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638年),孔颖达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
也就是这一年的三月丙子,太子李承乾的嫡子李象出生,太宗在摆满月酒时将魏征树为“正面典型”。杨姐姐她们也是在这一年正月进的宫,她们进宫后,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给我在“皇家小学”找了个座位,跟李治成了同学,从此开启了我水深火热的再读书生涯——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呀!
这一年,再也没见太宗在大庭广众之下训诫皇太子,也没见李二对劝谏太子的人给予赞许厚赏。反倒是亲自下场,给四皇子(嫡次子)李泰拉了一波仇恨——年初时,太宗突然下令:“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必须下轿行礼。”
礼部尚书王珪的立即于正月十五日上奏称:“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都要下车舆站立路旁,这不符合礼仪。”于是朝堂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论题便是: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是否需要下轿行礼?
正方认为:需要。该方辩论选手有且仅有一人——当今陛下:太宗皇帝李二(李世民)。
反方认为:不可。该方阵容强大,包含王珪、特进魏徵等若干重臣。
当然,除正反论战双方之外,还有一群不表态的“围观群众”,如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太宗皇帝的铁哥们,但其实不表态本身其实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站在皇帝那边,早就表态了,不是吗?想想也知道,这些老头哪愿意给那些毛头小子卑躬屈膝呀!
据说,太宗接到上奏之后,气得浑身发抖,他大发雷霆,对众臣说道:“你们随便自我尊贵,轻视诸位皇子。”
特进魏徵进谏说:“亲王们地位并列于三公,如今三品以上大臣均是九卿、八座,为亲王们下轿行礼,实在是不合适。”
这事发生后,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亲王位同三公,为一品,你说一品大臣不行礼,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是三品以上都不行礼呀?二品、三品不是比一品低吗?——但“辩论会”的最终结果令我非常意外,太宗听从了王珪的启奏,反方大获全胜。
前面说过,贞观十年时,太宗大封皇子,于是众多皇子基本上都被封为了亲王。亲王那么多,为什么说“三品大臣给亲王行礼”这事是魏王李泰一人的瓜呢?这事就要从贞观十年发生的另一封上奏说起。
贞观十年,就在长孙皇后过世后不久,有人禀奏称三品以上大臣多轻薄魏王。太宗大怒,召见三品以上大臣,严厉地责备……在这件事之前,三品以上大臣见到亲王是否行礼,当时并无明文规定,由大臣自己看着办。一般年轻一些的大臣都会自觉行礼,但像王珪这种自视年纪大,辈份高的,是绝对不会行礼的,“狭路相逢”之时,甚至还会要求亲王避让。太宗发怒之后,基本上所有大臣都会向亲王行礼,但王珪依然我行我素——他对于礼仪的执拗已经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下面讲一讲他“讲究礼仪”的壮举。
贞观十一年,王珪兼任魏王老师,负责教导魏王李泰。他以老师自居,坦然接受李泰的拜礼。
同样是贞观十一年,太宗第三女南平公主嫁王珪小儿子王敬直为妻。唐初公主下嫁,不行拜见公婆之礼。但公公王珪认为南平作为儿媳,在举办公主出降的仪式时,应该向自己行拜见公婆的礼仪,于是让她向自己行礼,对此,王珪振振有词,他说:“如今皇帝圣明,行为举止都遵循礼制。我接受公主拜见,不是为自身荣耀,而是要显示朝廷的美德。”
被夸为“圣明”的太宗对此事如何看待呢?据说是“听说后对此十分赞赏”!于是王珪和他的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拿着盛枣栗的竹器,行媳妇侍公婆的馈之礼,洗手后,递上特豚。王珪则和妻子端坐于上,让公主行拜礼。从此之后,公主下嫁,若公婆尚在,都要行妇礼。
于是,贞观十二年初时,当太宗突然下令要求“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必须下轿行礼”,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时任“正三品”礼部尚书的老师王珪和他的“一品”亲王弟子魏王李泰。
贞观十二年时,距前事已经一年多了,我不明白太宗为什么突然旧事重提。但这场论战发生后,李泰站在了风口浪尖,成为群臣攻伐的目标。而另一方面,皇太子殿下不仅添丁,收获魏征等名师,还集诸官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佛道儒三教学术交流……可谓是春风得意!
总之,贞观十二年时,孔颖达从国子监副校长(司业)升为正校长(国子祭酒),皇太子也春风得意,对他们二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好年景。
不过,贞观十三年时,太子又被参了,这时参奏他的人不是孔颖达,而是右庶子张玄素(匡谏太子的第三号积极分子),参奏的理由是“太子承乾多次因游猎荒废学业”,于是太宗下诏令东宫置崇贤馆——这是专为太子李承乾所设置的学馆,后来李治被封为太子,该学馆继续保留,李治封为太子之后,直接从弘文馆转入此馆就读,而那时我正在国子监。后来调离国子监则是进入弘文馆,跟李治完美错过。
在此期间,孔颖达奉命编纂《五经正义》——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工程浩大,孔颖达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编书上,所以在李承乾周边的戏份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作为东宫辅臣之一的孔颖达没有被问罪,但他以年老为由提出退休,得到朝廷准许,自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通观孔颖达的生平,他和于志宁一样,上奏劝谏都是在尽一个辅官的本份,虽然说话的方式方法有等提高,但没有换立太子的动机,而且明显,换立太子对他们而言都是“弊远大于利”,所以他的嫌疑也可以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