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辞Ⅰ 第439章 无名的那张脸

老主任是六月底走的。治丧由医院和家属一起办，胡晓棠陪着，眠眠请了假。追悼会定在七月第二天下午，遗物清点排在头一天上午。房子是他自己那套旧楼的三层，楼梯拐角堆着邻居的花盆，扶手上的漆掉了一半。屋里收拾得很干净，桌上那半杯茶倒了，茶叶梗浮在水面上，杯壁留着一圈淡黄的印子。来帮忙清点的是院工会的一位同志和老主任的儿子。

六月二十八那晚以后，第二天一早往护士站打电话的不是一个人。头一个是内科的护士长，问的是几时起停止收治，问得很细，细到停在第几床；第二个是问那份病历该归到哪一格，问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她，只说“那位老主任”，说完又改口，说还是叫老师吧。挂断以前他添了一句，说这些年头一回见他查房落下一整天。护士站的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先开口。西头那间办公室的门牌是铜的，擦得发亮，门上那把锁是新换的，钥匙交到工会手里，别在硬壳夹子第一页背面，套了一根橡皮筋。从那天起西头那一段走廊没有人再大声说话，连打电话都要走到楼梯口去压低了声音。清点那天那位同志还问起过钥匙的事，说钥匙一直在夹子上，没有人动过。

消息是六月二十八那天晚上来的。胡晓棠打电话来的时候正在查房，走到楼梯口才停下，声音压得很低，说人已经走了，那边现在乱着。她记下院工会的一个分机号，又记下家属楼的具体门牌，两样记在本子同一页上，一行一行对齐，中间隔开半寸。挂了电话她没有立刻起身，先把摊在桌上的出院小结改完，改完才下楼。下楼的时候电梯已经停了，她走楼梯，三层，走下去的时候数了台阶，一共四十八级。走到一楼她才想起来往家里打电话，打的是阿砚的号码，说了一句就挂断，挂了又打回去，把事情重说了一遍，说的是“人没了”，别的没有多说。

楼梯口靠东那一面开着窗，窗台上放着一盆吊兰，土已经板了，根从盆沿底下钻出来一缕，绿的那一头已经黄。她在楼梯口站了快两分钟，回来的时候把白大褂的扣子重新系了一遍，系到最上头一颗。同屋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夫，姓什么她这天没有记住，只记得那人抬头问了一句“几点的电话”，她说“晚上的”，那人就低下头把病历翻到下一页，翻得比平常快。值班本上那一行她照原样写，写的是查房、巡视、交班，中间空了一格，没有添别的。添别的要落在病历的附页上，那一页是要归档的，归档以后不能改。写完她把笔搁在值班本上，笔尖朝着门，搁完又收回来，改成搁进抽屉。同屋的那人一直没有再抬头。

六月二十九、三十那两天她把科室的事交代清楚。请假的条子是她自己写的，只有两行，主任批了四个字。第一天下午她去过一趟旧楼，什么也没有带进去，只在楼下站了一会儿。老主任的儿子在楼下抽烟，见她来了把烟掐了，站着说了几句话，说的是东西都在楼上，他一个人弄不动。她说七月一号上午来。儿子说要不要找人，她说不用，人多了东西反倒记不清。她又问这楼住了多少年，儿子说搬进来那年他爷爷还在。她从旧楼出来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窗台上摆着一只空花盆，盆里的土是干的。

两天里她一共签了九张单子。器械的、耗材的、值班表的，还有一样是多年没有动过的备用氧气瓶领用单，单子上的字是前一个人写的，笔迹已经发黄，她在末尾添了一行“移交”，添完看了看，把那一行划掉，改成“经手人变更”，六个字写得很慢，写完又按了一次印泥。科里的人分头把柜子清了一遍又一遍，第三遍的时候有人从最里头翻出半盒受潮的胶布，胶布上的纸卷已经粘成一团，撕开的时候带下来一层纸屑。她把那半盒收进铁皮废品箱，盖子合不严，走过去要用脚踢一下，踢一下能开半尺。踢的时候她看了一眼西头那扇门，门关着，锁是新的。

最后一个走的是当夜值班的另一个大夫，姓什么她这天还是没有记住。他把值班本合上，搁在桌角，搁完又打开，添了一行；添的时候先在纸上比了比，比完才落笔，落完用指头顺着往下抹了半寸。她后来跟人说过，这个抹的动作她学了一夜才学会，学会以后她值夜的时候也抹，抹到第二年嫌麻烦，就不抹了。那一夜她回得很晚，走到楼梯口又上去了一趟，上去是取落在抽屉里的伞。伞压着值班本压了一夜，伞面上落了一个圈，圈是笔尖画的，擦不掉。她把伞撑开在走廊上抖了两下，抖完收起来，收的时候看出伞骨有一根是歪的，歪了两年没有去校。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去校，她说校一次要十块钱，那十块钱够买两回排骨。

治丧的分工是院工会和家属一起办的。工会出的是一张黑字报的两联，一张贴门诊楼前头的布告栏，一张贴在办公楼门口；家属办的是后头那一段，白布、纸花、签到簿、放大的遗像，这些不用工会出钱。追悼会定在七月第二天下午两点，地点在院里的那间报告厅；遗物清点排在头一天上午，就是七月一号上午十点。胡晓棠把这两样记在同一张便条上，发到她和父亲的邮箱里，发的时候多发了一份给老主任的儿子。这张便条她后来留着了，压在本子最后一页。

工会派了两个人来办这件事，一个是管文件的，手里一直带着那个硬壳夹子；另一个是小车间的，人瘦，姓什么她一直没有问，只记得他干活的时候爱把袖口往上挽两道，挽完把两条小臂露在袖口外头。白布和纸花是家属自己买的，在老主任住的那条街上，两个店，中间隔着一家修鞋摊，修鞋摊的机器整天响。家属办的那一段里有一样东西工会不出：签到簿的封皮是儿子自己糊的，用的是书皮纸，糊得不平，四角都鼓着，儿子自己看见了也不拆，说糊好了就那样。工会那位同志把签到簿接过去用手指捏了捏厚度，说够用，装一页名字绰绰有余。

名单是从科里报上来的，报的时候有三个人报重了两个名字，重的那两个都姓林，住在同一层楼。工会的同志拿铅笔在名字后头画了一个小圈，圈里点了一个点，点完把那一页翻过来看了一遍，看完仍旧翻回去。名单一共二十九个，报上来的时候是三十一个。少的那两个是谁，起初谁也没有去问；后来是一位老同志说起来的，说那两位是兄弟，弟弟那年在外头待了半年，回来以后名字才添上去，添的日子记在名单后头的小注里。拟稿的人把名字又数了一遍，数完在名单上头添了一行小字，添的是到场的人数；添完他自己划掉了，说人数到时候现场数，数出来的才作准。划掉的那一行留在了纸上，没有重誊。

老主任最后一次给她打电话是在那之前不久。电话是她办公室的座机，响了两声他才接。他先问的是今年雪大不大，她说今年还没下雪呢，他说那就好，接着说了一句别的，说楼里新换的灯管有一根不亮，让她跟后勤讲一声。挂了以后她真跟后勤说了，后勤查了三天，没有查出是哪一根。老主任走的那几天，她没有再接到他的电话。她在旧楼底下站着的时候想起这一通，想起他问雪那句话，又想起他从头到尾没有提过一句自己的病。

清点那天那位同志把办公室那本值班登记也带来了。登记是横格的，一天一页，谁进来谁出去都记上，一格只容两三行，字挤得紧。翻到六月下旬那几天，页上只有一行，写的是“科里，问灯管”，笔迹是老主任自己的，“科里”两个字底下没有落名字。眠眠看了两眼，说这一行我知道。那位同志问怎么知道。她说那天下午她在楼上，听的是隔壁的电话，响了有两三分钟；那时候她手里正翻一份旧记录，没有出去。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添了半句：那天没有人打给他，只一个电话打进去的，就是她自己打的那一个。那位同志把这一页夹上，夹的时候用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在指头上绕了两圈才绕住。

灯管的事她跟后勤讲了以后还跟了两回。第一回是隔了两天她自己去的，抬头看那一排，一共六根，只有最里头的两根看着比别处亮一点，看不出哪一根是不亮的；第二回是工会那位同志陪她去的，那位同志拿了一根手电从下往上照，照到第七根的时候两个人都停了停，第七根是好的，白光打在纸上也匀。回来她在本子上记了一行，记的是“查过，未查出不亮者”，把这行抄了一份交给后勤就完了。清点那天那位同志还问起过这件事，问后勤查了没有，她说查了。清点那天她跟儿子也提了一句，儿子说那根灯管后来自己好了。

后勤那三天来了两个师傅，一个年轻，一个年纪大些。年轻的把灯管取下来看了一眼，说不是管子的事；年纪大的拧开那只老插座，拿小螺丝刀在里头拨了两下，拨完说是灰，接触不良。他们换了一只插座，换完那根管子亮了三回，头两回亮到一半暗下去，第三回才稳住。眠眠站在门口看完，问了一句：换的是灯管还是别的。年纪大的说，是老件，如今整根线都老化了，要换就整套换。她问整套是什么价，那人报了一个数，报完自己添了半句，说这个数我做不了主。她把两个数都记在本子上，记完又问：那这三天算谁的。屋里人说算后勤的。她把本子合上，合上以后没有再说什么。

眠眠把带来的纸箱摊开摆在屋子当中，一样一样记。取出来的东西并不多：两副老花镜，一副挂在墙上，一副收在镜盒里，盒盖上落了一层薄灰，没人擦过；一件洗得发白的毛衣，肩头起了球；一叠旧讲义，纸口压得整整齐齐；几本旧杂志；一只掉了瓷的搪瓷缸；柜子上那张手写清单，标题四个字——能自己做的东西，上头圈着一台机器的草图，图纸的边角已经脆了，一碰就掉渣。她把那张清单单独拿出来看。图是她见过的老式手绘图，钢笔勾的，线条稳，旁边标着尺寸和材料；老主任在草图边上写“雏形在青禾的车间里等下线”，墨水比正文淡，是后来添的。她想起阿砚去年说过，青禾二期车间里确实在试一批小件，图纸是从别处收来的，谁的她没问过。原来那上头有一张在这儿放了很多年。她把这张纸夹进自己的本子里，跟老主任的儿子说：“这一张我先留着，回头让人抄一份送来。”儿子愣了一下，说这些破烂您要就都要。眠眠说：“不是破烂。这上头写的东西还没做出来。”

纸箱是她从科室借的，四只叠在一起，搬上楼的时候在楼梯拐角卡了一下，她叫儿子来扶。箱子本来装着门诊的旧处方，字号不一，她翻过一遍，把空的那几张抽出来，另外拿了两卷报纸铺底，铺了两层。铺完她在四只箱子外头各写了一个字：一、二、三、四，字是记号，不是数目——清完要凭这几个字对一遍，对不上就得从头再翻一遍，翻一遍要一个多钟头。屋里朝着街的窗只有一扇，玻璃上有一层旧油污，光透进来是发黄的一层。工会同志进门时看了一眼那几个字，说这个法子好，比数着数容易找。

有一个年轻的伙计从门外进来，问了一句这是清什么。她说清一位老先生的东西。那伙计愣了一下，又问，是住院那位么。她说是。那伙计就不问了，走出去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窗台上那只空花盆。她记得那个伙计的手一直插在裤袋里，从头到尾没有拿出来过。伙计走了以后她把四只箱子挪开半尺，中间空出一块地；挪完她蹲下去看地砖，地砖缝里有几粒铅笔屑，是那四个记号写坏了掉的。她把铅笔屑一粒一粒捡起来，捡完数了数，五粒。捡完她把那五粒搁在窗台上，搁完没有再动。

来帮忙清点的那位工会同志姓什么她没有问，只知道他退休前在工会管过一阵文件，手里一直带着一个硬壳夹子。他进门先把桌上那半杯茶端到窗台上，又回来把桌布铺平，才说了一句：“咱们按箱清，清一样记一样，记不清的先搁一边。”儿子把那口旧箱子从床底下拖出来，箱底在水泥地上刮出一道印，那印很宽，是多年没有挪过的样子。工会同志翻开硬壳夹子，第一页印着格子，格子里分三栏：东西、原来在哪儿、归谁。他把格子指给眠眠看，说这两栏您记，第三栏到时候再说。

那位同志先把空箱子都搬到屋子当中，四只摆成一个方，中间留出一人站的地方，然后才打开硬壳夹子。夹子里头夹的不是一页纸，是一叠塑过的表，纸边已经起毛，右上角用红笔编了号，从一数到六。他把第一页抽出来放在桌角，说这两栏您记，第三栏到时候再说；说完又添一句，说三十年前也是这么记的，那时候记的是药瓶和纱布，格子和现在这上头的一样。眠眠问第三栏怎么填，他说等人来认，谁认走了谁的名字落在上头；这一页写满了再换一页，换页的时候要连号写上，不能空号。

头一样报的是那只硬壳夹子。工会同志把夹子翻开，用手掌在第一页上抹了一下，抹完把抹过的那一面转向屋里人，让上头的格子对着光。格子里除了印好的三栏，还多一样：栏与栏之间那一道空线上，有人用铅笔画了六道短横，一道挨着一道。他把这一页举高了一寸给屋里人看，看完仍旧按原样放回夹子。屋里人问他画这个做什么。他说画的是这一回清东西的起头，往后翻的人看见这六道，就知道这一页是哪一回的。屋里人问认什么用。他说认这一页用过没有；用过一次画六道，用过两回就是十二道，十二道要另画一遍，不能接着添在旧道旁边。

第一层清出来的是几件旧褂子和一顶帽子。帽子是深蓝的，帽檐塌下来一边，里头衬布已经发硬。工会同志把帽子拿起来看了看，放在最上头，说这个不用记。旧褂子三件，袖口都磨破了，有两件的前襟上还别着一个布的院徽，别针锈住了，一碰就掉渣。眠眠记的时候把数目写得清清楚楚：三件，两件带徽。写完她把褂子叠好放回箱子一头，在第二栏里写了“柜子上层”四个字。第二栏她记得最仔细，因为柜子上层放什么只有屋主自己知道。

帽子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是眠眠记了才想起的：中间那件褂子的内袋里有一支笔，塑料笔杆，笔帽丢了，笔尖早就不出水。儿子说这一件是留着上班穿的，后来不去了就一直搁在柜子最上头，落了多年的灰。工会同志把三件褂子一件一件抖开，抖第二件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一样东西，是一小块软呢，巴掌大，是擦眼镜用的那种布，边上脱了线。掉在地上谁也没有去捡，眠眠捡起来看了一眼，折了两折，放在第二栏那一格边上，注明是褂子内袋里的一块软布。她记完把褂子重新叠好，叠完仍旧放回箱子一头。

两副老花镜是分开清的。挂在墙上那一副镜腿用白胶布缠过一段，缠得很仔细，外头还压了一道；镜盒里那一副镜片擦得很干净，一副有灰，一副没有。工会同志问了一句：“这两副不是一副么。”儿子说不是，这副是新的，今年春天才配的，老人不肯用新的，说新的看出去字反而虚。眠眠问为什么不肯用，儿子说了一句她记了很久的话：“他说这副是留着办事的，那副是留着看东西的。”她把这一句原样记在纸页的最下头，记完没有划掉。

墙上那一副的镜腿缠着白胶布，医用胶布，缠的人手很稳，一圈压着一圈，外头再压一道，压得很平。工会同志把胶布撕开一小段看，看完又按回去，说缠的时候怕是要连着缠好几天的，胶布上已经起了一层白毛，白毛一搓就掉。儿子去里屋翻了半分钟，出来说他不记得是哪一年，只记得有一回冬天，眼睛忽然看不清灯下的字，自己坐在灯下缠了两天，缠完就不肯再摘。眠眠把“缠了两天”四个字记在页边，笔尖顿了顿，没有往下问；儿子自己又说了一句，说摘了也看不清，看不清就不戴，戴着反而费事。

她问了一句，缠的时候是不是咬着胶布咬断的。儿子想了很久，想起来是有这一回。说是缠到第三圈的时候胶布的头磨毛了，磨毛了就粘不住，老人才用牙咬断，咬断以后再压上一道。说完他去里屋把那副镜子取出来，取出来搁在桌上，翻过来看缠过的那一面。缠得最厚的地方是一圈白，白得发硬，指甲刮上去刮不动。她拿指头在那圈上按了按，按完说了一句：这一圈是当年手上使的劲才留下的。屋里人没有接话。接话要说出个道理，出不出道理的话就不接。镜盒里那一副她没有再问，儿子自己说了，是今年春天才配的，配的时候硬逼着去的，去了一趟只待了半刻钟。

那件毛衣是洗得发白的那一件，肩头起了球，起了两巴掌大的一片，摸上去像细砂。袖口的罗纹塌了一半，里头露出灰白色的线头。儿子拿着看了半天，说这针脚不是他妈织的。眠眠问那是谁织的，儿子想了想，说像是院里哪位大姐给的，记不清了。她没有再问。她把毛衣翻过来看后领，后领上有一个小小的洗标，洗标已经烂了，只剩下半个圈和半个字。工会同志说这个不值钱，眠眠说留着吧，值不值钱是另一回事。

后领上那个洗标只剩半个圈和半个字，她把毛衣对着窗户举起来看了两遍，认出半个字像是“羊”，另一个半个字认不出。儿子去里屋翻了半天，翻出一件他母亲留下的线团，藏青的，里头还绕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毛笔字，写的是院里一个名字，名字前头两个字是“感谢”，后头两个字被线压住了，掀开也只认出一个半。儿子把线团放在桌上，说这一件他自己记不清是谁给的，只记得那年冬天院里发过一批毛衣，谁家里有人住院就送一件，送完要在本子上签一个到。他说完看了眠眠一眼，问线团要不要一起记，眠眠说记。

搪瓷缸是那只掉了瓷的，缸身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红字，是二十多年前的赠品。拿手敲上去有一处是哑的，像有一小块瓷皮粘在上头没有掉干净。缸底磕掉的那一块是在桌沿上磕的，磕出一个小坑。工会同志把缸子拿在手里翻了两下，说这个我认得，早些年院里发过一批。儿子说这一只是从父亲屋里拿出来的，里头还剩小半缸茶叶梗，梗已经发黑。眠眠把缸子接过来，在水龙头下冲了冲，用袖子把外头擦了一遍，放回箱子，说了一句：“这个给家属。”

缸身上的红字掉了一半，“安全”两个字还在，“生产”两个字只剩一个角。工会同志说他早些年院里发过一批，是老门诊楼落成那年分的，分的是搪瓷缸，一人一个，连缸带盖，另外搭一张写着编号的纸条，纸条后来泡烂了。眠眠问那批缸子后来都哪儿去了，那位同志说有的拿回家盛了油，有的送了人，还有的家属在世的时候就带走了。他把缸子放回箱子边上，忽然又拿起来看了一眼底，说底下磕的这一点，他手上这一个磕的位置也是在这里，说完用指甲在那处敲了一下，敲出来的声是哑的。

旧讲义一叠七本，都是同一门课，课名印在封面上，封面翻卷了。讲义里头夹着批改过的稿纸，纸上的字到第二年就成了浅褐色。旧杂志十一本，堆在一处，最上头那本卷了边，能翻开的只有前十几页。工会同志问要不要留两本做念想，儿子说您看着办。眠眠挑了最上头那一本——封面是一张很旧的照片，照的是医院门口，门口停着两辆车，车身蒙着灰。她挑完把这一本搁在箱子外头，没有放进去，跟儿子说这一本她先拿着，过些日子还。

她把七本讲义一本一本翻到最后一页，看的是后头那半页印的印数。印数是三千，三千七的本子上头印的是二千二。她把这几处数都记在纸角上，记完数了一遍，记下来五处。儿子站在旁边看她记，记完问她记这个做什么。她说往后有人问这一门是哪一年印的，纸上就有数。这话说出来她自己也觉得勉强，笑了一下。儿子说纸上的印数是印厂填的，那家厂子早就没有了。她说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归知道，数还在。讲义最后一页的下角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是印数的下一行，印的是这一门的册数，册数是一百二十。

讲义里头还夹着一张课程表，油印的，一栏一栏往下排，第七栏空着，空的那一栏底下用铅笔点了一个点。儿子凑过来看了一眼，说那门课他上过不上，那一年他学的是另外一门。眠眠问那是哪一门，儿子说了个名字，眠眠没有接。工会的那位同志把课程表抽出来，对着窗户照了照，说这一张的字比别几张浅，浅的那几行是后添的；添的时候油墨还没有全干，添的人手边没有油印机，是拿笔一笔一笔描上去的。她问是哪几行。那位同志指了指中间那三行，说添完这三行，第七栏才空出来的。屋里没有人再往下问。

讲义第一本的封面上课名是印上去的，印得很正，是那种老式的排字；后头六本里有一本换过封皮，换成的是硬纸，比原来的软，封面下角有一处磨白。讲义里头夹的稿纸有两张是改过的，红笔在第二段画了线，线旁边写了一个字，后来又涂掉了，涂得不算干净，还看得出笔画的走向。眠眠把这两张抽出来问儿子认不认得是谁的课，儿子说认不清，说认得出笔迹不是他父亲的，父亲写“行”字最后一笔总要拖出去很长，这两处没有拖。她把两张稿纸仍旧夹回讲义里，夹在原来那一页与下一页中间。

杂志十一本，她一本一本翻过。头几本还能连着往下看，翻到第七本以后要一页一页掀，掀快了纸就撕。第三本是一本年度的年鉴，纸比别的厚，封面压着一个圆形的印，印里的字磨掉了，只剩半个边。第九本里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剪得很齐，上头是一则启事，启事底下有电话，号码已经看不清。儿子在里屋听见翻纸的声音，探头进来看了一眼，说这一本是他母亲订的，订了三年，后来不订了。她把这条记进第二栏，写的是“前三本，他母亲订的”。

那张手写清单她是最后才看的。清单只有半页，纸是从一个硬皮本上撕下来的，撕口不齐；标题那四个字写得很大，笔画往回收，像刻出来的。旁边圈着一台机器的草图，图上标着尺寸，尺寸边上写了一行小字，写的是材料，材料两个字用了简称。她把纸拿到窗前对了一次光，纸背上有印子，是从前一页透过来的半张表格，表格上有一道一道横线。她记住的是草图右上角那一处折痕——折过三道，折痕深得能立起来。临走的时候她跟儿子交代抄件的事，儿子说那就抄。她把纸夹进本子，夹在写满字的那一页和空白的那一页中间。

清单上那个题目也有人问过。工会的那位同志说，早些年库房要一份能自己做的东西，让各科报；报上去的三样，做出来的只有一样，就是这张纸上圈的那台。别的两样，一样是木工要一张桌子，一样是木工要一把刨子。刨子后来做了，桌子没有做。儿子在旁边听着，问了一句：那这一张是报的还是留的。那位同志说是留的，留的是底子，底子后来跟着纸箱一块儿进了库房。她把这句原样记在本子上，记的时候在“底子”两个字底下画了一道线。画完她把清单重新夹进本子，夹的还是原来那一页；夹完她抬头看了一眼窗，窗上的光已经挪到墙脚去了。

“雏形在青禾的车间里等下线”那一句，儿子也看了。他把纸举到窗前，手指点在那行字上头划过去，划得很慢，说这几个字认得，是他父亲写的，墨色比正文淡，是后添的，添的时候墨水已经换过一瓶。他说他不认得草图上那台机器，也说不上青禾是什么地方，只知道这两年他父亲提过两回，一回是去年冬天，一回是开春，两回都在饭桌上说的，说完就没有下文。眠眠问那两回后来怎么了，他说不知道，后来还是那样子，机器的事没有人再提。

最后清的是箱底。箱底铺着一层旧报纸，报纸底下是一叠照片，用一根橡皮筋箍着。眠眠一张一张翻过去：有一张是老门诊楼前的合影，一排人站在台阶上，背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九八六年秋和科室的名字；有一张是一屋子人的饭桌，桌上一只搪瓷盆，盆里盛着两只馒头；有一张只照进去半张脸，脖子以上都出了画，背后的格子空着；再一张是几个年轻大夫围着一台设备的背影，谁也没有正脸。橡皮筋底下压着最后一张。四寸，黑白，边角起了毛，颜色是放了很多年的那种黄。她把它托在掌心里，举到窗前的亮处看：老门诊楼前的台阶，五六个年轻人，白大褂的样式还是老式的，扣子一直扣到最上头一颗，中间那个瘦，戴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一本病历，站得极直，两肩端平。他左边那个人手里拎着血压计的皮囊，右边那个人的白大褂口袋鼓着，像是塞了听诊器。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落款，没有年份，连一个字都没有。

报纸是不连着日子的，底下那张压住的是前年的，两张中间夹着一张对折过的广告纸，纸上的字被压得只剩一半。工会同志让儿子把报纸整张揭下来，不要撕，说报纸本身也是一件东西，谁家丢过一张旧报纸还能记个日子。眠眠把报纸揭下来的时候从底下带出一角纸，是一小片硬纸壳，从那只掉瓷的搪瓷缸底垫上掉下来的，缸子放了多年，底垫碎了，碎片落进报纸的褶子里，她一片一片拣出来，拣出三片，三片的形状都不一样。她把它们归在一处，问儿子底垫搁在哪儿，儿子说在窗台上搁着，早先是垫在柜子底下的。

那三片硬纸壳她摆在一处摆了很久。厚的那一片有两指，薄的那一片只比指甲厚一点，第三片是斜着断的，断口那一处起了一层毛。厚的那一片上有一圈印子，印子是方的，方得比缸底小一圈，是早年垫在缸底的那一块，边上有一道压扁的痕。压扁的痕是缸子放歪了留的，歪过不止一回，痕上有新旧两层，新的那一层颜色浅。她问儿子这缸子在窗台上搁了多久，儿子说搬进来就在，搬进来那年缸子已经在窗台上了，连窗台上的那道水印都在。她把这句记下来，记的是那一行小字，记完把三片硬纸壳仍旧归在一处，装进一只空的火柴盒，盒盖没有盖严。

橡皮筋箍着的那一叠一共五张，她数了两遍。第一张是老门诊楼前的合影，一排人站在台阶上，她数出十一个；背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九八六年秋”，下头还有科室的名字，名字一个一个往下排，排到最末一个还空半指宽。第二张是一屋子的饭桌，桌上一只搪瓷盆，盆里盛着两只馒头，人围了一圈，一圈的脸都朝中间；这张背面一个字也没有。第三张只照进去半张脸，脖子以上都出了画，背后的格子空着——她把这张对着窗子照了照，纸上有一道很深的折痕，折痕正穿过那半张脸。

第四张是几个年轻大夫围着一台设备的背影，谁也没有正脸。她把这张抽出来单独放了一边：前年夏天老主任从那箱旧讲义底下取出来的就是这一张，她还问过为什么都拍背影，老主任没有答，只把相片翻过来让她看背面，背面写着“留念，一九八六年秋”。前四张摆在膝上，四张里有三张看不见脸，一张看得见脸却看不清。她把第五张从橡皮筋底下抽出来，橡皮筋绷得紧，抽出来的时候弹了一下她的手腕。

前年夏天那一回她也在。她记得那时候这间屋里的窗是开着的，窗台上摆的还是那只花盆，盆里的土是湿的，湿的程度像是刚浇过不久。老主任从讲义底下抽出相片的时候没有抬头，手也没有抖，抽出以后先在膝盖上抹了一下，抹的是相片的边，不是脸。他问她要不要看，她接过来，看的次序是先看台阶后看人，看完他才问一句“看出什么”。她说看不出什么，他就说“那就看不出”。这句话她后来记了很久，记的是他说话的口气，不是说的那四个字。

那一年她问过一句，问的是这盆里的土是谁浇的。老主任说是没有人浇，那两天下过雨，雨从窗缝里斜着进来，落在盆里。说完他停了停，又添了半句，说这盆里原先种过一棵什么，如今早没了，谁也没有再补。她问那棵东西长什么样。他说记不清了，只记得影子：早上有影子，落在桌上铺的那一张纸旁边；后来就没有了。她当时没有再问，问也是问那没有的。回来以后她把这一段记在纸上，只记了半行；那半行她后来添过两次，添的都是那一句——谁也没有再补。

第五张她拿到窗前的亮处，举高了两寸。这一回她看得比清点时更细：台阶一共七级，前四级是水泥的，后三级铺的是水磨石，接缝处有一道细线；第二级台阶的边上缺了一个角。中间那个人瘦，白大褂的扣子一直扣到最上头一颗，袖口的扣子也扣着，袖口洗得发硬，翻出来一层白边。他手里的病历很厚，不是本，是两本叠在一起，书脊朝外，脊上贴着一张蓝条子，条子上的字太小，拍不出来。两肩端平，两手垂在身侧，脚尖并着，像刚被人喊过一声又刚站定。

相纸是四寸的，纸边上有毛，毛是裁的时候留的，裁得齐。四寸相纸的下角压着一个钢印，钢印是压出来的，压得不深，对着光斜着看才看得见。印上头是厂名，厂名的后头是一个年份，年份的四位里前两位认得出，后两位洇了。她把这几个字在本子上照抄了一遍，抄完在旁边画了一个圈，画完又添了半句：钢印是厂里的印，不是照相馆的印。院里这些照片八成是院外那家照相馆洗的，洗相片的时候相纸是他们出的。厂名和照相馆的招牌不是一家，这一层她也记了。她抄完把相片仍旧托在掌心里，托了一会儿才放回桌上。

台阶第二级缺的那个角是后来才磕的，缺口边上的碴是新的，颜色比别处浅，缺口的形状像被什么东西从外头磕的，不是从台阶上磕的。她数了数台上那些手：中间那个人的手扶着两本叠起来的病历，最右边那个人空着，只露出半截袖口；拎血压计的那只手皮囊垂着，绳子绕了两圈，绕得松，绳子头已经散了。站在最右边的人白大褂的下摆进画一寸多，下摆的风琴边上有一道缝，是针脚走歪了的那种缝，缝头没有打结。她把这一处对着光看了两遍，看不出是谁缝的，也看不出缝了多久。

她把相片放低了半寸，又看了一遍右边那个人。白大褂的口袋鼓起来一块，轮廓是斜的，不像听诊器那样两头圆，倒像一小卷纸卷或者一盒药。她后来问过老主任一次，问的正是口袋里是什么。老主任说不是他口袋里的事。她问那是谁的，老主任说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她把这两句答话记在本子上，原样抄了一遍，抄完在下面画了一条线，没有再往下写。

这一层她后来跟阿砚说过。阿砚听完问她一句：那个口袋里鼓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一盒药。她说她想过，也想过是一小卷纸卷，两样都像，两样都不像；她说她当时数了一下，从正面看过去，那一块上头是平的，下头是斜的，听诊器是两头圆的，那样鼓法在镜头上不该有。阿砚说那就存一个疑问，别拿疑问去对人对事；一个人手里的东西可以猜，一个人的来处不能猜。她说知道，后来她确实没有拿这个去对过谁，也没有跟儿子提过。

她把相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的，不是写过又褪干净的那种空，是原本就没有落过笔的那种空——纸的纹路是连着的，没有一点墨迹渗进纤维的痕迹。她又侧过来对着窗口，让光从纸面上斜着滑过去。空着的背面在斜光里显出一层极浅的压痕，是相纸一层压一层压出来的，压痕的走向就是那道折痕的走向。她数了数台阶上的人：连她在内看得清六个；最右边半个身子出了画，只到腰上。她拿手指在相片边上比了比，最右边那半个人的白大褂下摆还留在画里，只少了一只手。

斜光里那层压痕她也数了，一共两道，一道从相片上边斜着下来，一道横着，两道交在偏左的地方，交点那里纸面微微凹下去一点。她把手指按在那个凹处停住，纸是凉的，指腹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她后来想，这两张相片是一摞压在一起印出来的，压它们的那一摞里别的相片背面都写着字，只有这一张是空的。压出一张空白的可能只有一个：印到这一张的时候，那一格还没有写字，或者写了，被人在印出来以前拿走了。她把这两种可能都记在本子上，两种后面各画了一个小圈。

八六年秋那张照片是谁拍的，院里说法有三样，三种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第一种说法在工会：那年工会管过一阵宣传，单位有一台相机，落成那天扛出来的是工会的同志，人站在台阶下面往上拍，拍完把胶卷送去冲，冲完还回科里。第二种说法在内科：说相机不是工会的，是科室里一台旧机子，抱走的都是一个管器械的年轻人，谁也说不清姓什么；那一卷片子拍完没有退，机子还回去了，片子不见了。第三种说法是院外照相馆的师傅上门，说那天拍了集体照和单人照两样，集体照拍完接着拍单人，拍到中间有人来叫，师傅把机子收了，那一张没有拍成。这三种说法都能解释这张相片为什么在台阶上，却都不能解释它为什么最后没有名字。

三种说法她各去问过一遍。工会那一种是在小车间的窗口问的，那位同志记得相机，记不得扛相机的人，只说那年胶卷是院里统一买的；内科那一种是在内科的走廊上问的，问的是一位护士，护士说自己那年才进来，什么也没有赶上；院外照相馆那一种是老主任的儿子替她问的，儿子去了两趟，第二趟回来只说一句，说师傅早就不在了。她把这三种分开记，记完在最下头添了一行：三种说法都对得上相片在台阶上这一件事，对不上的是它后来为什么没有名字。

还有一种说法最不容易被人提起，却在她这里留得最久。那种说法说，喊口号的人喊了两遍。第一遍喊的是“看这里”，第二遍喊的是三个字，那三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在场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应。眠眠问过三个人。三个里有两个说听过，有一个说是自己听错了。她把这三个人的原话分开记，记在这一页的空白处，一条也不混在一处，怕日后记串了。

三个人她都是单独问的，问的时候没有把另外两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头一个是从工会退休的那位老人，在传达室门口说的，说有人喊了两遍，说完又改口，说只记得有两声，第二声听不清；第二个是内科一位老大夫，答得干脆，说是有这一回，接着问她听谁说的；第三个是院里烧开水的那位师傅，说他那年十七，手底下还有学徒，说他记得的是自己听错了。她把这三段话原样抄下来抄了三条，中间没有添一个字，也没有把三段并作一段——并在一处，日后就要分不清哪一句是谁说的。

照片洗过两回，这是几处说法里对得上的头一条。头一回是工会出钱，在院外一家照相馆洗的，洗了多少张说不清，有说四十多张，有说六十多张；第二回是各科室自己凑钱又洗的，这一回是自己去取，取的时候按科室排，一个科室一摞。发照片那天的办法是在名册上打勾，谁领了谁签名，领完的人把相片卷起来揣在兜里，走一路响一路。她跟着她父亲去过一次那个地方，记得的是一屋子人在翻纸包，桌上落着一层冲出来的药水味。

那天下午她跟着父亲去过。回来的路上她多问了一句：那一摞里有没有一张是空的。父亲的脚步慢了半步，慢完才答：拿在手里都是卷着的，卷着的看不见背面。她说那您就没有法子知道。他说有法子，法子是没有。说完他把夹克的扣子扣到最上头一颗，扣完不再说话。走到街口她跟在他后头数了数他的步子，从横街口数到园门口，一百零几步。回到屋里她把这一句记在本子上，记的是：有法子，法子是没有。记完她看了一遍，看完没有划，也没有添别的。

第二回是各科室凑的钱。内科那一摞最厚，厚到拿在手里要两只手，工会的人按科室排，排在前的先取。取相片的规矩是拿签到处打一个勾，勾打在哪里由管签到的人说了算；那天管签到的是工会的一位女同志，姓什么她不记得，只记得那人手指上常沾着印泥，一上午打了六十来个勾，印泥用完了又去要了一盒。老主任领的那一摞里有没有这一张，谁也说不清，那天屋子里翻纸包的声音盖过了说话声，谁也听不见别人领了几张。

发照片那天她跟着父亲去过。地方在院外一条横街上，门面很窄，屋里摆着两张长桌，桌上堆着纸包，桌面上落着一层冲出来的药水味。她父亲那天下午没有穿白大褂，穿的是一件深色夹克，站在门口等她，人没有进去。回来的路上父亲问她领了几张，她说七张，父亲说七张里头有没有一张是空的，她说没有，父亲就没有再问。走到街口父亲把夹克的扣子扣上，说了一句“回去吧”，就拐到另一条道上去了。这件事她记了两年，去年才想明白：父亲那天不是不想进去，是进去就会被围住。

按名册发，名册上就有一个人拿不到——那一行的名字是空的。名册上到底有没有空格，说法也不一样：有的说有一处，有的说有两处；还有的说根本没有空格，是那一张根本不在册子里，是后来才插进去的。眠眠倾向于最后这一种，理由很简单：要是册子上明明写着名字，发照片那天就会有人喊他；那天没有人喊，是因为没有人在名册上找过他。她把这层意思跟胡晓棠讲过一遍，胡晓棠说档案室那边可以去问，只是八六年的登记本早该换过几轮了。

名册那一页后来有人翻出来过一次。翻的人是院史室的一个小伙子，翻的时候照着年份找，找到八六年那一册，翻到发照片那天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头有名字，名字底下都有勾，勾是那天画的；只有一处，勾是空的——不是画错了，是那一行的字比别处淡，淡到要斜着看才认得出是两个字。院里人后来问他，那两个字是什么。他说不知道，他只看了那两个字，没有认。他把那一页照了一张相，照完把册子合上，放回原处，走的时候把架子上那一叠理齐了才走。

这一张没有发出去。它在工会那一摞里压了若干年，后来工会换了办公室，那一摞连着别的旧物一起装进一个牛皮纸箱，箱面上没有写字。箱子在库房里又放了几年，拆箱是分东西那年，分的人把相片按科室理了一遍，理完把没有人认领的往一边一放。这一放又放了很多年。老主任管过一阵院里的旧物清点，那批旧讲义、旧杂志报废的都是他经手分装；他在那一摞里翻到过这一张，把它夹进自己那一叠，夹在两张旧杂志中间，一夹又是好些年。

牛皮纸箱是她跟着去库房才第一次看见的。库房在办公楼地下一层，门口挂一块木牌，牌上写“杂物”，两个字的下半截被人摸得发亮。搬箱子的人把手套摘了才敢动手，箱面上那一层灰厚得能吹出一道印，吹出来的那道印浮在光里，落下去才散。工会那位同志翻箱是一沓一沓往外拿，拿出来的旧东西堆了六七十斤，摊在过道地上摊了一大片，中途开了一次窗，窗子朝北，照不进来什么风。摊开以后分了小半天，分到相片那一堆已经是后半夜的事。

那一次翻箱，屋里还有第三个人，是管库房的那位，管库房管了十几年。他把手套摘了才敢动手，摘完放在窗台上，摆的时候两只手套叠着，叠得很齐。搬箱子的是两个后生，抬到过道上就停下，停下等他过去看。他过去看完，说了一句：这一箱的分量不对。他让后生把箱盖重新合上，合上以后又用手掌在盖上按了一遍，按完说这一箱比别的多两层纸，多的那两层压在底下。他没有说是哪两层。眠眠问了一句：底下的两层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摸上去是软的。屋里人没有再问。

八六年刚照完那阵，院里有人把中间那个戴眼镜的认成顾清和。认的理由听着很足：那一年顾清和也在这一批里，也瘦，也戴眼镜，也站得极直，有人还说他那天穿的就是白大褂。传了一阵，传到后来有人去问他，他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只把手里的本子合上，说了一句：“你们看的是同一张么。”这句话在当时听不出是什么意思，眠眠是这两年才咂摸出味道来的——他没有否认，是因为那一张上不止一个人像他。

去问他的是工会的一位同志，问的时候先说的是“这张照片上是不是你”。顾清和没有立刻回答，把手里的本子合上，用手掌在封面上压了一下才开口。他反问的是“你们看的是同一张么”，问完没有等回答就站起来去倒水。倒完水回来，那位同志又说了一遍，第二遍顾清和答了一个字，“坐”，让人坐下了。屋里没有别人，那位同志坐了大概两分钟就走，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案上摊着的报纸，报纸是当天的，没有翻，他也没有问为什么没有翻。后来眠眠问过那位同志，那位同志说他只去了这一回。

还有两回认错，是后来才听说的。一回是认成老主任：有人指着相片说中间那个就是他，儿子的几位亲戚也这么说过，说得有鼻子有眼，连白大褂第二颗扣子都说了出来。老主任在场的，只把手往旁边挪了一挪，挪开半掌，又把手放回膝盖上，此外一个字没有。另一回是认成按快门的那个人：说拍照的是院里的年轻人，自己也在相片上，站在正对面第三级台阶上，所以相机抬得高，台阶上的人肩膀才会那样端着。这一条听着也顺，可它是三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肯讲的，那个人自己也说不准。

认成老主任那一回，说的地点在老主任住的那条街上，是几个邻居在楼下说话，眠眠去的时候话说完了，是儿子后来学给她听的，学的时候自己添了半句，说“那天我爸在旁边站着”。认成按快门那个人的那一回更晚些，是有一年秋天，一个从外地回来的老同事在电话里说的，那人说得很肯定，说自己记得那台机器，也记得自己站在第三级台阶上。她把这三回在心里过了两遍，觉得每回都有每回的道理，每回都没有一样东西是对得上的；对不上的那一样，就是那一张相片后来为什么没有名字。

她把这张照片和那一叠一起装进自己的包里，坐在床沿上看了很久。她想起前年夏天在这间屋子里，老主任从那箱旧讲义底下取出过另一张照片：也是这几个台阶，也是这些人，可那一张拍的全是背影，背面写着“留念，一九八六年秋”，没有名字。老主任当时说过一句——不是忘了，是不肯把一个不确定的人写上去。她当时把那张带回了家，压在抽屉里。她后来问过院里档案室的人：八六年老门诊楼落成，全院拍过一张集体照，交上去的照片背面都有姓名，只有一张没有；档案室的人也说不清那一张是谁拍的，更说不清中间那个戴眼镜的是谁。

她跟儿子交代复印的事是在楼道里说的。儿子说复印要等三天，机器在门诊楼地下那间小打印房，早上下午各开一个钟头。她问要彩色还是黑白，儿子愣了一下，说这种事还挑颜色么；她说这张本来就是黑白的，复印出来也只能是黑的，别的机器做不到。儿子笑了，说他以为放大一点要挑好的。其实她要的不是颜色，是尺寸：放大到一尺二寸，铺在白纸上，中间那个人不至于糊成一团。她把这句也说给儿子听了，儿子没听懂，只是点头。

当天夜里她回了一趟自己屋里，把抽屉最上那一格拉开。前年夏天带回来的那张背影照压在两只旧笔记本底下，她抽出来，把橡皮筋解开，摊在书桌上，再从包里把新得的那一张取出来，并排摆着。屋里没有开大灯，只开了台灯，灯罩压得低，光正好落在两张纸中间那条缝上。两张相片一样宽，长短差着半指；一张是背影，一张是正脸；一张背面有字，一张背面什么都没有。她坐下看了很久，久到楼下有人关门，门轴响了一声。

台灯的灯罩压得低，光落在桌面中间，两张相片摆在光的两边，一半亮一半暗。窗外那条街到十点多还有人说话，说话的声音隔着窗玻璃传进来，听得见调子听不清字。她把两张之间那条缝又量了一次：背影那张长半指，宽是相同的；正面这张短的那半指在右下角，裁的时候裁在空白里，裁进了一点台阶的边。她后来记起这个数，是因为两张叠起来的时候，短的那半指正好露在背面那张的下头，露出白的一线。她把灯罩又往下压了半寸，压完两张都暗了一点，只有正面那张还亮着。

她把两张对着光比了一遍。正面这一张把人脸给足了，连眼镜腿上的那道折痕都在；背影那一张把人脸全部让给了台阶，五六个人只剩五六个后脑勺和一条后领。她想，这两张是同一天照的么？那一张背面写着“留念”，写得工工整整；这一张背面空着。同一摞里出来的两张，一张把脸给足，一张把名字给足，剩下这一张，两样都没有给。

同一件白大褂，两张上头的扣法是一样的：扣子一直扣到最上头一颗，袖口的扣子也扣着。正面这张能看见扣眼是松的，扣着却没有扣紧，扣子的一角翘出来半分。背影这张能看见后领的领尖朝两边分开，分开的角度也一样。她把这一层也记住了，记完自己笑了一下——两件白大褂不可能是一样的，可她在灯下就是这么看的，看完还是记住了。她把这句也记了，记的是自己看错的地方。她后来把两张之间的距离拉开半寸，是想让光能同时照到两张的边上，结果光只照到一张。

她看着看着，心里先冒出一个念头，冒出来自己都怔了一下：中间那个瘦的、戴眼镜的，是不是她父亲。她把这张相片举到台灯底下，把中间那人的脸跟她记忆里的父亲并在一起比。她父亲年轻时候也瘦，眼镜也是圆的，可是她父亲站着不这样站——她父亲站着的时候手不垂在身侧，是把手背在身后，或者一只胳膊搭着别人的肩。她把这个念头按下去，按下去以后心里反倒空了一块。她把相片放平，两只手压在纸边上，压了一会儿。

念头冒出来以后她坐了很久没有动。台灯的光把相片上那个人的脸照得发白，镜片反着一小片亮光，看不清镜片后头是什么。她父亲的镜框是圆的，镜框细，当中有一道横着的细杠；相片上这个人的镜框看不清细杠，只看得见镜片和鼻梁之间那一点距离，那一点距离比她父亲的小一点。她把这个念头又按了一次，按下去以后把相片翻过来扣在桌上，扣了大概两三分钟，又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看，那张脸看着就不像了，可她知道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阿砚十点多回来看见桌上摆着两张相片，问她这是谁的。她说不知道。阿砚拿起来看了看正面，又翻到背面看了一眼，说背面空着不是忘了，是那一年有些人不好署在纸上——署上去要担事，那一回照相的人大概担不起，也不肯让纸上多一个名字。眠眠说这跟署不署没有关系，署上去就是一个名字。阿砚说他知道，他就是那么一说，说完把相片放回桌上，说了一句：“你明天别一个人去档案室，那地方的东西不问人。”她问他怎么知道档案室的事，他说她母亲提过一回，说那里面按年份排，年份早的都在最里头。

阿砚说完那一句就去洗手了，水开得小，他洗了很久。眠眠把两张相片仍旧摆回桌上，摆的时候把两张之间的距离又拉开了一点。阿砚擦着手出来，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说不用。他没有再问相片的事，坐到书桌边上翻了两页报纸，翻得很快，一页也没有记住；后来他站起来去把阳台上的窗关上，回来的时候路过书桌，脚步慢了半拍。屋里只剩台灯一盏亮着，两个人各自占着桌子的一头，中间隔着那两张相片。她把本子摊开，翻到新的一页，把今天听到的三样说法先写下一样，写到一半停了笔——那一句“同一张么”她记得最清楚，可这一句眼下还没有人对得上。她把笔搁下，没有再往下写。

她把两张相片收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有粘。收之前她又做了一件事：她把正面这一张照着窗子看了一遍背面，把那道折痕的走向记在本子上，又在“查”字那一行后面添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的是三个字：一九八六。

封口没有粘，是故意没有粘的：她想着里头还要往回添东西，添一样就用小夹子夹住一处，一样一样往上加。她往信封里又放进了一样，是那张写着“雏形在青禾的车间里等下线”的清单复印件，正本还在儿子那里，等儿子找人抄。放进去以后她把信封竖着靠在书架上，靠了两天。第三天她拿下来看，封口那儿果然夹上一只小夹子，夹的是原来那一根橡皮筋，不是她的小夹子。她把橡皮筋取下来看了半天，橡皮筋上有一处压扁的地方，压扁的地方绕着一圈白胶布的白印。她没有换新的，仍旧夹回封口上。

“顾主任，”有人在门口叫她。她回头，是老主任的儿子，手里端着一杯水，“追悼会上要放照片，您手里那张能借我们用用么。”眠眠点头，起身把照片递过去，递到一半又收回来一点，问了一句：“您父亲这张照片，他自己说过是谁么。”儿子摇头。屋里静了一会儿，她把照片放回包里，说：“那这张我另找地方放。”

儿子端着那杯水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水是凉的，端的时候手在外壁上留下一圈印。他说他不是要催，是有一件事要问：追悼会上要放照片，工会那边要一张放大的，他不知道放大用哪一张。眠眠说用退休那年照的那张单人照，用不着台阶上这一张。儿子说不是，他问的是台阶上那张要不要放大。他说前几年他母亲在的时候，柜子里有一只铁皮饼干盒，盒里原先收的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收了半盒。眠眠问那只盒子搁在哪儿，他说在床底下，床已经抬走了，还没找。她问他要不要找，他说不急，人来人往的不好找。

儿子端着水出去以后，她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楼梯拐角的花盆被人挪过位置，挪到了墙根，盆底下的水渍印还在原来的地方，一圈一圈，圈了三道。她下楼，走到二楼半的窗子那里往外看了看——对面楼的晾衣绳上挂着一件小孩的褂子，绳子上还有一只夹子，夹子咬着的布掉在地上，没有人捡。她在原地站了两分钟，把明天要问的事在心里排了一遍：先问谁拍的，再问那行空着的名字在哪儿，最后问一句——这照片他搁了多少年。

回屋以后她把本子翻开，在新的一页上头画了一道横线，横线底下留出三行的空，每一行前头画一个小方框。她还没有往上头填。她把笔搁下，又拿起来，把最上头那一行划掉了半截，划得很轻，纸上留着两道浅印。楼下有人上楼，脚步在二楼半停了一下，是隔壁，停了停又下去了。她想起白天在旧楼底下站着的那一会儿，想起儿子说不用找人，人多了东西反倒记不清。她当时没有多想，现在才觉得那句话里还有一层：那一屋子的东西，本来是有数的。她在页脚又画了一道更短的横线，把下半页空了出来。

回沈园的路上天已经黑了。阿砚开车，路上没问什么，只在等红灯的时候把手伸过来，替她把披在肩上滑下去的那半边大衣拉了回来。回到沈园，花厅的灯还亮着，老太太坐在她的老椅子上睡着了，膝上摊着一件没织完的毛线，针还插在上头。谢明薇要叫醒她，眠眠摇了摇头，自己过去把毛线拿起来，把毛线团重新塞回筐里。老太太动了一下，含糊地问了一句：“他走了？”眠眠说：“走了。”老太太嗯了一声，没有再问，也没有说别的。她只说了一句：“你外公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没人记得他。你记着就够了。”屋里静得能听见座钟走，眠眠替她把毯子往上拉了拉，转身出来时，眼圈是红的。

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退到第七八盏的时候阿砚才开口，问的是老太太睡了没有。她说睡了，说的是“睡了”，两个字。阿砚说那就好，然后又问了一句吃没吃；她还没答，他已经答了，说吃了，车上还放着一盒。谢明薇从里屋出来拿针线篮，看见老太太膝上那件毛线，才想起自己临走前忘了把毛线收进筐。老太太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毯子滑到脚底下，针还插在毛线上，插得很深。谢明薇把针线篮抱在怀里站了一会儿，最后什么也没有做，转身又回去了。

晚上她没让司机跟。临上车前她回了一趟自己屋里，把包里那张照片取出来又看了一遍。照片上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正中，两肩端平，两手垂在身侧——他不像在合影，倒像在等谁喊一声口令。眠眠把照片装进外套内袋，扣好扣子，一院能认得八六年那一批人的，只剩她父亲一个了。她在楼道口给胡晓棠发了条消息，说追悼会那天她坐第二排靠边；发完又补了一条，问那张有名字的合影能不能洗出来给老主任的儿子留着。胡晓棠回得很快，说已经洗了，在路上。她把手机扣在手里下楼。阿砚已经把车门拉开了，他下车绕过来替她拉开门，什么也没问，只在她坐进去以后伸手把她那边的安全带拉过来扣上。楼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灭下去。她拿着照片去了顾家。

她后来算过，那天晚上她在楼道口站了大概两分钟。手机屏幕上还留着刚才发给胡晓棠的那两条消息，一条是座位，一条是要洗的那张有名字的合影；胡晓棠回的是“已经洗了，在路上”，后面跟着一个句号，那是她跟人说话的旧习惯。她把屏幕按灭，又按亮，看了一遍那两条字，才下楼。楼道里没有声控灯，她拍了一下手，最上头那一盏亮了；她走到底下那一层，底下那一盏是先前亮着的，从扶手那边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出门的时候那一盏也灭了，灭得比平常慢。

顾家院门虚掩着，门里还搭着脚手架，最外头那根立柱旁边堆着两垛新瓦，瓦面上落着一层锯末，风过来就往下掉。温静姝在灯下看见她手里那张四寸的黑白相片，没有问，只把手里的托盘换了个手，把楼梯口那一盏灯往亮里挪了半格，说影壁后头地上有浮灰。楼上正房东头那间书房的门半开着，屋里一股旧纸和木头混在一处的气味；靠墙的书案上摊着一册蓝布封面的《一院旧事》，那是顾清和退休前自己整理的，这几年翻的人多，书脊已经散了。顾清和坐在案后，肩膀比从前往下沉了一些。他伸手接过相片，两只手托着，凑到台灯底下，先看正面，再翻过来看背面——背面空着，连一个铅笔点也没有。他看了很久，久到眠眠以为他真能从这张纸上看出一个名字来。他一句话没说，把相片放回案上，用两根手指把它推正，推到跟案角那条刻线齐平，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枚旧铜镇纸压上去，压完把手收回膝上，压得实实的。

她上楼的时候楼梯还是木的，第三级踏板有一边松了，踩上去吱一声，这一声她从小就记得。书房的门半开着，屋里那股旧纸和木头的气味比从前浓，是因为窗子关了一整天。顾清和案上摊着的那本《一院旧事》翻在中间，摊开的那一页朝上摊着，没有压。相片递过去的时候他先把手里的笔搁下，搁在案角，笔尖朝着门。他说了一句“你坐”，她就坐下了；坐下以后他把椅背上搭着的一件褂子挪到一旁，挪的时候抖了一下，抖落两根线头，线头落在地上，他没有去捡。屋里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台灯，灯罩是旧的，转起来有一点紧。

她下楼的时候，楼梯拐角那盏壁灯有点暗。温静姝在影壁后头等着，把一条干毛巾递给她。毛巾是旧的，洗得发白，边上有一道补过的针脚。眠眠接过来道了谢。温静姝伸手替她把滑下去的衣领拉回原处，又弯腰看了看她的鞋跟，说下坡路滑，走里侧；说完就让到门槛那里站住，看着她一步一步走下甬道，一句也没有再多说。走到院门口，眠眠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书房的窗子还亮着，帘子只拉了一半。

她在甬道那头站了一会儿才走。墙上新抹的一层灰还没有干透，一小块一小块地发暗；脚底下踩的是碎砖屑，踢脚线边上落着一撮锯末，是白天匠人留下的。院门口那两垛新瓦还在，瓦垛上头的锯末比傍晚又厚了些，风大的时候落得急，落下来在地上散成一小片。出了门她往东看了一眼，从这里到街口要走一盏路灯的距离，那盏灯坏了半个月了，也没有报修。回来的路上她记了一笔，记的是那道缝：修墙的和修灯的不归一个人管，这条街上的事都是这样。她把这条也记在本子上，记在本子的末页，跟那张便条放在一处。

隔了一日的下午，她又去了顾家。这一回进院就闻见新石灰的味道，脚下的甬道是新铺的，青砖和旧砖颜色不一样，踩上去硌脚。脚手架上的匠人已经收工，架子上头横木晾着一件蓝布工衣，袖子垂下来，风一过就慢慢晃。温静姝在灶房门口跟侯嫂说话，看见她，只让侯嫂给书房送一壶茶上去。侯嫂提着壶上楼梯，脚步很轻，走到门口把壶搁下，把两个杯子摆正，看了一眼案上那张相片，没有问，转身下楼去了。

侯嫂下楼的时候手里还端着那把空壶。她走过花厅，跟温静姝说了半句，说的是案上的东西有人动过。温静姝正在理一绺线，听完把线绕在两指上，说：动过就动过，别去问。侯嫂问为什么。温静姝说，问了他就得答，答了就得再翻一回，翻一回又是一夜。侯嫂后来跟人提起过这几句话，她学的时候把“又是一夜”学成了“又是一年”，学错了两回。她自己不在意，她说灶上的话听个大概就行。她那天回到灶房把壶刷了一遍，刷完倒扣在架子上，倒扣以后又扶正了一次，怕水留在里头。

她那天进门的时候侯嫂正在灶房门口择菜，择的是豆角，择下来的梗堆在盆里，堆了浅浅一层，梗上有两个荚还没有掐开。她让侯嫂给书房送一壶茶上去，自己没有跟着上楼，在灶房门口站着看院里的甬道。新铺的砖还没有填缝，缝里灌的是干沙，她用鞋尖拨开一处看了看，沙是干的，铺砖的人还没有洒水。她心里算的是：填缝要洒水，洒了水要晾，晾干到能走人还要两三天。这两天她还能隔一日来一趟，再往后就说不准了。她没有把这一句说出来，只把鞋尖上的沙抖了抖，转身进了屋。

那天下午的两点差十分，报告厅前头已经站了人。胡晓棠在签到台后头，面前摆着三样东西：一本签到簿，一沓白纸，一摞照片。眠眠过去的时候她正在数那一摞，数完抬头说了一句：“十一张。”眠眠问什么十一张。胡晓棠把那一摞推过来让她看：这十一张是工会从库房里翻出来的，八六年秋那张集体照另洗了一份，是给追悼会用；台上摆的不是这个，是退休那年照的单人照，那一张放大到一尺二寸，压在白纸上。眠眠把那十一张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第七张停住了——那张不是台阶，是一间空屋子，屋子当中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台机器的草图。她把这一张抽出来，问胡晓棠这张从哪儿来的。胡晓棠说是随照片一起装箱的那一沓里带的，谁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拍的。

黑字报贴了两张，贴门诊楼那一张的下角被人撕了一个角，撕的人没有撕到字。工会的那位同志端了半碗糨糊来，说要补。眠眠问要不要重贴一张。她说不用，那一个角上头没有字，补上就行。他补完在那处按了按，按完说：这一张是今年头一张，头一张总要有人动。眠眠问动了以后呢。他说动了就有人看，看的人不一样，补的法子就不一样。她没有再问。揭下来的那一小片纸他收在口袋里，走的时候才掉出来，掉在地上他没有捡；捡的时候是签到台后头那位姑娘捡的，捡完夹在自己的本子里。

签到的人里有几张熟面孔是不该来的：有两个是外院的，一个在城西的医院，一个在另一家工厂的卫生所，都是当年那一批照相的人。他们签完没有进报告厅，站在门口抽烟，抽完把烟头在砖缝里按灭，按了七八个，砖缝按不满，就按在门框根上的水泥里。胡晓棠进去问了一句要不要给这两个也留个座位，眠眠说不用，他们自己不坐。她后来知道，那两个人在门外站到会散，散了以后也没有进来，从布告栏那边绕过去，走的是后门。门框根上的水泥被按出七八个小坑，坑边泛白，白得跟周围不一样。

台上那一幕她没有记住几句。工会那位同志念了一段名单，念到第三段的时候卡了一下，翻了一下手里的纸。念完是一分钟默哀。默哀完了是几位老同事说话，第一位说了三句，第二位说了五句，第三位是内科的一位退休女大夫——眠眠认得她，那年该有八十了，被人扶着站在麦克风边上。她说了两句就停住了，停下来喘，喘完又说了一句：“那一年我们照过相。”台下有人接了一句：“照过。”她说：“照过就好。照过就说明那天大家都在。”说完她被人扶下去了。追悼会散了以后，眠眠在门口遇着那位女大夫的家属，问了一句老太太刚才说的“那年”指哪一年。家属说老太太糊涂了，前几年也老提。

遗像放在台侧，不在正中。放大到一尺二寸的那一张压在白纸上，四角用透明胶带粘住，粘胶带的是工会那位同志，粘完用手掌在纸背上抹了两遍，抹平了才放手。遗像上的人穿的是中山装，不是白大褂，这一点眠眠后来跟人提起过一回，说完自己也停了一下——老主任在任上从来没有照过一张中山装，这一张是他退休以后照的。台下的人多半没有留意这个。她留意了，是因为她刚从一张没有人署名的相片里出来。中山装是深色的，扣子扣到第二颗，第二颗以下是敞着的。

出来的时候是四点半，太阳斜过来照在布告栏上，那张黑字报的边角被风掀起来。眠眠站在楼下把手里那十一张又数了一遍，数完发现第七张——那张空屋子里的机器草图——背面写着一个日期，是铅笔的，很淡。她把这张抽出来夹进自己包里，跟阿砚那一份错开。阿砚那一份是复印件，的这一张是原件。她这一下午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连胡晓棠也没有说。

她后来照着那个日子查了两天，查的是工会当年那本日子表。日子表一年订一本，装订得松，页码边上有一层压出来的印子，翻页要用小刀片挑一下。那半个月上头只排了两件小事：一件是收发室换锁，一件是派人去省里取一批发票，取发票那一条后头还添了一行小字，写的是“顺路”。两件都跟照相不搭边。她把这一本的架号也抄在了本子上，抄完把这一页折了个角。查完她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想的是：日子表上不排的事，不等于没有做过。

查完第三天她又去了一趟，这一回问的不是日子表。她问的是那半个月里院里有没有收过一批东西。收东西是有记头的，收的那天要开一张单，单子一式两份，一份留库房，一份挂在那一年的旧簿上。她把那本旧簿找出来，翻到那半个月，翻过去的时候手在页边上停了一下。停是因为她看见一处：那半个月里确有一张单，单上记的是收旧报纸，两百来斤，来源那一栏写的是院外一家废品站。写的是废品站，来的却不是收旧物常走的那条路，那条路在院里西边，单子上写的在东边。她把这一处用铅笔点了一个点，点完没有往下查。

书房里没有钟，只有窗子外头架子上的一只麻雀，隔一会儿叫一声。顾清和把相片从镇纸底下抽出来，重新摊在案上，两只手压着桌沿，没有翻，也没有再推。他先开的口，说的是眠眠料想不到的一句：“这张相片背面，一个字也没有。”眠眠说：“爸，你要是不想说，我明天再来。”她把话说得很轻，像怕把什么东西惊动了。他没有回答，也没有点头。她还想追问一句这张相片是从哪儿来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样问是问不出什么的，问出来的也只是一句“你认识吗”。

她坐下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再说相片的事。他重新翻开册子，她把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取出来，取到第三样的时候停住了——是一沓她自己抄的纸签字样，抄的是院史室那批旧纸签上的字，八六年那一批抄得最全。他翻册子的手停了一下，问她抄这个做什么。她说她想知道八六年那批纸签上有几行是空的。他没有接话，只把册子往后翻了一页，翻过去以后又翻回来。那一页他后来一直没有再看。窗外的麻雀在这时候叫了一声，叫完就飞了，飞走以后架子上没有第二只。

日头从西墙上一点一点挪过来，挪过案角，挪到那本《一院旧事》的书脊上，挪到镇纸的铜面上，最后挪到他自己搁在桌沿的那双手上。楼下有人在敲架子，咚、咚，隔一阵敲三下。眠眠起身去倒了一次水，回来时把窗子推开半扇——麻雀飞了，剩下那片影子在案面上轻轻地抖。她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他的右手：他的食指在桌沿上一下一下地敲，敲得没有节奏，也不成调，她看着看着忽然觉出，那不是在敲，是在数。她又低头把相片上的那个人看了一遍——站得太直了，直得不像合影里的人，像在等谁喊一声口令。她当大夫这些年拍过的合影不算少，她知道人一站排，两肩总会往下沉一点，沉得像替谁扛着什么；这一张不是。

那间一院的院史室她也去过两回。有一年她跟着父亲进去，玻璃柜里一排一排都是旧相片，相片下头压着塑封的纸签，纸签上印着年份和科室，名字一个一个写得工工整整。她那时候问过一句，这些上头写的都是谁；父亲说，都是同事，有几个早走了。她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口气，很平，像在报一串床号。她当时还想，往后有一天，柜子里也会有一张纸签是空着的吧——如今这张相片就在她包里，空着的不是纸签，是一个位置。后来院史室换过一回纸签，旧的那批取下来装箱，搬箱子的时候她帮着搬；搬到最上头那一只，箱底有一张相片，背面什么也没有，被人拿铅笔在角上写了一个“查”字，写得很轻，几乎看不见。

换纸签那阵她帮着搬箱子，搬的是最上头那一摞，五只，从一楼搬到院史室门口。老主任那天也在，他搬第二只，搬到一半蹲下去歇了一歇，歇的时候把袖子往上推了两道。她把最上头那一只的箱底翻过来看，箱底是用钉子钉的一块硬纸，钉子锈了，纸角翘着，翘起的那一块底下就压着那张相片。相片正面朝上，边上压着一道折痕，角上有个“查”字，写得很轻。那天她没有跟任何人说，回到家里才把那一个字描在本子上，描完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圈。后来她再没有去动那一只箱子。

搬那一摞的时候她两只手是空的。纸签换下来的一批旧的要装箱，装箱要垫纸，垫纸是用浆糊调的。她不会调浆糊，就负责扶箱，扶到第三只的时候手上沾了一点，沾在虎口那一处，她没有擦。等箱子进了屋，那位老主任在门里坐着，抬头说了一句：你手上那个是浆糊。她低头看，果真是白的一点。屋里人都笑了。她后来记住的不是这一点，是老主任说这句话的口气，说得平常，像是顺口提一句别人衣裳上沾了线头。她扶第五只箱子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别的，说的是这五只装一趟够了，不必再跑。她听了没有问为什么不必再跑；后来她把这一句也记在本子上。

茶凉了。侯嫂上来收过一次，看见两个杯子都没动，又轻轻地下楼去了。温静姝上来过一回，端着一盘切得极薄的梨，放在案角上，站了一会儿又端走了——她知道这一屋子的人谁也吃不下东西。温静姝上来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站了站，退了下去。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要走的意思。窗台上的日头挪走一寸，屋里就暗一层，案上那张相片的白边从纸白变成纸黄。眠眠把那本《一院旧事》往边上挪开半寸，露出一角书桌的旧漆，漆面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像谁写字时顺手划的。她心里忽然明白过来：她今天不是来问一张照片的，她是来陪他坐一下午的。

那本《一院旧事》她后来翻过。书是顾清和自己排的稿，稿纸还压在书柜最上头那一格，稿纸上的字是钢笔写的，页边空白处有许多小字，是他自己改的。她那天把书翻到中间那一页，就着窗口的光看那一行铅笔的线：线画在“内科”两个字的底下，画得很轻，画的人画完大约后悔了，用橡皮擦过一遍，擦过的地方纸毛起来一点，线还在。她没有问。她把这一层记住了，回去以后抄在本子上，抄的是四个字：擦了又画。抄完她又添了一句：画了又擦，擦了又画，一共两遍。

散会以后她没有立刻走。胡晓棠在楼下追上来两步，把那十一张里的一张递给她：“这一张您拿着。”眠眠接过来看，是那张有名字的合影，一九八六年秋，十一个名字排在背面。她问这不给家属么。胡晓棠说：“这一张是给儿子的。洗了两份，一份搁在签到台的抽屉里，等他签完字取；这一份给您。”眠眠说不用给儿子了，那有名字的本来就应该归家属。胡晓棠说：“您听我说完。工会那一摞里，这一张是唯一一张背面写全的，交上去的时候也没有少人认——您说的那张没有名字的，恰恰是没人认的那一张。您把有名字的这一张拿在手里，人家才认得出这是一批。”眠眠没有再推，把相片收进包里，跟阿砚那一份错开放在两处。她后来跟阿砚说这件事，阿砚说：“这话在理。缺了名字的那张，谁接谁烫手。”

天光斜到只剩半间屋子亮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他把相片拿起来，捏着一角，看着正面那个人——两肩端平，手里一本病历，站得极直。眠眠正要开口说回去的话，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是椅子的木榫；他开口了，声音很平，像是说给那张相片听的：“这是我师兄。”说完，他就没有再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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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9章 无名的那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