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岁月 第86章 精神折磨

春节过后，白素珍精神状态一直不好，总是感觉特别疲劳。

上班时腰酸背疼，四肢无力，耳朵里成天像电锯锯木头一样地响个不停，时不时还感到头晕。每天吃过午饭，人就极度困乏，非得午休一会儿不可。可脱下外衣，平躺在床上，心脏又像悬在半空一样。甚至觉得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她强迫自己镇静、冷静、安静，努力进入睡眠状态。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只能眯十几分钟。醒了之后，就再也难以入眠了。因为担心睡过了头，误了上班的钟点，她只好穿衣起床。一会儿脱衣，一会儿穿衣。天又那么冷，穿的衣服又多，真是麻烦死了！但不睡又不行。中午哪怕眯那么十几分钟，她就会感觉精气神足了一些，脑袋也不那么沉了。如果完全不睡，下午根本没办法干活儿。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呀？

其实，她的这些毛病是因为思念大女儿加枝而引起的。

去年的这个时候，加枝从美国给她邮来贺年片，信封里还夹寄了十元零三角钱人民币——这是加枝那年回国没有用完的零钱。白素珍又惊又喜，那种极度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可是，当她看过久违的来信，愉快的心情又消逝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伤心、痛苦和愤怒。

加枝在信中写道：“坦率地讲，我们母女俩还很陌生。我不习惯你那种自我夸耀的感叹，老是说你为了别人而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实际情况真是这样么？只有老天爷知道。我劝你，别总是自寻烦恼，认为你有恩于别人，别人就应该对你感恩戴德。你有先生，有未成年的子女，你应该多从他们身上获得乐趣……”

这像亲生女儿对母亲讲的话吗？尤为让白素珍生气的是，加枝明知道她不识英文，却用英文名字落款。打着美国腔，用英文署名，真以为自己是美国人吗？

加枝还在信中提出，把她留在家里的所有书信、日记和影集邮给她。这是什么意思？想和过往一刀两断？再也不回中国了？再也不认中国的亲人了？再也不回保定她父母的这个家了？

白素珍本来不打算邮寄这些东西，又担心加枝误以为她舍不得花邮寄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按加枝的要求办。不过，在邮寄之前，她准备好好整理一下，从头到尾再浏览一遍。

重读加枝上大学期间的书信和日记，她忍不住泪流满面。那时的加枝，对她是多么敬重、多么依赖、多么信任啊！加枝甚至说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才过了几年时间，加枝对她的看法怎么就完全改变了呢？她在女儿的眼里，怎么就成了“恶魔”呢？

她一直觉得，加枝自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对她进行精神虐待，给她制造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她想忘掉加枝，又没有办法做到。毕竟加枝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她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为了加枝，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了加枝，她放弃了个人利益和其他追求。可万万没有想到，加枝长大之后，竟是如此没有良心，把她的养育之恩忘得一干二净。最让她难以理解的是，加枝竟然放弃学业，不要工作，不要亲人，跟着张德林逃往美国，还玩起了失踪。出国七年多，加枝只给家里写过三封信。每封信中都说自己与母亲没感情，对家里人感到陌生。为什么？为什么加枝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想起这些，白素珍就对加枝恨着牙痒痒。这个女子太自私了，简直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早知道她是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自私自利的冷血动物，当初就应该听从别人的劝告，把她留给她生父王厚义。让她在农村里生活和成长，变成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那样的话，她就没有资本来折磨、虐待和摧残她的母亲了。

虽是这样想，白素珍还是天天思念加枝，没有诅咒加枝遭报应。她还是希望女儿生活得美满和幸福，有一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孝敬生她养她的母亲，孝敬视她如亲生闺女的继父。

把那些书信、日记和影集寄给加枝吧！让她自己重新看看，或许能唤醒她的良知和对母亲的同情心。

白素珍有时还这样想，假如自己是猪狗牛马之类的动物，只知道繁殖和抚养后代，不懂得要后代回报。那该多好啊！眼下最大的苦恼是，她没有动物的那种高姿态。她觉得，抚养子女吃了那么多苦，付出那么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子女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之后，都自私自利，只为他们的小家庭打算，不关心、体贴和孝敬她和老马。对于这一点，她尤其难以忍受。

晚上，老马总是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鼾声如雷。而白素珍躺在床上却怎么也难以入眠。默默地数数，做深呼吸。这样做了好久好久，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两三个小时之后，她又会醒过来。满脑子想的都是加枝，越来越清醒。她再次做深呼吸，强迫自己多睡一会儿，可丝毫也不起作用。老马的鼾声吵得她心烦意乱。她只好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走出房间，穿过客厅，来到马颖的卧室，打开台灯，坐在写字台前写日记。写什么呢？当然是研究加枝。

“她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也许不会。她明知道人生在世最怕寂寞和孤单，就想用不理睬这种方式来折磨我？她想达到什么目的？想置我于死地吗？为什么？难道我生她养她错了么？我省吃俭用供她上大学错了么？我是阻止过她出国，担心她受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影响，变成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人。看来，我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我为什么要天天想念这个冷酷无情的不孝女？为什么不能忘记她？”

不上班的时候，或者百无聊赖的夜晚，为了减轻思念加枝的痛苦，白素珍就去找人打麻将。麻将能让她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去考虑其他事情。麻友多是部队干休所的老头老太太。一角钱或者两角钱一局，一场麻将下来，输赢不会超过五块钱。纯粹是消遣，只为打发时间。如果老马不值班，他们夫妻俩就会一起去玩。老马打麻将不动脑子。不是出错了牌，就是去赢那些没有的绝张子。好几次，他自己碰了某张牌，又拿着那张牌去单钓将，其他牌友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看到别人嘲笑老马不会打牌，白素珍觉得没面子，有时还会勾起痛苦的回忆。在宜昌第一次与老马见面时，白素珍就看不起这个人。说话咄咄讷讷，举止窝窝囊囊，老实巴交，给人老气横秋的印象。她压根儿就不想嫁给这个榆木疙瘩，可“三线”的那些领导、同事和朋友都来做她的工作。他们说，你已经单身生活了十几年。为了成为一名正式工人，在“三线”也打拼了那么长时间，至今还是个临时工，转不了正。如果继续这样混下去，一生就完蛋了。老马年龄是大了点儿，看不去也不怎么精明，但他毕竟是军官，能够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你如果嫁给他，你和加枝就能够随军，转商品粮户口。这对你有好处，对加枝更重要。万一加枝将来考不上大学，有商品粮户口，国家会安排工作。为了孩子，你就委屈一下自己吧！一切为孩子着想，从孩子的利益出发，把希望寄托在加枝身上。

就这样，白素珍委曲求全，嫁给了老马。加枝也跟着她来到马家，并且转到了基建工程兵部队子弟学校读书。部队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比农村中学要高得多，加上加枝聪明伶俐，勤奋努力，结果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可谁也没有想到，她大学毕业后，竟然辞去留在北京的工作，随男朋友到美国陪读。

白素珍和老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舍不得花钱。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爱好和情趣。老马头脑简单，性格呆板，反应迟钝，嘴笨，讲不出一句让人开怀大笑的话语，也很少开玩笑。他们的夫妻生活索然无味。白素珍体会不到男人的幽默和风趣，因此感到特别孤独和寂寞。她又是个天生的软心肠。看到老马那么实在，就觉得特别可怜。虽然她比老马小十二岁，还总是像大姐姐一样地去关心他、照顾他。为了马颖能够健康成长，她希望老马长命百岁，希望老马能够健康地活着，死在她后面，为她送终。老马在家里吃早饭时，她总要订购一斤鲜牛奶，用牛奶煮两个荷包蛋，逼着老马吃完喝光，强迫他补充营养。逢到老马在税务局值夜班，她就睡不着觉，既担心老马晚上犯病，又记挂着加枝。因此，她临睡觉前总是要吃好几种调剂神经和催眠的药丸。比方谷维素、鱼肝油、维生素C和养血安神片。吃过药之后，就靠坐在床头看小说催眠。

小说都是马颖从学校图书室给她借回的，多半是台湾女作家琼瑶的作品。有些小说她并不怎么感兴趣，但还是勉强往下看，目的就是为了催眠。因为坐的时间久了，屁股一阵阵发麻，身子感到沉重，她就脱掉外衣，躺在被子里看。直到眼睛如雾里看花，又胀又痛又流泪。下半夜了，还是无法睡着。于是，她又爬起床，削个苹果吃。苹果吃完了，再把苹果皮放在枕头旁边。嗅着苹果皮散发的香味，开始做深呼吸……

这天她好不容易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一个酷似毛猴的妖怪趴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想喊，喉咙里又发不出声音。于是拼命地用脚蹬，可妖怪还是不下来。她把右手伸到被子外面，摸到的是毛绒绒的皮毛，心里就不那么害怕了。她使出全身力气，在被子里打滚儿。手乱舞，脚乱踢，终于把那妖怪甩下了床。她点亮灯，定睛一看，那妖怪原来是个女孩子。她很生气，举起手便要打。女孩子对她说：“你别打我，我是鬼，不是人。”白素珍当然不相信。犹豫间，那女孩子转身就跑，纵身一跃，跳到了一棵树上。她跟着跑过去，看到树上挂着一张人皮。她围着大树找了好半天，那个女孩子又出现了。女孩子悲伤地说：“我生了两个女儿，死了一个。”白素珍问她死的是大女儿还是小女儿。女孩子回答，死的是大女儿。素珍于是跟着她流眼泪。正在这时，加枝突然出现了，喊了一声“妈”，就很亲热地与她拉起了家常。白素珍转悲为喜，高兴得哭了起来……

早晨起床后，她感到头晕脑胀，胸口堵得发慌，浑身如被绳子捆绑着。耳朵嗡嗡作响，脑袋疼得就象要裂开，脸色也相当难看。

她想给加枝写信，又不知道从何写起。怎样说才能让加枝给她回信呢？诉苦么？说说自己抚养她的艰辛？加枝肯定不愿意看。责骂么？说她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加枝肯定会生气，更不会理她。就这样，她写了撕，撕了写。折腾来，折腾去，一直没有把信写成。

“加枝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为什么？为什么啊？”

她难以忍受这种非人的精神折磨，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起来。

加根同样好长时间没来信，但她并不怎么怪罪儿子。

那次加根携妻带女来北方旅游，白素珍隐隐约约地发现，儿子不像小时候那么亲近她了。很少主动跟她讲话，单独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也极其有限。即使两人单独在一起，也不像以往那么和谐自然，有点儿别扭和不自在。显然，他们之间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双方心里都有些疙疙瘩瘩。

本来，白素珍是打算陪加根一家三口去北京，但加根和红梅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她也就不好意思提出来。

保定一别，直到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中秋节到来时，她才收到加根从湖北寄来的信。加根在信中介绍了他们在北京旅游的情况，同时还提到方红梅调到了孝天市第二高级中学。

读完这封姗姗来迟的来信，尤其从加根那没有激情、平铺直叙的语言中，白素珍意识到儿子是在应付她，并不是真心实意想给她写信。她开始考虑他们母子之间是否继续通信的问题。

由于王加根与方红梅恋爱产生的纠葛，以及王李村房产官司引发的矛盾，让他们母子双方都伤透了心。回想起那段日子加根对她的冷漠，以及与她交往时表现出的厌烦情绪，她的内心就隐隐作痛。那些让人不堪回首的场面历历在目，让她记忆犹新。既然母子之间没有深情厚意，保持那种平淡乏味的通信联系又有什么意思呢？白素珍在给王加根的回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不愿意写信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

“妈妈知道你工作忙，还要搞学习、做家务、带孩子，辅导欣欣的功课。没有时间给我写信，我不会怪罪你。”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自此，白素珍就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王加根的来信。

是真的忙得没时间？还是在生她的气？白素珍心里拿不准。或许是在恨她吧！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反正加根是姓王的儿子，她也不指望他养老送终，要恨就让他恨去吧！可是，长时间得不到加根的消息，白素珍心里又特别想念，丢不开他。怎么办？怎么办呢？她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苦恼着，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直到今年“三八”妇女节，她终于收到了加根和欣欣父女俩的来信，随信还附有加根的半身二寸免冠照片。端详着相片上的儿子，她心里一阵难过。儿子还不到三十岁，照片上的年龄却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那么消瘦和苍老，显然是工作太劳累，又无人照顾而造成的。

王加根调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工作那么忙，还抽出时间给妈妈写信，这让白素珍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她觉得，这个儿子没白生，生得值！加根已经成了大人，什么事都不用她操心。不管是在学校里教书，还是从事银行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深得领导和同事的赞誉。这让她这个当母亲的很骄傲。

为了心爱的儿子加根，为了可爱的小女儿马颖，为了可怜的老伴儿老马，她又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虽说她活着给不了这三个人幸福，但最起码不会给他们增加痛苦。白素珍有时想，如果她得了精神病，或者非正常死亡，最痛苦的只会是这三个人。在心灵上留下创伤的，也只有这三个人。

给加根回信时，她忍不住提到了加枝。在倾诉内心的伤痛和苦闷的同时，她希望得到儿子的帮助。她把加枝在美国的地址夹在信封里，求加根给姐姐写信，劝说她不要不理她苦命的母亲。在她看来，加根文笔好，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心里有分寸。有他出面，肯定能够打动加枝。

给加根的信写好后，王素珍又给加枝写了一封信。既然诉苦女儿不愿意听，责骂又会激起她的反感和愤怒，那就说说自己的现状吧！实事求是地陈述，不掺杂任何虚假成分。用真诚感动她，或许她会良心发现，回信安慰一下苦命的母亲。对！就这么办。双管齐下，我不信收不到一点儿效果，不信加枝会无动于衷。

两封信同时寄走后，白素珍又想起了加枝大学时的班主任赵老师。是不是给赵老师也写一封信，探听一下加枝的情况呢？加枝在北京上学时，赵老师对她格外好，像母亲一样地关怀她，还为她和张德林牵线当红媒。赵老师肯定知道他们在美国的情况。顾不了什么面子了，只要能够打听到加枝的消息，白素珍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一不做，二不休，给赵老师也写封信吧！

拿定主意后，遇到一个难题。她只知道加枝的班主任姓赵，并不清楚她叫什么名字。偌大个北京农业大学，姓赵的老师肯定不只她一个，写“赵老师”收，她能够收到么？就算收到了，赵老师会不会给一个早已毕业的学生家长回信呢？管他呢！死马当作活马医。

第三封信寄走后，白素珍感到异乎寻常的轻松。就像参加完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至于结果如何，那只能等候命运的裁决。她开始有规律地生活，每天早晨参加体育锻炼，和干休所的老头儿老太太们一起跳老年舞。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她感觉效果不错。心情比较平和，身体也比较舒服。

这个阶段最让她纠结的，还是马军的就业问题。

因为家里不肯出钱送礼，马军恼羞成怒，经常指桑骂槐；马红则旁敲侧击，为虎作伥；老马又态度暧昧，不置可否。在强大的压力下，白素珍只好让步。她拿出一千元钱，让马军去打点。马军给民政局那位副局长送完礼，回来就手舞足蹈地宣称，他很快就能去一个赚大钱的单位里上班。

“哼！”白素珍从鼻孔里回应，“但愿吧。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你怎么就不能说点儿好听的？”马军和马红几乎异口同声地责备继母。

“说点儿好听的？我说得好听，就能够变成现实吗？”白素珍一根筋地表达观点，“当今这个社会，送几百元钱或者千把块钱，根本就打动不了那些当官的。更何况，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学历，没有真本事，没有亲戚朋友当靠山，想送那点儿礼就得到一份轻松又挣大钱的工作，简直是痴心妄想！”

“可是人家已经承诺，半个月左右就可以上班。”马军辩解道。

“就算那位副局长没有骗人，把你安排到一个好单位。你什么技术专长也没有，又没有后台，干一段时间，还是会被别人拨拉下来！”

马军横眉怒目，对她不理不睬。

反正钱已经送出去了，再也不可能去要回来。

半个月过去了，马军的工作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月过去了，民政局那位副局长打起官腔，说现在的工作的确太难安排了，叫马军耐心等候。如果想尽快得到满意的工作，可能还得继续投资。马军敢怒不敢言，只能回家把气撒在他继母身上，怪白素珍乌鸦嘴，说话不中听，结果还中了她的口毒。

白素珍心中的怒火腾地又烧起来了。她高声咆哮着，叫骂着，气得浑身颤抖，心脏发胀，脑后两根大筋疼痛难忍。

马颖知道妈妈一生气就犯病，急得掉眼泪。

那天晚上，白素珍又提示老马，让他还是去求税务局的刘局长。并且说，如果马军这次找到了工作，就让他去外面租房住，让他自己去考虑结婚问题，免得养成依赖的习惯，整天乱花钱。

老马没哼声，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几乎失眠到天明。

这可真是破天荒啊！老马在想些什么呢？白素珍懒得去猜测。

她写给加枝的信，寄出去一个多月了，至今没有收到回信。看来，加枝是下决心不理她了。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呢？白素珍想到这儿就后背发凉。她准备“五一”放假期间去一趟北京，找赵老师探听加枝的消息。

四月份的最后一天，正当她准备出发去北京的时候，干休所门卫送来了赵老师的来信。她急不可耐地拆开信，看过内容，就感觉如同掉进了冰窟窿。赵老师在信中说，加枝出国后一直没与她联系。她连加枝在美国的地址都不清楚。

“我这个班主任的话早就不灵了，她早就不听了。她连亲生母亲都不写信，怎么可能给我这个外人写信呢？”赵老师这样写道。

看得出，赵老师对加枝的行为相当不满，字里行间显得愤愤不平。

白素珍手里捧着赵老师的信，如木头人一样坐在沙发上，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加枝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连猪狗都不如。赵老师那边儿是这情况，她就不打算去北京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白素珍情绪低落，感觉老天爷是在同情她，在为她打听不到加枝的消息而哭泣。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她就把怨气往老马身上撒。她骂老马是笨蛋，是傻瓜，既不会说，又不会写，不会帮她任何忙。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加枝写封信，调解一下我们母女之间的矛盾呢？”白素珍用手拧他的胳膊，怒气冲冲地质问。

老马哭笑不得地望着老婆，无辜，又无奈。

接下来的几天，老马一有时间就试着给加枝写信。写了改，改了写，比学生参加升学考试还认真。信的草稿完成后，他就交给老婆。

白素珍看完后，哭笑不得。如果加枝收到这样的信，更会对他们不理不睬。唉！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儿。何必要去为难可怜的老头子？她把信还给老马，叫他还是专心看好税务局的大门，不用掺和她们母女之间的事情。

在税务局刘局长的关照下，马军当上了协税护税员。通俗地讲，就是税务局系统的一名临时工，协助征收和管理税款等工作。没多久，他又交了个女朋友。虽然吃住在家里，用钱的地方明显增多了。约女朋友吃饭、跳舞、看电影，给女朋友买衣服、买礼物，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去保定周边的旅游景点游玩……

协税护税员的工资不是按月发放，而是按季度或者半年结一次账。领不到钱，又要用钱。怎么办？马军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就把征收的税款拉扯着花。据他自己讲，上班才个把月，他就挪用了税款六百多元钱。

这怎么行？老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脸的愁苦相，可又拿马军没办法。

“你再去找刘局长，让刘局长把马军辞了！”白素珍果断地建议，“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如果到时候还不上，有可能会判刑，会坐牢。”

老马听到这儿，也有点儿害怕。可是，马军不当协税护税员，还得去找其他的事情做。如果他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又去挪用公款怎么办？看来，干什么工作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是要把人教育好。

“先和马军谈谈吧！”老马无奈地说，“如果他不听我们的劝告，再去叫刘局长辞了他个狗日的。”

老两口瞅了个马军在家的傍晚，与他进行了一场艰难的交谈。白素珍首先给马军算了一笔账：他从退伍到现在，已经五个多月。在家里吃，在家里住，没向家里交一分钱。他从部队带回的三百多元复员安置费，还有六个月的生活补助，他也没有交一分钱家里。找工作家里给了一千元钱，加上他挪用的六百多元税款，总共花了两千多块钱。

“复员后你没挣一分钱，还花销了两千多。你现在只是个临时工，税务局会给你开多少工资？每个月挣的钱够不够你用？”白素珍苦口婆心说了好半天，又质问他，“你这样大手大脚，挣一个钱恨不得花两个钱。一分钱也不存，将来结婚怎么办？你有了女朋友，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这些事情呢？”

马军低着头，吊着个脸，一声不吭。

正在这时，马红下班回家了。她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是从干休所门房里带回的。

白素珍见那信封上写的是外国字，以为是加枝回信了。心脏在胸膛里激动得乱跳弹，急不可耐地问：“是不是你大姐来的信？”

马红平静地回答：“好像是你写给大姐的信退回来了。”

“什么？”犹如晴天霹雳，炸得白素珍头晕目眩，耳朵嗡嗡作响。她从马红的手里接过信，独自走进卧房，躺在床上，泪如泉涌。

信为什么会被退回？是地址写错了？还是加枝他们搬了家？是她拒收？还是她出了什么事故？各种各样的猜想在她脑海里萦绕，但她无法找到答案。老马跟在她身后来到卧房，坐在床沿儿陪着流眼泪。

“我真傻！当初我为什么要带她回白沙铺？为什么不把她留在王李村？如果我没有抚养她，没有建立母女之间的感情，现在她不理睬我，我就不会这般痛苦和伤心。”白素珍声泪俱下地哭诉，“她是王厚义□□我播下的种子。她的投胎，玷污了我的纯洁和名声，让我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葬送了我的美好青春。这些不是她的错，我没有怪过她，也没有恨过她，更没有抛弃她。小时候她特别调皮，白天该玩的时候她不玩，总是呼呼睡大觉；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她偏不睡，从天黑一直闹到天明。她晨昏颠倒，我劳累了一天，想睡个安稳觉都不成。她打小就是这么折磨我呀！到了十几岁，她从不主动干家务，大人安排她做点儿事情，她就气鼓鼓的，摔盆子丢碗，做样子大人看。我想到她是为了学习，就没有与她计较。如今，她大学毕业了，出国了，嫁人了，自己也当了妈妈，竟然想把生她养她的母亲一脚踢开，不理不睬。太狠毒了！太没有良心了！”

写给加枝的信退回来没几天，白素珍又收到了加根的信。让她吃惊的是，加根在信中讲，他不在孝天城工作了，又回到了花园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