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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坡岁月 第96章 办公室主任

作者:沈常青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4-12-19 14:08:57 来源:文学城

王加根真的不明白,赵国栋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从选派到孝北县工作以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单位的事情操碎了心。虽然只是中层干部,但他发挥的作用、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作出的贡献,丝毫也不亚于行领导。

公文、宣传、会务、档案、印章、保密、通讯、接待、财务、值班管理全靠他一个人。余丰新只负责房产、食堂和车辆管理。也不是他爱揽权,余丰新的能力摆在那儿。凡是涉及到文秘机要方面的事情,余丰新都摸不着边儿。这些事情交给他,比没人管还麻烦。余丰新在办公室的角色,更像一个后勤管理人员。

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王加根负责起草,送行领导审定,交肖丽娟打印。遇到召开大型会议,材料较多、印刷量较大时,他们总是加班加点,协同作战。胡蓉也会参与帮忙。会议材料定稿后开始印刷,印好了再按页码顺序整理成册,然后用订书机装订。三个人流水作业,印刷、整理、装订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紧张的忙碌过后,眼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一摞摞材料,王加根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和满足的笑容,对两位女同事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

王加根春节前去参加市分行举办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培训班,碰到了老领导周兴国。

周兴国对他表现得非常热情,请他多关照妹妹。

王加根不解地望着老领导,不明白是啥意思。妹妹?谁的妹妹?

“你们办公室是不是有个叫胡蓉的女孩儿?”

王加根点点头。

“她是我妹。”周兴国笑着说。

“胡蓉是你妹?亲妹妹?”王加根吃惊地问。

“同一个爸,同一个妈。你说是不是亲妹妹?”

王加根太意外了。和胡蓉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从没听说周兴国是她哥哥呀!他俩一个姓周一个姓胡,怎么会是亲兄妹呢?

王加根不好深问,既然知道了这层关系,就表示自己一定尽力而为。开完会回到孝北县,他直截了当地问胡蓉,周兴国是不是她哥。

胡蓉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你明知道周行长是我的老领导,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告诉我你们之间的关系?”王加根随口问道。

胡蓉笑了笑,没有作声。

关于她和周兴国为什么不是一个姓,她的解释是,她原本也姓周,中考时,因为没有学籍档案,用了一个叫“胡蓉”的,结果姓名再也改不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初中学籍造假的事情比较普遍,加根并不觉得奇怪。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胡蓉成府太深了,居然把她与周兴国的兄妹关系瞒了那么久。正在他感叹“女孩子的心思不好懂”的时候,肖丽娟同样干出了一件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

这丫头突然宣布,她准备与董红强结婚!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还不到一年,史涛和高超雄相继脱单:史涛的老婆在孝天城,是小学教师;高超雄娶了银行同事王晓萍。如果董红强与肖丽娟结婚,选调人员中就只剩下陈俊杰一条单身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些事情本来很正常。让王加根觉得有意思的是,A银行员工都喜欢在A银行内部找对象。董红强与肖丽娟,高超雄与王晓萍,加上另外三对结婚比较早的,支行共有五对双职工家庭。此外,支行五十岁以上的老员工,通常会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在银行上班,父子同事、父女同事、母子同事、母女同事、兄弟姐妹同事的现象比较普遍。

丁仲元的老婆宁文莉、罗新初的老婆邱凤霞,最初并不在A银行工作,她们都是从其他工商企业调进A银行的。她们从外单位调进A银行时,年龄都比方红梅大,学历也没有方红梅高。可是,当王加根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精神,申请把方红梅从孝北县一中调进A银行时,赵国栋居然不同意。想起这件事,王加根就耿耿于怀,恨不得跳起脚来把赵国栋臭骂一顿。这口恶气还没有出,赵国栋又克扣了他八千元钱奖金。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真想拿锈刀子捅死赵国栋!

他写的那些吹牛皮文章,除了为A银行摇旗呐喊,还有几篇是为赵国栋歌功颂德的,比方《拓荒行长赵国栋》和《创业者的足迹》。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他收到过好多编辑来信,希望把这两篇文章收进各种各样的集子,前提条件是交钱,或者帮忙销售一定数量的书籍。王加根都没理会。现在看来,他的做法还是明智的。赵国栋有什么资格进丛书?老子当初就不该写他!想想文章里歌颂赵国栋的那些话,他都感到害羞和脸红。文人啊!尤其是那些为领导歌功颂德的写手,好多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那八千六百五十元奖金老子不要了!一分钱也不要!从此之后,老子再也不写金融宣传之类的文章,不当恬不知耻的吹鼓手。有时间,就写小说散文,弄老子的文学。这样想着,王加根暂时平息了内心的愤怒,开始反思眼下的生活。

自从离开教育界,成为一名银行职员,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变化还是挺大的。工作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明显的改善,很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都相继得到了。上班能够坐在装饰一新的办公室,对内对外联络有电话和传真机,借助打字机和复印机,实现了电子化办公。出门办事——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能够坐单位的小汽车。他大小是个官儿,手里的权力还不小。支行接待所用的香烟、白酒和茶叶,都由他负责管理;全行员工的煤气本(液化气供应票),也由他负责办理和发放;司机、水电工、炊事员这些工作人员,他能够随意调遣。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能参加上级行举办的会议和培训。住宾馆,吃桌餐,唱卡拉OK,进豪华歌舞厅,游风景名胜……

纵然这样,他还是感觉不快活,经常无端地烦恼和苦闷。

什么原因?人心不满百?做了皇帝想外国?当然不是。他的苦恼并非物质层面,而是精神层面。常言道:有得必有失。进银行工作之后,他得到了那么多,又失去了什么呢?扪心自问,他觉得失去的恰恰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永无止境的进取心,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谐美满的家庭。

他再也没有按月给自己下达学习任务,再也不通宵达旦地看书、起早贪黑地写作,写日记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自学考试中断了。英语讲座也没有收听。家里的书柜和书架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是为了给女儿找学习资料,他很少进新华书店和图书馆。每天被繁杂的事务搅得头晕脑胀,风风火火地忙进忙出,慌慌张张地跑上跑下。安静下来,回头一看,又没忙出什么名堂。干的无非都是一些提草鞋、擦屁股、打边鼓之类的跑腿事情。美其名曰“大内总管”,实际上如同用时有人找、不用时无人问的妓男!

他绞尽脑汁、苦心孤诣、字斟句酌地起草,劳神费力地炮制出来的文件,别人看都懒得看。扔在桌上,锁进抽屉,或者直接丢进了垃圾篓。时间和精力都被这些徒劳无益的事务所损耗。下班回到家里,总是累得骨头如散了架一般,还得强撑着,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即便这样,老婆还骂他家懒外勤。

“你每天就不能早一点儿回家煮饭么?捱也要捱到下班之后!我是因为在教室里上课,没办法提前回家。你早一点儿走晚一点儿走又有什么关系?哪个管你不成!住在这排简易宿舍的女的,个个都比我享福。她们打麻将都是男的把饭送到手里!我从早到晚总在忙,脚后跟打着后脑勺,成天当牛做马。你从孝天城回来后,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还没有以前舒服。”方红梅唠叨着,委屈得眼泪直流。

王加根忍无可忍,大喊大叫,训斥方红梅不知好歹,骂她不通情理。说实话,他并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只要回到家里,总是主动找事做,很少空闲着。在外人眼里,他是个顾家的模范丈夫。方红梅竟然还要求他提前下班回家煮饭——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他也承认,老婆的确很辛苦,但他们的家庭情况特殊啊!老人都不在身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不是同样比别的男人干得多?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更何况,家里就三口人,又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缝补浆洗,打扫卫生,能把人累死了么?

“我没指望你支持我干事业,没指望你来照顾我的生活,没指望你为我做出什么牺牲和奉献。你也就是比别家的女人多干了一点儿家务话。买个菜、做个饭、洗个衣、清个场就满腹牢骚,一肚子不高兴,这是他妈的什么贤惠老婆?我们又算哪门子美满夫妻?”

他觉得方红梅变了,甚至可以说堕落了。每天除了上班和干家务,就是记着打麻将,连孩子的学习都不管。暑假和寒假,周末不上班的时候,每天下午打麻将成了她的固定节目,有时打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落屋。

好多个休息日,王加根提议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方红梅总是扯借口予以拒绝。一会儿说街上灰尘太大,一会儿说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出门。其实说是记着打麻将。王加根有时强行把她从麻将桌上拉下来,拖着她出门。她一到街上就开始抱怨。没有公园,没有像样儿的商场,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到处脏兮兮的,有什么转头?给她买衣服吧,她要么说款式不好,要么说价格太贵。这不合眼,那不合心。总而言之,不如打麻将或者在家里看电视舒服。王加根就发脾气。两人闹得不欢而散,噘着嘴巴子打道回府。

工作不顺心,家庭不如意。每天循环往复,平平淡淡,没有波澜,没有故事,没有激情,更看不到成绩。无聊!真的很无聊。王加根感觉生命在一点点损耗,身体在一天天变老。日子不能这样继续,必须有所改变!要摆正工作、学习与生活的位置。如果工作不开心,就把重心转向学习和生活,努力提高素质,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何必为赵国栋这样的小人卖命?小肚鸡肠,嫉贤妒能,不讲信用。这样的领导有什么跟头?自己按部就班混钟点,能敷衍就敷衍,能糊弄就糊弄,没有必要充当他的参谋和助手。”这样想着,王加根慢慢平静下来,把烦恼暂时抛到脑后。

接下来的日子,他不声不响地上班下班,脸上很少露出笑容。碰到赵国栋连招呼都不打,也不再过问新闻宣传奖励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情绪低落的原因。有人同情,有人气愤,也有人嘲笑,甚至幸灾乐祸。赵国栋见此,也比较尴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单位收到了一份寄自A银行湖北省分行的文件,标题为《关于表彰一九九三年度优秀通讯员的通报》,王加根竟然受到省分行的表彰,是全省十个优秀通讯员之一。

看过文件,赵国栋很震惊,并且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激动和亢奋,在文件处理单上写了好长一段批示。大致意思是,王加根同志是支行成立以来第一个受到省分行表彰的员工,希望全行干部员工向他学习。过后,他又专门找王加根谈话,说的还是金融新闻宣传奖励的事情。他希望王加根体谅支行的难处,同时承诺,在即将召开的支行年度工作会议上,除了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还将授予王加根和董红强特殊贡献奖,每人奖励人民币二百元。

“奖励你,是因为你在通讯报道方面取得的成绩;奖励董红强,则是他为支行的科技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赵国栋这样讲。

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建时,从机关办公到网点营业,全是手工操作。机关里除了一部拨号电话机,再没有其他电子产品。营业网点都是手工记账,噼里啪啦地打算盘。每天营业终了,轧账特别麻烦。如果遇到账不平,或者账款不符,出现长款短款现象,就难以正常下班,经常忙到深更半夜。

董红强来了之后,承担起了改变支行科技落后面貌的重任。他从比较简单的办公自动化入手,把拨号电话换成按键电话,又买回传真机与电话机相连,解决了收发传真的难题。有了四通打字机和佳能复印机,安装和调试工作也是他完成的。支行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之后,他就着手建设微机房。布线,装机,调试,把储蓄业务的事后监督改成了微机操作。紧接着,开始在营业网点推行微机操作,还准备把支行各营业网点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实现微机联网……

“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到夏股长那儿把六百五十元钱的通讯报道奖领了。没发的那八千元钱,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听赵国栋这样讲,王加根也很感动。如果继续犟下去,就有点儿不近人情。他答应去签字领钱。

这事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结局。

“还有一件事,我几次想对你讲都忘了。”赵国栋谈起了支行机关接待用烟的事情。他觉得,支行接待用烟档次太低了。因为他几次去其他银行联系工作,别人发的都是红塔山,而他们用的却是阿诗玛,有点儿掉形象。

“你不抽烟,没这方面的体会。抽烟的人有句口头禅:阿诗玛,将就耍;红塔山,发一湾。这两个牌子的香烟价格相差不大,但品质和档次却隔得远。不要在这些细节问题上表现得小气,显得我们A银行比别人低一头。”赵国栋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

王加根当即表示,库存的阿诗玛用完后,就去买红塔山。

“办公室库存香烟还有多少?”赵国栋问。

“十条左右吧,我呆会儿去看看。”

“不要等了,赶紧换!”赵国栋语气坚决地吩咐,“库存的阿诗玛香烟处理掉,或者退给烟草公司,全部换成红塔山。”

正说这话时,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恰好来找赵国栋签字。她主动提出,换烟的事情可以交给她去办,她与县烟草公司的财务人员比较熟。

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等赵国栋签完字,王加根就带着姚丽琴回到办公室,把铁皮柜里的阿诗玛牌香烟全部交给了她。不多不少,刚好十条。阿诗玛香烟七十元钱一条,红塔山香烟一百元钱一条。等价交换,十条阿诗玛香烟可以换回七条红塔山香烟。

“我明天就去给你换回来!”姚丽琴信誓旦旦。

“谢了!”

“小意思,不值一提。”

到了第二天,姚丽琴却没有把香烟换回来。快下班的时候,王加根到信贷股去找她。姚丽琴说,昨天晚上她老公的血压冲到两百一,今天陪她老公去医院看病,没来得及去烟草公司。

“那你抓紧点儿,我这儿等米下锅。几包散烟快用完了。”

“没问题!”姚丽琴嘶哑着嗓子回答道。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她还是没有到支行办公室交香烟。王加根去催她,她说没有找到能够帮忙的人。这一拖就到了市分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王加根要陪同几位行领导去云梦县参加会议,没顾得上追问换香烟的事情。

市分行选择在云梦县城召开这次重要会议,是因为这里有A银行自办的教育培训中心——金泽宾馆。宾馆地处云梦县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占地三十多亩,建筑面积四万多方。装修豪华高档,各种设施齐全,是云梦县唯一的三星级酒店。

开会是枯燥的。好在会议中途有茶歇,休会时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诸如拔河比赛、球类比赛、交谊舞会、下棋、打牌、唱歌、看录相,或者去云梦县城的大街小巷闲逛。

中餐和晚饭安排的是桌餐。

金泽宾馆最大的餐厅里摆放着十几张圆桌。桌面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搁着能够转动的玻璃圆盘。每张桌子上按照人数摆放着碗筷、汤匙、酒杯、茶杯和餐巾纸。所有会议代表欢聚一堂,等候酒店服务生送上美味佳肴。因为就餐人数太多,炊事员忙不过来,加上有时会议结束过早,等候用餐的时间就显得比较冗长。

没关系!大家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卡拉OK。

餐厅里有一个可以表演节目的舞台。舞台正中墙面是一个超大的电视荧屏,连接着音响和VCD播放机。打开这些设备,就能够播放或者演唱流行歌曲。麦克风是无线的,唱歌的人可以拿着话筒随意走动。每次就餐前,市分行领导总是率先“献丑”,一展歌喉。

何继安唱的是电视连续剧《济公》主题曲《哪儿有不平哪儿有我》。他模仿着游本昌的腔调“鞋儿破,帽儿破”,马上就博得满堂喝彩和掌声,把餐厅的热烈气氛推向**。

接下来,其他行领导、部门负责人、支行行长轮番上场。有时大家还互相拉歌,大呼小叫“某某某,来一个”。用餐前的演唱会比开会受欢迎多了。相比于其他娱乐活动,演唱会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毕竟是在所有会议代表面前展现。百来号人呢!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多有面子啊!

遗憾的是,演唱者中一直没有出现孝北县支行人员的身影。孝北县支行四个行领导和王加根都不愿意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即使有人喊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是摇头摆手,红着脸不肯登台。是因为歌唱得不好怕别人嘲笑么?其实王加根嗓子还是不错的。他读初中时,就参加过生产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跟着能歌善舞的哥哥姐姐们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他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曾经赢得四邻八乡社员的掌声。老实说,已经亮相的“歌手”中,好多都不如王加根唱得好。有些人纯粹是鬼哭狼嚎,完全唱变了,跑了调。他私下里嘲笑这些人掉底子,可自己又不敢贸然上场。原因很简单,他平时没有唱过卡拉OK。现在的流行歌曲,他只能简单地哼几句,没有一首歌能够唱完整。虽然电视荧屏上有字幕提示,万一跟不上节奏,不是会现场出洋相?他一旦上场,就是代表孝北县支行。个人丢丑无所谓,不能掉了单位的形象。这种面子观念钳制着他,折磨着他,使他一直按兵不动,鼓不起勇气。有时,他甚至因此而感觉到压抑、沮丧和自卑。

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主要议程是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签订经营目标责任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案件防控和综合治理责任书,最后是王道欣作会议总结发言。当王道欣宣布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与时俱进的大会圆满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按照惯例,最后一顿饭是最丰盛的。吃完最后的晚餐,大家就要各奔东西,各回各家了。市分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敬酒,给大家鼓劲。兄弟支行之间也借花献佛,相互敬酒,交流感情。白酒、啤酒、红酒、饮料都有,大家各取所需。这餐饭,大家一般不会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而是拎着酒瓶子、端着酒杯到处走动,轮番到每张桌子上去敬酒。整个餐厅如同集贸市场一般,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喊喊叫叫,红火热闹。

王加根跟随支行领导一起,把十几张桌子转了一遍,喝得酩酊大醉。他抬脚不知道轻重,飘飘欲仙。或许真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酒壮怂人胆。前两天,别人怂恿他唱歌,他一直忸忸怩怩,满脸通红,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现在他居然径直走上主席台,拿起了无线话筒!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他说自己代表孝北县支行唱首歌,给大家助兴。负责换碟片的服务小姐问他唱什么歌,他居然选择了摇滚教父崔健的成名曲《一无所有》!

孝北县支行参会人员为他捏了一把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等着别人看笑话。

“我曾经问个不休——”

他开口唱完第一句,整个餐厅霎时安静下来。紧接着,如同大晴天来了狂风暴雨。掌声四起,满场叫好,有人还吹起了口哨。

大家的鼓励增添了王加根的信心。他越唱越合拍,越唱越动情,越唱嗓子越亮。自觉不自觉中,还运用起了口腔共鸣、头腔共鸣、胸腔共鸣。高音饱满宏亮,中音圆润流畅,低音浑厚悠扬。使得满场的人都放下筷子,为他鼓掌叫好。唱完歌回到座位上,不少人都跑过来表示祝贺。他心情格外舒畅,肚子里的淤气一吐为快。

此时此刻,他深切地体会到:世界上很多事情失败,并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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