不许当场看分。师傅问那卷子上错的几处能不能改,程遇说别改。他说留着,半年以后再看一遍,那时候错在哪里就看得出来。学完五个人在门口拍了一张照,师傅站在最后头,两只手垂着没有地方放,最后还是插进了裤兜。考完那天下午,五个人在招待所门口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先走。
晚上眠眠问起这件事。他说了一句“何必解释”,就没了下文。她把筷子放下来,说:钱是干什么用的这一句,账本页边上就有一行铅笔字,是谁写的谁也回不来了;你现在这点本事是二十年攒的,倒贴进去给人说嘴,值得吗。他不接这句。她又说:你算过没有,这三个县的冬天,天一冷,厂子里的手就僵,良率还得往下掉一截,掉到多少你赔多少。他说:这一截我算过。他说得很平常,像在报一个已经报了多年的数。她看着他的脸,忽然明白他为什么不肯解释——要解释就得把这些数摆到人前;把这些数摆到他跟前,就只剩下一句话了:那钱是干什么用的。她没有再往下说,把碗端起来去盛汤。他在她背后说了一句:这一句你不用替我担着,钱是干什么用的,往后总有人会替我答。夜里他先睡了,她把他脱在椅背上那件外衣挂进柜子,摸到口袋里一张折起来的纸,展开看,是那四张便条中的一张——她忘了自己什么时候顺手塞进去的。
那顿饭吃得很晚。侯嫂留的汤热过两回,热第二回的时候她把火关了,坐在灶前等;饭桌上摆了三样,一样是排骨莲藕,一样是青菜,一样是酱的,酱是夏天晒的豆角酱,装在一个小坛里,开了盖能闻见酸。她进门的时候他刚坐下,外衣搭在椅背上。他先动的筷子,她吃了两口才问,问的头一句是:三家厂子的人现在一天做几个。答的是七小时。她问为什么不是原来的四小时。他答得很短:教一个人要七个钟头,教完才敢放手。那顿饭他吃得很少,莲藕夹了两块就没有再动;她问了一句他要不要再添点汤,他说不用。饭桌上的话头本来是孩子的事,说了两句就断了,断开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再往下接。侯嫂在灶前等着,没有走开。
那一行铅笔字她是在前年冬天看见的。那天她把这本账从铁柜里抽出来,翻到中间那一段,翻不动——纸粘在一起的那两页要拿裁纸刀挑开,挑的时候她把整本账按在条案上,一页一页往两边分。分到那一处她挑开了,页边上有一行铅笔字,笔画很轻,写的那一句问的是钱拿去做什么;字下面没有落款,也没有日子。这一行贴着裁口,只剩半指宽的一道空,字顺着空写。写这一行的笔她认得——笔尖秃得偏,写出来的一竖收尾都往右带一点。她当时把这一页看了三遍,看完没有问,只把账合上放回去;放回去的时候把裁口那一处朝里压,压在别的册子底下,那一压压了两个月。过了年她才问起,问的是这一行字是谁写的。问的时候她没有提自己看见的那一处裁口。
那四张便条不是这几天才写的。第一张是三年前写的,第二张隔了一年,后两张是去年秋天。四张都折成四折,折在一个方向,折痕压得很实。纸上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写的是数目和日子,一行一条,一行不多过十几个字。第三张上头有一处写错了,那一处没有涂——涂了纸就薄了;只在旁边另点了一个墨点,墨点比针尖大不了多少,四个角各点了一个。他自己说过一句:错不要紧,看得见就行。那四张他从来不带出门,出门带的是另一样——一本小册子,册子的皮磨掉了,他用旧报纸包过一层,报纸早发黄了,字还认得出来。饭桌上那四张仍旧搁在他那一侧的抽屉里,抽屉合着,钥匙穿在钥匙环上,环上有五把钥匙,另外四把的齿磨得平了。
第二天上午,电梯口又有人嘀咕那四个字,声音不大,偏偏程遇听见了。他没有当场回嘴,等那人进了电梯才跟进去,转过身来,把两句话说完了:订单是一年一批的,设备是十年一批的;那三家厂子里带出来的人,是十年也换不回来的。有人问他你图什么,他说我不图什么,我记性好。他替老板回了那一句——他买的不是订单,是十年。
那四个字是赔本赚吆喝。说话的是两个部门里的两个人,声音不大,偏偏电梯口那个地方空,一句话能听半层楼。他没有当场回嘴,也没有走开,等那两个人进了电梯才跟进去。电梯里一共五个人,还有两个是别家公司的,谁也不认识谁。电梯从一楼上来的时候有三四个人,进来的上去,出去的下来;等人都走完了,只剩下他们三个,他才转过身来,说了两个数:订单是一年一批的,设备是十年一批的;接着又添了半句,那三家厂子里带出来的人,是十年也换不回来的。他说这两句的时候没有提高声音,电梯到一楼的时候正好说完。门开了,外头有人进来,他才让开半步;他说话的时候背对着电梯门,看着的是门框上那块不锈钢的包边。
有人问他你图什么。他说我不图什么,我记性好。有人笑,说这话谁都会说。他说我记性不好,我就是把那几张纸记了半年;每去一家,人家给他倒的那杯水他都记在本子上,连杯子是什么颜色、有没有缺口都记了,六趟下来记了十一页。这件事后来传到了采购部,也传到了财务;有人私下问他那三行到底是哪三行,他只说是三样东西,没有报名字;再去问那三家厂子,厂子里的人也不说。倒是有人拿这句话去回阿砚,阿砚听完只说了一句:随他们去说。桑梓账上那一笔,要到年底才见分晓。电梯里没有人接他的话。出门以后他没有走远,在走廊尽头站着把那十一页从头翻了一遍。他把那一页折起来,折得很小,塞进笔记本的后封皮里。
白露大四上,课少了一门,学校安排他到东岭县医院跟队见习一个多月。走之前他在家里那只铁盒上坐了半个钟头,把里头理了一遍:录音笔换了新的,笔帽全换,空白本子塞了三本,最底下那本里夹着他自己抄的一页纸——是几种药的名字和“最要紧的三样”,抄得工工整整,抄完还用尺子比着压了压;旁边还有一支铅笔,笔芯削得秃了,他削完又削短了一截,怕路上掉地缝里。铁盒是从家里带到学校又带回来的,家里没人动过,盒盖上那道划痕还是他高中时拿美工刀划的,划的是“勿倒”两个字,划歪了。眠眠站在门口看他收拾,只问了一句带多少天,他说一个月;她就没有再问下去,转身去厨房下了两碗面,面上卧了一个蛋。
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就开始收拾。铁盒是他当年从家里带到学校、隔一年又带回来的,家里没有人动过;盒盖上那道划痕是他高中时拿美工刀划的,划的是勿倒两个字,划歪了,歪得他自己看着都想再补一下。里头理了一遍:录音笔换了新的,旧的还能用,他还是换掉了;笔帽全换,原来那几个塑料的有一只裂了缝;空白本子塞了三本,三本不一样,一本是横格的,一本是空的,一本是窄的。他把三本并排放在床上看了一会儿,最后把横格的那一本抽出来放回去——横格的要留给夜班。三本空白的封面上他都写了字:一本是日期,一本是科室,还有一本他只写了一个日期。写完他把三本摞齐,拿一根橡皮筋箍住,箍了两圈;箍完把盒子盖上,扣了两下才扣严。
最底下那本里夹着一页他自己抄的纸。纸上分三行,每一行前头画了一个小方框,方框里空着,没有打勾。抄的时候他用了尺子,抄完拿尺子比着压了压,压出两道浅浅的印。抄完他自己检查了两遍,把三个药名一个一个对着柜子里瓶子上印的字看了一遍,看完把瓶子放回去,柜门关得很轻。这一页他抄过两遍,头一遍有三个字写错了,笔画一错意思就变,是他自己找出来的;找出来以后他没有改,只把错的那一个用铅笔在旁边轻轻括了一下,括得很轻。抄完他把那一页折了一个角,折角朝里,折完又拿尺子压了压。纸的背面是空的,他又在空的那一面画了一条线,线的两头各画一个小方框,框里仍旧空着;画完他自己看了一遍,没有改。
出门那天早上,眠眠站在门口看他收拾,只问了一句要带多少天。他说一个月;她就没有再问下去,转身去厨房下了两碗面。他吃面的时候她坐在对面没有吃,只看着;吃到一半她才开口,说了一句到了先认路,别急着学本事。他嗯了一声。她又说认路这一条是最不花钱的一样。他点头,把面吃完了,碗底刮得干干净净。她起身收碗的时候才问了一句别的:这一趟你听谁的。他说听带我的老师。她问哪两个,她说一个姓周,一个话多。他背起包,包里除了三本本子和一支笔,还有一个自己拿旧铁盒敲出来的小药盒,敲得歪,盖子合不严;出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转身进灶房去了。面汤是清的,上头撒了一点葱花,葱是现切的。
队里带他的一共两个:县医院的带教老师姓周,四十来岁,话少,脚步轻,走在走廊里几乎不出声;另一个是胡晓棠,中心派下来的,话多,夜里查完房还要在走廊上跟人交代两句才肯回宿舍。眠眠也在这趟人里,可她在另一栋楼办公,白天开会,夜里偶尔过来一趟,走的时候总要从他身后看一眼才上楼,有一回他抬头,她已经转身走了。白露第一周跟着查房,学的是一件最笨的事——问不全。周老师查房从不看表,一问就是十几句,从昨天睡得怎么样一路问到今天早上脚肿不肿、两顿饭吃了没有;有一回问到一个耳朵背的老太太,他就把嘴凑到她耳边去说,那样子看着狼狈,问的却一句没少——这一条是人家老师傅一屋一屋问出来的,他只在旁边看着,笔跟着动。白露那几天记得最紧的不是病,是这些。他还记了一件事:一周里有两天不发药,发药的第二天护士特别忙,忙到护士站的灯亮到半夜。周老师带他站在药房那个窗口看了半个钟头,问他看见了什么。他说看见排队的比拿药的还多。周老师说,这就叫另一头的难;你在这头学会了问,往后到了别的地方,头一句要问的必定是这个:药在这儿,人回不回得来。
带他的那位县医院老师姓周,四十来岁,话少,脚步轻,走在走廊里几乎不出声。他白大褂第二个口袋里插两样东西,一样是一支很短的铅笔,一样是一块小镜子;听诊器挂在胸前,人一多就往后推一推。白露跟着他到了第三天才看明白:他每进一间屋先看的不是病人,是床底下——床底下能一眼看见三样,拖鞋摆得齐不齐、便桶在不在位、地上有没有别人家的东西。他没有问过为什么,只把这个习惯记在本子上,标了三个字:进屋先下。他那一块小镜子从来不照自己,只在看见病人的时候才拿出来,照一下又收回去;后来白露才明白那是看脸上的气色,那一小面镜子,谁也看不出来他在看什么。本子上那三个字他描了两遍,描得比别处重。
队里另一个是中心派下来的,姓胡,话多。夜里查完房她不肯直接回宿舍,要在走廊上把人叫住,交代两句才走。交代的对象不是护士,是护士站那个值夜的丫头,交代的都是细处:几点该翻一次身、几点该记一次水、哪一床的呼叫按了不该按。交代的时候她两只手比着,比完还要回头看那一床一眼才走。白露跟着她站过四回,第四回他开口问:这些在排班表上不是写着么。她说表上写着的是活儿,我交代的是人。说完她自己愣了一下,笑了一下,说这一句你别记。他还是在当天晚上记了,记在本子的最后一页。他还看出一件事:她交代完从不跟那丫头要回话,第二天见面照旧交代新的;两个人的交接是靠一张纸和一副耳朵完成的。
这一趟跟队的人里还有眠眠。她在另一栋楼上办公,白天开会,夜里偶尔过来一趟;每回走的时候都要从他身后看一眼才上楼。白露起先以为她是看人,后来才觉出不对——她那一眼里没有问的意思,也没有催的意思,就是看一遍,确认一下。有一回他抬头,人已经转身走了,只剩下楼梯口的灯在晃。他后来说起这一回:那天他在楼道里站着记东西,听见身后有鞋跟的声音;他抬头,脚步声没有停,也没有加快,一直走到楼梯口拐弯,拐过去以后他数了十几秒,楼梯上没有第二个人下来。他把这一件记在本子上,标的是一道横线;这道横线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没有跟谁解释过。他后来想过三天,也没有想明白。他当时没有多想。
值夜班是那月下旬头一次,夜里十点多,护士站外头那盏灯不亮,来的是一位七十出头的老人,家属抱着棉被跟进来的,一进屋就问能不能躺在走廊里。老人的话很零碎:心里发闷,像压着一块石头;喘不上气;从晌午就不好。家属说他中午喝了一碗凉粥,还说晌午在场上搬过一袋东西,扛着走的。白露做的头一件事不是动手,是把家里人问出来的每一句记在纸上——纸是横格本撕下来的,记在背面,格子小,写得挤;第二件是量血压、听一听、把人扶到床上躺平;第三件是去叫人,叫的不是周老师,是内科的值班主任,同时让护士把村医从院办叫过来,因为村医正好在那儿办一份转诊手续。后头那一个多钟头,处置都是周老师做的,他站在旁边,一步一步照着老师教的做:报时间,报用药的名字,读到哪个不认识的就开口问,问完记下来。有人从走廊那头喊了一声家属,让他过去;那一夜他头一回发现,家属比病人更慌。
护士站外头那盏灯一直不亮,只亮里屋那一盏,所以夜里从东头往西头看,前半段是黑的,后半段才有一块亮。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上没有帘子,夜里的光从那儿斜进来一段,斜进来的是对面楼的一扇窗;对面那扇窗有一半是亮的,亮到半夜才灭。那盏坏掉的灯坏了两天,没有人报修,第二夜还坏着。他走过去用手背在灯罩上按了一下,灯罩里没有一丝热。来的病人七十出头,是家属抱着棉被跟进来的,一进屋就问能不能躺在走廊里。走廊上确实有一张空床,是给陪床家属用的,被子叠在床尾,叠得方方正正;家属问这一句的时候人已经站在门口了,棉被抱在怀里,没有放下去。护士说走廊上睡不得,凉;家属说我给他垫两床。
来的这一位自己能走,可是走到门口就得停。前一段路他自己挪,后一段路是两个人架着他挪的。棉被抱在怀里的那位一直跟着,被子没有撒开,夹在肋下抱着,抱出一身汗;进了门护士让他把被子搁在门边的椅子上,他没搁,把被子铺在走廊那张空床上,铺完又回到床边站着。他站着的位置离床沿半步远,两只手垂着,什么也不做,站了大概十分钟才被护士劝到椅子上坐下。坐下以后他把两只手插进袖筒里,插到底,插完又抽出来,抽出来说了一句:我得看着他。屋里没有再往他跟前找人。他那一个钟头里挪了四次位置:先坐在椅子上,后来挪到床尾,最后挪到门边,正对着护士站那一盏灯。屋里的动静他每回都往门口看,灯光晃一下他就抬头。坐定以后他把两只手放在膝上,放了一回又放了一回。
那一夜护士站里值夜的是两个人。白露到的时候一个在写交班的东西,一个在给另一张床上的病人换液体;换完出来的是后者,把记录夹夹在腋下,走到门口站住,站了一会儿才走开。她走开以后白露才把方才问出来的两句话记在纸上——记完他抬头看了一眼里屋那盏灯,灯下有人站起来,是这一夜的值班主任,姓他不知道。他去叫人那一趟是从护士站后门下去的,后门出去三级台阶,台阶下一摊水。他上楼的时候跑,上楼三步一跨;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停了一下,停住是因为听见二楼那间屋里有人在咳,他站了一会儿,咳声停了才接着下楼。那一趟来回他记的是时间,七分钟。七分钟记在本子的空白处,没有记在正页上。
天快亮的时候人稳住了,家属在走廊里哭,他站在三步外,不知道该不该过去,最后是周老师过去说了句什么,家属就坐下了。老师回身跟他说:你今晚最要紧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从那碗凉粥里把人拉出来——他说不清哪儿疼,可他记得中午干了什么;另一件是把村医叫醒,村医比你想得有用,老人半年前的病历,是村医从自家柜子底下翻出来的,一页一页翻的,手抖。周老师说,他干这行四十年,夜里能拿主意的往往不是大夫,是这些记性。交班是七点,他把最要紧的三行抄进本子,抄完在下面添了一句自己的话:老师接电话之前先问的那一句,我今天才明白为什么。交班前那位老人睡了一会儿,家属在床边打盹;白露把家属叫到走廊,把这一夜记下来的每一句念给他听了一遍——他这一周学的规矩里有一条是:出院要念回去。他念到“晌午搬过一袋东西”的时候,家属哭了,说:我就知道不该让他搬,昨儿夜里他跟我说腰酸,我还骂他。念完他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说的是:明天早上要问的还有一件,您得替我想想,他那袋东西到底有多重。
天亮前那半个钟头是最难熬的。屋里只开着床头那一小片灯,四个人围着一张床,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白露站在床尾靠墙,两只脚换着踩——从十点站到快五点,右腿的鞋口那一圈已经磨破了皮。他数过:老师一共说了十九句话,十九句里有七句是对他说的,说的是报时间、报药名、看监护、听一下。后来说起这一夜,他只说过一句:话多的时候,先把要紧的那一句放在最前头。屋里只剩他一个人醒着;这半个钟头他在心里过了两遍,一遍过的是人,一遍过的是时间——第一遍过完了,他还是站着没有动。屋里只剩他一个人醒着;这半个钟头他在心里过了两遍,一遍过的是人,一遍过的是时间。他数着自己的呼吸,数到三百就不数了。
天快亮的时候人稳住了,家属在走廊里哭,声音压得很低,哭一阵停一阵。白露在三步外站着,不知道该不该过去。最后是周老师过去,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你别怪自己,他晌午那会儿跟谁说都没用,我值夜那些年见得多了。这句家属没有听懂,只是不哭了,坐下来,把脸埋在膝盖上。家属哭的时候有护士从屋里出来,看见那一幕就回去了,脚步比来的时候轻。白露看着老师的背影,往旁边让开半步。老师说完就回来了,回来的路上顺手把门带上,带得很轻;门带上以后屋里的哭声闷了一点,闷了一点就不哭了。他后来说,那半步他让得是对的,可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让。那一夜他一共学会了两件事,他自己数着。他站着没有动。
那一件他当天早上就去问了。问的时候是六点二十,老人刚醒,能说话。他没有问病,问的是那一袋东西:一袋有多重,扛了多远,中途歇过没有。家属说是一袋玉米,一百二十斤,从场上扛回来走了两里地,中途歇过一回,歇在路口那棵树下。听到一百二十斤这个数的时候,他自己的手抖了一下,笔尖在纸上点出一个墨点。这三句他记在了本子上,记在昨夜那三行的下面。这三句他当天上午就抄进了本子,记在昨夜那三行的下面,抄完在最上头添了一个日子。添完他又核了一遍数,三处对得上,才把本子合上。这三句他当天上午就抄进了本子,记在昨夜那三行的下面。家属说完就去忙了,忙的是给他倒水;老人躺在床上听,没有插话。
六点多他在楼下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只有一句:妈,昨晚夜里我一次也没想家。眠眠在电话那头停了半秒,说:好。顿了顿又说:这一条是周老师教的,不是我教的。他说是。挂完电话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县城这个钟点已经有早点了,蒸笼一格一格地冒白气,卖豆浆的守着那只大锅,锅沿上一层泡沫。回到房间他把铁盒里的空白本子翻开,在新的一页上写了一行小字,写完自己看了一遍,没有改:那一夜他处理的那个急症,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在书上以外的地方见着的。
他打电话之前在房里坐了一会儿。屋里另外两张床的两个人都起来了,一个在穿衣服,一个在打哈欠;窗台上那盆不知谁养的绿萝叶子耷着,水土干了,他早上浇过一次,土还是潮的。街口那个卖豆浆的已经出摊了,守着一只大锅,锅沿上一层泡沫,勺子在锅里搅,搅一下冒一层;蒸笼一格一格地叠着,叠到六层,白气从缝里往上蹿。他没有洗脸,也没有刷牙,先把本子收进包里,收完才下楼。台阶有三级,他一级一级下来的,最后一级没有踩实,脚跟在水泥上蹭了一下。他扶住栏杆站了一会儿,才把手机掏出来,拨的是家里的号,响了两声就通了。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天,天已经青了;街口那家铺子的卷帘门只拉起了一半。楼道的灯是声控的,脚步一过就亮,脚步一停就灭。
接电话的是他父亲,先问了一句早饭吃了没有。他说吃了,吃的是街口的豆浆。父亲哦了一声,说豆浆顶不顶饿,又说了一句别老喝那个,就把电话让给他母亲了。他在电话里把昨夜那一段说了,说了三四句,说到村医翻病历那一处停了一下;电话那头静了几秒,母亲在那边停了一下,应了一个字:好;隔了几秒她又说,那样东西是老师教的,不是她教的。他说知道了。说完他又添了一句,说这两天记了满满一本,回头拍照发回来。母亲说,发的时候把脸挡上,别让人看见他眼睛。挂完电话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站到那锅豆浆见了底,卖豆浆的开始刷锅,钢丝球在锅底擦得响。他站在摊子边上买了两个饼,没有吃,拎着上了楼。
陆既望大二暑假,队里给的题目是三个县的村卫生室:谁家有血压计,坏了谁修,修一趟要多少工夫,村里人信不信村医。他背一只硬皮本子上了路,走的还是他从前走过的那几个村——这一回是最偏的一段,包车拐不进去,最后六里路是走着进去的,走了一个多钟头,汗把本子外面那层皮都浸软了,走到村口时他先把本子塞进怀里,怕雨。他随身带的还有一个帆布包,包里除了换洗衣物和一台旧笔记本,只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一条家传的铜铃,那是奶奶早年一个一个给孩子打起来的,他出门前母亲让他带着,说“到了没人的地方心里慌,摇一摇”。
这三个县是他自己挑的。暑前一个月他去过一趟学院,教室里十几个人抽签,他抽到的那一个是最偏的那一段。抽完他没有走,站在讲台边上问了一句:能不能换。教他的那位说换可以,得有人跟他换。他等了一堂课,没有人动笔。散课以后他回座位上坐了一会儿,把本子翻开,在扉页上写了这个县的名字,写完在旁边点了一个点;那个点是他自己加的,意思是这一趟定了。他提前一天到的,路上有一段包车不肯进。他先在村口那棵树下坐了半个钟头,坐着听人说话,听完才进村。
硬皮本子是他自己的,前一年就用来记课上的东西,已经翻到了底。这一回他背的是从前走过的那几个村——最偏的那一段,包车拐不进去,最后六里路是走着进去的。包车在路口停住,司机说往里没有路,路面是土的,下过雨车进去出不来;他问从这儿到村子有多远,司机说六里,也可能七里,看你走的哪一条。他走了一个多钟头,走到第二个钟头的时候开始想水喝,罐子是空的,前面经过的村子里没有人;他又走了一个钟头,走到能看见房顶的时候,人就不渴了。一路走一路记,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先把本子塞进怀里——早上他没有带伞,因为那时候看着是晴的。塞进去以后他隔着衣服按了按,按到胸口那块,走了几步才敢再拿出来。
帆布包里除了换洗衣物和一台旧笔记本,只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一条家传的铜铃。那是奶奶早年一个一个给孩子打起来的,铃身磨得发亮,□□有一道细细的裂,裂缝拿铜丝箍过一道,箍得很紧。母亲让他带着,说到了没人的地方心里慌,摇一摇。他这一路一次也没有摇。第七天夜里他一个人在村外的场上坐了二十多分钟,手伸进包里摸过那根铜丝,摸完又放回去;后来说起这一段只说了一句:最后还是没有摇,因为没有必要——那一路上从头到尾没有回过头。那条铃他一直没有取出来用,帆布包里侧的小口袋空着,一直空到回家的那一天。火车上是硬座,对面铺的人一路在打电话,说的是卖化肥的事,声音很大;他没有插话,也没有塞耳机,就在那些话里把自己的东西重新收了一遍。
住的地方是一户老乡家的偏房:原先堆粮食的,腾出来,铺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两条腿不平,下头垫了一片瓦。屋里有新麦和潮土混在一处的味道,窗是纸糊的,一戳一个窟窿;顶上是塑料布,雨点打上去会响,晚上躺在床上听雨像听一层布,那声音他记了一路,后来在笔记本上添了一行:夜里下雨,这屋子的声音像有人在远处晒豆子。
偏房原先堆粮食,腾出来以后屋子里是新麦和潮土混在一处的味道,屋里屋外都是。桌子是屋里唯一的一张,两条腿不平——不平的地方在靠门那一侧,一按就晃。他自己垫的:第一天垫了一片瓦,第二天瓦也晃,他又从院里的墙根底下捡了两块碎砖,砖垫在瓦的两边;垫完往桌上压了压,压得桌上那只空碗不再往一边走。大娘进来看见,说这个娃子手笨,说不定用。他笑了笑,没有辩。屋里只有一个插口,插头上原先接着一只小台灯,灯是他自己带的;插口是松的,插头要转半圈才吃得住。床是靠墙摆的,床头那半边墙有一块返潮,他拿旧报纸垫了一遍;垫完把窗推开一条缝,风进来的时候纸会轻轻鼓一下。屋里没有钟,看时间要问大娘。
偏房的外头是那家的院子。院里有三口缸,一口腌菜,一口泡蒜,一口空着;空的那口边上靠着一把旧镰刀,镰刃上有锈,锈起着皮。院里养着一窝鸡,鸡刨的地方集中在水缸底下那一块,地被刨得松,松的地方积着一层薄薄的鸡粪。他每天早上出门以前都做一件事:把碗端到正屋去。端碗的时候大娘在灶上忙,他没有进去,站在门口说了一句:碗我搁外头了。大娘应了一声。他出门以后在巷口那一段路上才把本子取出来,取出来先把昨天抄的看一眼,看完翻到新的一页。在大娘家的头一个礼拜有三天是回屋吃饭的,第三天大娘不让了,让的理由是路远。后来他改成一顿在屋里吃、一顿在正屋吃;吃完回屋先把碗洗了,洗完扣在窗台上那一张旧报纸上,扣完才走。
大娘家一共四间,正屋三间,偏房这一间是最后一间。原先堆粮食,腾出来的时候大娘把粮挪到正屋的一角,挪的时候在墙角撒了三把草木灰,说这样粮不生虫。他问这一间原先一年出多少粮,大娘说一年两季,一季八百斤。他在本子上记下来,记完在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圈,圈里记了一个字:留。这个字是他自己加的,别人看不懂。临走那天他把这两个字又描了一遍,描完把本子合上。吃饭也是在这屋里:大娘把碗端过来,他就在桌前吃,菜是从正屋端来的,一碟一碟。她在门口站着看他吃,他让她也坐,她说她在灶上还有事。临走那天他把这两个字又描了一遍,描完把本子合上。那三把草木灰他后来才问出来是做什么用的,问完在本子上补了一行。
房东大娘姓什么他不敢忘,走的时候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字,笔画太多,勾了半天。头两天他还不认路,第三天夜里他去了一趟那家的灶间——不是坐着,是帮着烧火。砖砌的灶,灶膛里塞柴,火要往里送,送急了烟往外倒,糊一脸;大娘在旁边操着本地话教他,柴要架空,架空了火才旺。他一句也没听懂,点头点得十分认真;大娘就笑,笑完又说了几句本地话。他后来在本子上记:本地的火和本地的路一样,快不得。调研的活儿琐碎得很,问法也笨。他先蹲下去,跟那个村中学徒一起把一台坏了的血压计拆开:皮管裂了,铜箍松了,泵杆回弹不利索。两个人蹲在门槛上拆了一个多钟头,拆完他去镇上那家铺子问价,回来的路上在本子上记型号、记尺寸、记这型号在哪一家有、走过去要多久。夜里在灯下算,算的不是钱,是时间和路:他把每一个村到卫生室的步行时间画成一条条短横,横线长短不一,最长的那一条在纸的边上翘起来,他在这条横线边上写:这里的孩子,等一次化验要三天。写完他把笔帽扣上,在末页添了一行:这一趟带回来的不是数据,是三十七个可以打电话的号码。
大娘的姓笔画太多,他写了三次没有写全,最后在纸上单写了一个大字,勾了半天。他自己知道这个姓本地念的时候前后两截不一样,念错了人家也不知道。他没有去问,问了反而生分。第一天他记不住路,出门往东走,走到村口那条渠就折回来了;第二天他绕着村子走了一整圈,把七十几户人家门口的路都走了一小段,走到脚上起了一个泡,泡破了用胶布贴上,胶布是前一天大娘给的。画完他自己看了看,那个字写得歪,可意思只有他自己认得;这一页后来一直留着,没有撕。到第七天,他已经能不看纸就把这一户的门牌说出来。他把这张纸单独夹在本子的最后一页,夹得很平。这一页他没有拿给任何人看过,看过的人只他一个。
有一台血压计拆开以后他没有马上装回去——装回去得等配件,配件在镇上,要两天。他把拆下来的三样摆在窗台上,摆成一排,一样一样看:橡胶的那根外皮已经硬化了,捏一下不回弹;铜箍松了不是坏,是螺纹磨平了一点点;金属杆拉回去以后要顿一下才肯弹上来。他把这三样各记下一个字,记在那页纸上,记完再和那台机器对起来看。村中学徒后来自己又拆了一遍,装回去的时候缺一根小橡皮筋,是从一只旧手套上剪下来的,剪完那只手套的虎口就不能用了。装好以后他拿手压了压表盘,压得动,他就在纸上把那个字改了过来。那三样东西他在本子上各画了一张小样,画得很粗,标了尺寸;画完他把窗台上的东西按原样摆回去,摆好才去洗手上的一点机油。机油洗了三遍还有味,他就把手在草上蹭了两下。
村里人信不信村医,这一问他没有直接问。他换了个法子:问这一家上一次给孩子看热是什么时候、给了几毛钱、看完有没有好。问了三户,答案一样——药是从镇上卫生室开的,村医只管量体温和看一眼。有一户人家的老太太说了一句:村医要是在,我们就不用来回跑;不来,我们也不敢不来,来了就是花钱。这两句他都记在本子上,记完标了门牌号。他后来说,这一条是这一趟最要紧的一栏:别的栏都是数字,只有这一栏能决定那个卫生室明年还开不开。这一栏他后来单独列了一张表,表头那一行写的是:不查出来就问,问不出来就走一趟。三家走下来只有一家答得上,其余两家连自己也说不清。这一栏他后来单独列了一张表,表头那一行写的是:不查出来就问,问不出来就走一趟。
第三天他跟大娘学会了记村里人的名字:他把全村八十多户抄在本子上,一户一行,谁家有老人、谁家有病人、哪家的儿子在外头打工,都记在后头那一列。抄完他数了一遍,说这村子一百八十来口,我抄了八十多户,还差得远。第七天他把缺的补上,补完在最后一页添了一行:这条线不是量出来的,是一家一家走出来的。云轻轻头几天还笑他,说儿子你这是做调研还是做货郎;到第四天视频里就不笑了,只问一句被子够不够,又问他吃饭怎么办。他把碗端起来给她看,碗里是苞谷糁糊糊加半碟腌菜,碗沿一个缺口,他笑:这是大娘刚摔的,还热着。他给家里发了一段语音,说:叔,我原来以为我做的是个账本,今天才觉得这是个名单;账本能加,名单不能加,加一个人就得先去一趟。
他抄名字是从第三天起的。全村八十多户,一户一行,抄在本子的后头:先记户主的称呼,再记谁家有老人,谁家有病人,哪家的儿子在外头打工。这一列是第四列,他自己加的,加完自己看了一遍,觉得比前头三列都要紧。抄到第四十户笔芯断了,他回屋借了一支;抄到第六十几户天已经黑透了,他在大娘门口借着灶膛里的光抄,抄一行抬一次头。大娘在里头说抄不完明天再抄,他说今天抄完,明天要核。前后抄了两个晚上,中间有一天他核了三遍,把同一个人写成两户的两处并成了一户。并错的那一处他用铅笔在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圈,圈没有涂掉,留着;留着是为了下回再核的时候找得到。他抄到夜里十一点,抄完眼睛已经花了。
抄错的那一户是第五十几户,写成了两家。错在他把分家的一回当成了两家——哥哥和弟弟分灶那一年各立了门,门牌却是一个号;他把两个称呼分了两行写,行末各添一个门牌号,两行底下是同一个号。发现以后他回去核了一趟。核的是分家那一年,分家要请中人,中人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那张纸还在灶房抽屉里,纸是黄的,折过三折。他把那张纸对着光看过,看完没有照抄,只抄了一行,抄的是一家两个字,抄在这一户的末尾,末尾那一行添了日子。这样这一户就有了两行:前头一行是两个人,后头一行是一家,两行后头是同一个门牌。大娘问哪一个对,他说都对,这一家分过两回,回数要写上。添完他核了第二趟,核的是另一个门牌号,没有错。
那三十七个号码是最后一夜核出来的。他一个一个拨过去核对,拨通了二十九个;拨不通的八个里,有五个是空号——空号是他自己抄错的,错在两个数字挨着看串了行。他把那五个改了,改完又重拨一遍。剩下三个是别人家的座机,接电话的人问他找谁,他照着本子上的称呼叫了一遍,那边说人在外头,回来让他再打。他把这三个人的称呼改成了家属的称呼,改完在旁边注了一行。改完他把这一栏抄到新的一页上,抄的时候手很稳,一页抄完才停。他后来说,这三十七个号码是这一趟最要紧的行李:本子丢了还能再抄,号码过期了不能。那三个人的称呼他改完又念了两遍,念到都顺口了才停;停完他把笔帽扣上,扣得很紧。抄完他没有立刻收起来,摊在桌上晾干了墨才夹进去。
阿砚打电话来什么都不问,只问了一句:你把路记住了吗。他想了想说:记住了,现在闭上眼能从村口走到那间偏房,中间过一座石桥,桥下有三条鱼。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记鱼做什么。他说我怕忘了;停了一下又说,我还记住了两家的门牌,一家门开着,一家门关着,那一家老人耳朵不好使。阿砚在那边沉默了两秒,说:你记住的比我多。这句话他后来跟人复述过好几遍,说的时候总要加一句:我这个侄子,蹲得下来。阿砚没有再问别的,挂了电话。临走前一天,他把三十七份问卷全收齐了,跟大娘学了两句当地话,学得不像,人家听了笑,说你这个娃娃说话像唱戏。他跟着笑,笑着就把一句学忘了,又让大娘教了一遍。大娘还说:你走了就莫回来了。他说:我明年还要来。夜里他睡得早,睡着以前听见隔壁灶间还有响动——大娘在灶上做东西,一直做到半夜。第二天早上他把被褥叠了,叠成豆腐块;自己那床被子留下,被面上有五六块深色的补丁,是家里老太太在世时拿碎布头拼的,拼得密密的,针脚全朝里。阿砚说过一回,说这被子费眼睛;隔了两年他就记住了。他跟大娘说,我家的被子太新,睡着不踏实,压身;大娘说:被子要压身才暖和,你这娃娃不懂。他没争,只把被子抖开铺平,又拍了拍;被角压在炕沿底下掖了一道。临走那天早上,他把被子抱到炕上,替大娘把炕扫了一遍——临走时他把自己那床被子留下了。
电话是在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接的。他那天已经走了两条线,正往回走,走到树下想起今天是哪一天,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先拨了回去,响了一声就通了。他先说这一天走过的地方,说的不是数字,是地形:今天这一段是往上走的,走到一个坎上要手脚并用,过了坎是一片桑树地。他说完这些才想起阿砚要听的不是这个,停了半秒,说:叔,你要问什么。接电话之前他刚从桑树地里出来,裤脚上全是泥,鞋帮上粘着一片碎叶。他在树下站定,把手里的本子换到左手,才把手机掏出来;电话响了一声,那头先问了一句:到了没有。他说到了。电话响了一声,那头先问了一句:到了没有。他说到了。槐树底下的土地是潮的,鞋印踩上去一个坑。
他后来把那两个门牌又核了一遍。从村口那一头往回走,走到第二家门前站住,看那扇门关着,门上没有锁,锁是虚扣的;第一家开着,院里有人晒东西,晒的是一小片切开的南瓜,摊在报纸上。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把两样都记下来:门开还是门闭,虚扣还是不虚扣。大娘说这家的人天不亮就出门,门开着是留给人看的。后来说起这一段,他说自己记的其实不是门,是门上的那点意思——一个村子里的门是会说话的。这话说完他自己也停了一下,觉得说得古怪,可他没有改口。临走那天他又回来看了一回,第二家的门还是虚扣着,第一家收了,南瓜也收了,报纸还在原处。他在门口站了三分钟,三分钟里那家的门开了一次又关上。
临走前一天他做了三件事。头一件是把三十七份问卷全收齐了;收齐以后他在本子上记了一句,说三十七份里有一份是空的,问到第三句对方就不说了,他在空着的那一栏上记了三个字:不硬问。第二件是学当地话,学得不像,人家听了笑,说你这个娃娃说话像唱戏;他跟着笑了两声,笑着就把一句学忘了,只好请人再教一遍。第三件是把那几样东西归置一遍:表格按县理好,图纸卷起来塞进本子后头,那罐酱他本来想带,走到门口又放回灶台上了。第二天早上他起得最早,把院子扫了一遍,扫完把扫帚挂回原来那个墙钩上;被褥叠成豆腐块,箱子自己搬上车。走的时候大娘送到院门口,他背包的时候没有回头看那间偏房。那天风不大,院子里的草木灰没有扬起来。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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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4章 眠眠的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