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自习,王加根看到方红梅的座位仍然空着,挂念和担心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坐在教室里,他无心听课,翻开书本,也看不进任何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红梅会不会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意外?
直到上午做课间操的时候,方红梅才出现在教室门口。她怀里抱着几本书走进教室,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打开屉斗,放下书,才对同桌马静谈起了她的悲惨遭遇。
王加根支棱起耳朵,静心地倾听,大致弄清楚了她昨天没有按时返校的原因。
原来,方红梅昨天下午从家里步行七八里路,到达万安渡口时,发现瀤河涨水了。这也不奇怪,瀤河上游连日暴雨,怎么可能不涨水呢?万安渡口平时总是一只小木船摆渡,负责把行人和他们的平板车、摩托车、自行车、各种各样的物品送到河对岸。枯水季节河面比较窄的时候,摆渡只需要一个人撑竹竿;一旦河水上涨河面变宽了,就得竹竿、船桨双管齐下,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把船划到对岸。这几天因为瀤河水涨得实在太高了,出于安全考虑,渡口临时停止了摆渡。过不了河,就到不了河对面的肖港火车站,方红梅只得原路返回。今天早上,她又从方湾坐汽车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火车到花园镇。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回到孝天县师范学校。
听到这些,王加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不过,他还是有些委屈和难受,毕竟这两天受了那么多折磨,提心吊胆,度日如年,而方红梅对此却一无所知。
白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方红梅倾诉。好不容易熬到晚自习下课,王加根直奔汤正源家里拿钥匙,到附小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候。
当熟悉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一下子从座位上弹起来,一个箭步冲到门后面,迅速把门打开。
方红梅闪身溜进来,就势扑进了他怀里……
都说恋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们三天没见面,那就相当于过去了十年。所以,这段忘情的拥抱和接吻很费了些时间。
平静下来之后,两人开始叽叽咕咕地诉说这几天的经历和苦情。有思念,有委屈,有甜蜜,有心酸,有气恼,有痛楚,时而哭,时而笑,时而互相埋怨,时而撒娇嗔怪,完全像两个疯子和傻子。
转眼就到了应届毕业生实习的日子。
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生被安排在孝天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实习,男生则就近安排在花园镇和花园公社的几所学校。
花园镇和花园公社实际上是两个行政机构,隶属于孝天县管辖。虽然花园镇和花园公社都是科级单位,党政机关在同一个大院里办公,但在管理上还是有区别的。
花园镇居民属于城镇户口,有商品粮供应;花园公社居民主要为农业户口,属于农民,习惯上称之为社员。城镇居民与农村社员享受的待遇是有区别的。比方,花园镇居民有生活煤供应,花园公社居民则没有——即使是吃商品粮的公职人员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此外,花园镇还有一些外来单位。
镇东有驻军部队。从王家岗往北数公里,一直到崇山峻岭中的松林岗,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部队营房。之所以让规模如此庞大的部队驻扎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花园镇地处大别山脉与江汉平原交汇地带。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是楚国的重要军事堡垒,素有“楚北重镇”之称,自古就有“占据花园,逐鹿中原”之说。有历史记载的发生在花园镇的大小战役达数十次,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花园镇几乎被日本鬼子摧残得体无完肤,满目疮痍。在流经花园镇的瀤河上,至今还残留着被日本飞机炸断的石桥遗迹。历史上的这些战事,一直为花园镇人所津津乐道。
除了驻军部队,花园镇还驻有中南冶勘六○四队、鄂东北地质大队、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武汉铁路局花园电机厂等单位,外来人口数以万计,与花园镇本地居民旗鼓相当。一些规模较大的外来单位,还有自办的子弟学校。
王加根、杨保胜等十名男生被安排在鄂东北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实习。他们的带队教师是汤正源。
根据往年的经验,实习生必须自带行李。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县师范学校动用那台为食堂买米买菜的二十匹马力拖拉机,把实习生的行李送往他们的住宿地——花园接兵站。由于在花园镇和花园公社实习的男生全部住在一起,行李比较多,拖拉机来来往往跑了好几趟。
汤正源把前往鄂东北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实习的十个男生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已经与拖拉机司机打过招呼,住接兵站学生的行李全部送完后,司机再单独为他们跑一趟。
“我们不住接兵站。”汤正源洋洋得意地说,“地质大队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住宿的地方。”
王加林与杨保胜对视了一眼,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可我们的行李已经被拖走了。”
“宋双清没有通知你们?”汤正源有点懊恼地问。
“我们刚才上厕所去了。他可能没找到我们。”王加根推测。
这时,拖拉机已经从校园外面开进来了,停在他们身边。
汤正源、王加根、杨保胜和另外八个背着行李的男生先后爬上了车厢。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往花园镇方向跑。沿路,他们看到不少步行的同学,成群结队,谈笑风生,轻松自如,显得快乐无比。
过了花园大桥,汤正源大声喊叫着司机的名字,让他停车。
拖拉机停下来后,司机走出驾驶室,不解地望着汤正源。
“我们就在这儿下车。”汤正源对司机说,“还有两个学生要去接兵站拿行李。”
“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们去地质大队了。”司机表现出抱歉的样子,客气地说,“这儿离地质大队也不远,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
“行。谢谢你!”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后,王加根和杨保胜赶紧往花园接兵站的方向跑。汤正源和另外几个男生站在花园大桥头的树荫下等他们。
花园接兵站位于花园火车站旁边。这家成立于一九五二年的军供机构,属民政部门管理。最初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接收、转送由东北、西北赴孝天城、襄阳市、十堰等地转业复员的部队官兵,后来逐渐转变为花园镇驻军部队及京广铁路过往军人服务。这样的机构在孝天地区独一无二,在湖北省也绝无仅有。
王加根和杨保胜一路小跑着。他们不好意思让汤正源和其他同伴在花园大桥头等的时间太长了,可路过花园电影院时,又不得不把脚步慢下来。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本来就不太宽敞的街道上,站满了等候进场或者准备购票的观众。还有卖冰棍、卖汽水、卖大碗茶、卖瓜子的小贩,来往穿插,叫卖吆喝。这些人手中无一例外地捏着多张电影票,而电影院的售票窗口已经打出“票已售完”的告示。显然,电影票是被这些生意人买光了。不过,他们也不是“黄牛党”,转售电影票并不涨价,只是有个附加条件——必须购买他们出售的东西。
穿过前推后搡的人流,没一会儿功夫,就看到了一栋挂有“湖北花园接兵站”招牌的破旧楼房。王加根和杨保胜兴冲冲地跑过去。刚进大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他们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什么东西?这么臭!”杨保胜四下里望了望。
“是那几个桶里散发出来的。”王加根指着进门右侧摆放的几只半人高的大铁桶。
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往桶里面瞄了一下。桶里装的是残菜剩饭之类的餐余垃圾,由于存放时间过长,已经腐烂成黑色的浆糊了。进门是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两侧堆放着破铜烂铁、成卷的电线和乱七八糟的杂物。因为刚从阳光下进来,加上屋里光线比较暗,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过道尽头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里散发出一股霉味,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一些高低床。
他们以为这里就是同学们居住的地方,可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又发现这些床上都有铺盖行李,而且都是铺好了的,显然已经有人睡过一段时间。再加上铺的盖的都很破烂,不像是学生的东西。
“这边儿,上楼。”杨保胜指着紧挨着墙面的木楼梯说。
王加根这才发现木楼梯上贴有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师范实习生由此上楼”。
楼梯很陡,往上爬时必须手脚并用。到了二楼,他们才见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有带队的老师,有实习的同学。大家似乎情绪都不怎么好,有的横眉怒目,有的愤愤不平,有的悲观失望,脸都拉得老长,看不到丝毫笑意。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什么接兵站,简直就是收容所!”
“学校也太抠门了吧!让我们与提泥桶的住在一起,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不在这里住了!我们回学校住,宁愿天天往花园镇跑。”
“对!坚决不住这种破地方。我们自己掏钱去住旅社。”
……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学生甚至与带队老师发生了争执,吵得脸红脖子粗。他们甚至把满腔的愤怒发泄到学校书记张雨桓身上,说他看似慈眉善目,实则笑里藏刀,心比蝎子还毒。
王加根和杨保胜一声不吭,在满是灰尘的木楼板上寻找自己的行李。找到之后,两人又不声不响地离开,没有与其他人打招呼。
“我们去的地方,条件会不会也这么差呀?”下楼梯的时候,王加根有点儿担心地问。
“绝对不会!”杨保胜满怀信心地回答,“最起码能保证墙是白的。”
与站在花园大桥头树荫下的同伴们会合后,他们沿着一条土石公路径直向北行走。路上偶尔有汽车驶过,扬起漫天尘土,犹如黄色的烟雾。他们时不时得停下来躲避。
想到马上就要当教师了,实习生们都很兴奋,一路谈笑风生,相互提醒实习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比如,同学之间再不能直呼其名,应该叫“某老师”或者“小某”;平常讲话尽量用普通话,口里不能带渣子,更不能开粗俗不堪的玩笑。
十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一个高墙大院,大院正门口挂着“鄂东北地质大队”的招牌。根据门卫老头的指引,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里的子弟学校。学校校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亲自把他们带到与学校相邻的鄂东北地质大队招待所。
十个实习生被安排在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住五个人。墙壁果然是白的,白得晃人的眼睛。墙上还贴有花鸟鱼虫之类的素描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沿墙摆放着五张单人床。棕垫,雪白的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被子上压着枕头,枕头上面盖着枕巾。床单、被子、枕巾上都印有“鄂地质招待所”几个红字。临窗的一张桌子上,搁有两个开水瓶。他们带来的行李显然成了多余的,便原封不动地存放起来。
“全天都有热水和开水供应,还有一个公用浴池。大家洗澡可以去那里。”校长不厌其烦地介绍,“吃饭在招待所食堂里,大家尽量去早一点儿,去晚了,食堂的好菜就没有了。”
接下来,校长又带着汤正源上二楼,说是在楼上给带队老师安排了一个单间。
大家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莫说实习三个星期,这样的环境,让我实习三年我都愿意!”杨保胜得意洋洋地宣称。
“嗨,做梦也没有想到地质大队条件这么好。再看看住在花园接兵站的同学们……”
“一个在天上。”杨保胜得意地伸出食指向上指了指,然后又向下指了指,“一个在地下。”
“真是天壤之别啊!”大家都觉得幸运,眉开眼笑地发感叹。
实习的第一个星期,主要是随堂听课、帮辅导老师批改作业、学习如何备课。到了第二个星期,实习生就必须自己写教案,开始登上讲台授课了。
王加根讲的是小学三年级语文课《爷爷》。辅导老师和学校教导主任参加了听课和评审,都觉得他讲得挺好。能够运用启发式教学,重点突出,板书有条理。不足之处就是声音有点儿小,可能是由于紧张和胆怯,放得不是太开。上第二堂课的时候,他克服了声音小的毛病,完全放开了。声如洪钟不说,还发挥了自己擅长讲故事的特长,大胆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课堂气氛特别活跃。结果,赢得了听课教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那些**岁的娃娃们都特别喜欢他,一下课就往他宿舍跑。有时放学了,还赖在他宿舍里不肯回家。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活泼可爱,也深深地感染着他。每一个来找他的孩子,都竭尽所能地显露自己的才华。有的是小歌星,有的是小画家,有的是魔方大王,有的是乒乓健将……他们或带来自己的作品,或现场展示,让实习老师大开眼界。
说实话,十个实习教师都来自农村,他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童年。琴棋书画一窍不通,直到进入师范学校,才接触到一些体音美方面的皮毛。因此,面对这些多才多艺的小学生,他们真心佩服、肃然起敬,甚至因为自愧不如而自惭形秽。孩子们的谈吐也极不简单,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手的名字能叫出一串一串,好多都是实习教师没有听说过的。所有这些,让王加根极其震撼。他甚至傻傻地想,如果将来自己有了孩子,也要让他(她)像这些孩子们一样,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享受良好的教育。
二十天的实习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孝天师范学校时,全校正在积极备战孝天地区师范学校体育、音乐、美术大赛。
孝天地区辖属的八个县都有师范学校,地区教育局每年都会组织这八所师范学校开展体育、音乐、美术比赛。主要是为了契合中等师范教育的特点,鼓励培养有特长的人才,弥补体育、音乐、美术师资的不足。各县师范学校也借这么一个机会,来展示本校丰硕的教学成果,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参赛人员选拔其实比较容易,因为师范学校每年都会举行类似的比赛和活动,体育、音乐、美术方面的尖子生总是那么几个。
孝天县师范学校每学期都会举办一次田径运动会,形式上模仿奥运会、亚运会或者全运会这些国际国内大赛的样子。有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仪式,各班都会组织自己的拉拉队。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广播里不间断地播报比赛盛况和通讯稿,为运动员呐喊助威。比赛项目当然因地制宜,主要的跑步、跳远、跳高,以及铅球、铁饼、标枪等投掷运动,遵循“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学校还会不定期地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因为没有足球场地,这项比赛就免了。每一项运动的优胜者,都榜上有名,学校都有记载。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种子选手,参加全地区师范学校的体育比赛,为母校争光。
逢年过节,孝天县师范学校都会举办大型文艺汇演。元旦时,各班还要举行迎新年文艺晚会。吹拉弹奏,唱歌跳舞,小品相声,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有文艺特长的学生便会脱颖而出。
美术人才当然是通过书画展览来发现的。让不少人倍感吃惊的是,今年带队参加美术比赛的辅导老师,竟然是在学校里极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平时就表现得与众不同。每天早晨,学校的起床号还没有吹响,他就一个人在操场上的环形跑道上慢跑。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到了学生们做早操的时候,他又跟着一起做,或者到办公楼楼顶平台上打太极拳。
孝天县师范学校没有图书馆。去年新办公大楼落成后,才弄了个图书室,不知从哪儿调来了这么个老头儿当图书管理员。他恪尽职守,对工作认真负责。遇有学生来借书,总是主动介绍推荐,并且百挑不厌。到了该还书的日子,他就逐个班地去催,甚至直接找借书的学生。如果发现图书遗失或者损坏了,就要按规定赔偿和罚款——跟包公一样铁面无私。图书管理员还兼做着报刊和信件收发工作。从邮差手里接过大包小包的邮件,他就有条不紊地开始清理和分派。首先根据订阅清单把报刊杂志塞到各班的信报箱,再把信件按收信人地址逐一分发。如果是挂号信或者电报,他就会把收件人的姓名写在小黑板上。干完这些分内的工作,他又拿起扫把,打扫办公楼前的卫生,给花坛里的花草浇水。谁能够想到,这么一个从不显山不露水的平凡老头儿,竟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如果一个学生在体育、音乐或者美术方面出类拔萃,那是很风光的。受人尊敬的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学生会干部。
只可惜,王加根在这些方面表现平平。
当然,跟他一样表现平平的学生,在孝天县师范学校里占绝大多数。这些学生展示自己的平台,主要在文化知识及专业课程的学习上。比方,期中和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在各学科知识竞赛中获奖。还有一个重要平台,就是业余文学创作。
各班每星期都会在教室后面出一期黑板报,学校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型节日来临时,会在校舍比较宽阔的墙面上举办专刊,或者举行赛诗会、朗读比赛之类的活动。学校广播站常年接受师生们的投稿。这些都是舞文弄墨者大显身手的舞台。当然,向全国各地的编辑部投稿,希望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属更高一个层次的追求,但能够取得成功的很少。
孝天县师范学校今年的“五一”“五四”墙报专刊,图文并茂,办得特别漂亮。其中,王加根写的散文《晨雾》最为引人注目,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这篇千字文前面驻足阅读,凝神观看。看着看着,大家就有可能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评头品足,甚至情绪激动,听说,还有人看得泪流满面。
这篇文章的文字是非常朴实的,但大家普遍觉得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并且对此作了各种各样非同凡响的解读。其实,王加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很多观点都是读者们揣摩和挖掘出来的。学校墙报征稿时,王加根正在鄂东北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实习。是前去看望他的方红梅和马静,告诉他学校要办专刊,他才把好几个月前写的这篇文章,托两位女生带回学校,交给专刊编辑。
特别神奇的是,这篇文章提出的很多观点,居然印证了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吻合得天衣无缝,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以至于大家都认为他写这篇文章时别有用心。
王加根解释不清楚,也懒得去解释。不过,他私下里也感到奇怪,怎么会一语成谶?未必,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命中注定?
因为这篇文章,王加根成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焦点人物。
池中月执意把她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介绍给王加根,宣称那位语文老师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发表过不少文章。
王加根推说自己正准备毕业考试,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写作方面的事情。结果,池中月把那位语文老师带到了他面前。当时王加根刚吃完晚饭,坐在教室里等方红梅,准备和她一起出去散步。
池中月示意那位语文老师坐在她的位子上,又让王加根把他的作品拿出来给语文老师看一看。
王加根有点儿犹豫。
池中月激将道:“怎么?怕别人抄袭你的构思?”
王加根只得从屉斗里拿出一篇刚完成的习作,交给文学前辈。
文学前辈摊开王加根的习作,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接着就开始侃侃而谈。一二三四地肯定成绩,第一第二第三地指出缺点。然后,从主题思想确定、整体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特色、人物形象刻画、心理活动描写、外部环境烘托诸多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他旁征博引,循循善诱,苦口婆心,诲人不倦,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唾沫四溅。
直到方红梅来到教室,在座位上坐了好半天,文学前辈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方红梅只好起身往教室外面走。
王加根真想打断前辈的发言,撵过去向心上人解释,又觉得这样不太礼貌,还是耐着性子继续听讲。文学前辈谈兴正浓,他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哪儿还有心思听什么修改意见啊!他甚至有些厌烦了,开始讨厌这样一个罗哩啰嗦的男人了。终于等到这人把该讲的大道理讲得差不多了,准备鸣金收兵的时候,池中月又提出要欣赏一下这位语文老师发表的作品。
语文老师从随身带着的小提袋里拿出一个A3白纸订成的大本子,摊在桌面上一页页地往后翻。里面收集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把他的署名文章裁剪下来,很用心地粘贴在白纸上,然后在这些“豆腐块”下面注明发表的时间和采用报刊的名称。
王加根来不及拜读作品原文,只是简单的浏览了一下文章标题。他发现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讯报道,而且以短消息为主。能够称之为文学作品的,只有发表在孝天县文化馆内部刊物上的一首诗歌和一篇小品文。
这次“被教育”,让王加根懊恼不已,还因此与方红梅产生了误会,两人闹了一次小矛盾。事后费了好多口舌解释,方红梅才噘着嘴巴原谅了他。
这事过去没几天,班主任兼干舅舅汤正源又穿针引线,介绍王加根认识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文学泰斗”熊老师。
熊老师主动邀请王加根散步。
两人一起从学校大门口出发,边走边聊,一直走到花园大桥头,然后又从大桥头边聊边走,返回孝天县师范学校。沿路基本上都是熊老师在讲,王加根在听,所谈的内容全部是文学创作。
他又“被教育了一回”。
熊老师最后谦虚地说:“虽然我至今还没有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但我会坚持不懈地写下去。我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有付出,终会有回报。”
又过了几天,也是在晚饭之后的薄暮时分,王加根去教室晚自习的路上,被一位面相看起来有点儿熟的同学拦住了。
“八零三班的王加根是吧?”那位同学问,紧接着自我介绍,“我是八零二班的涂勇。糊里糊涂的涂,勇往直前的勇。”
王加根差点儿笑出声来,觉得这个同学挺幽默。
涂勇说,想找王加根聊一聊,与他商量件小事情。
王加根跟随着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学,爬上了学校教学楼的楼顶平台。平台上除了他俩之外,再没有其他人。
涂勇首先客套地恭维了王加根两句,然后进入正题,谈起了他找王加根的真实目的:他想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发起成立一个文学社,名称暂定为文学辅助会,希望王加根能够参加和支持。
谈起组建文学社的初衷,涂勇显得有些激动。
他用极其惋惜的口吻悲观地宣称,现在的党团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取而代之。文学辅助会以文学创作为基础,主要还是研究社会问题。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完全自愿,但必须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有深入的思考。简单地讲,就是对现实确实有不满情绪,并力图有所改变。
王加根听到这儿,马上警觉起来。
说实话,他对政治方面的事情向来不怎么热心。总觉得自己年龄尚小,思想不够成熟,对社会了解不多,稀里糊涂地去参与政治,风险比较大,容易犯错误。因此,他很明确地拒绝了涂勇。
接二连三地“被教育”和“被邀请”,让王加根不胜其烦。
距毕业考试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复习,谈恋爱,已经够乱的了。他不愿意这个时候被打扰。更何况,来找他的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家伙。除了占用他的时间,对他没任何帮助作用。不过,他有时也会因为自己被这么多人“在乎”而骄傲。骄傲也好,烦恼也好,最终的愿望,还是不要被打搅。
可事情往往又不能如人所愿,白沙铺的大舅也来找他了。
白大货来找他有两件事情。一是想借用王加根的手表。说是下个礼拜要参加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考试,不凑巧的是,他的手表在这个关键时候坏了。找了好几个熟人都没有修好,给生人修他又不放心。只得暂时把坏手表放在家里,等考试完了之后,到花园镇去盯着别人修理。二是让王加根帮他猜一猜这次考试的作文题,并且为他写几篇“范文”。他是教数学的,写文章不行,不想语文这一科丢分太多,决心花点儿功夫,背几篇“范文”碰运气。
借手表当然没问题,但猜作文题和写“范文”,确实把王加根给难住了。他怎么知道别人出什么作文题目?
白大货眼巴巴地指望着他,他又不忍心拒绝。只得答应说,这几天自己好好想想,弄好之后,星期天送到白沙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