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英送夜宵的第四天,出事了。
不是她出事,是那辆三轮车。夜里回来时,前轮撞到路面的坑,车圈变形了。推回来时吱嘎吱嘎响,左摇右摆像喝醉了酒。
陈永福蹲在门口修车,用扳手敲打变形的辐条。敲了十几下,车圈还是歪的。修自行车的王师傅过来看,摇摇头:“得换车圈,我这没有这种型号的。”
“能修吗?”陈永福问。
“勉强能骑,就是费劲。”王师傅说,“要不你加点钱,我帮你搞辆二手的。”
“多少钱?”
“七八十吧。”
陈永福不吭声了。七八十,够买两袋米,够交两个月水电费。他继续敲打车圈,敲得火星子都溅出来了。黄秀英站在旁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老板,对不起,是我没看路……”
“不怪你。”陈永福说,“天黑,路又烂。”
最后车圈勉强敲正了些,但骑起来还是晃。陈永福试了试,从铺面骑到街口再骑回来,满身是汗。这车送夜宵不行了,太重,路又远。
“明天开始,我去送。”他对黄秀英说。
“老板,还是我去吧,我年轻……”
“让你别去就别去。”陈永福语气有点硬,“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车子又不好骑,万一摔了怎么办。”
黄秀英不说话了,转身去洗碗。碗在木盆里碰得叮当响。
那天晚上,陈永福自己去送的夜宵。五十个饭盒装了两大筐,挂在三轮车两边。车子确实不好骑,歪歪扭扭的,他得用力把住车把才不跑偏。
工地离老街有三里多路,一半是土路。白天车来车往压出的坑,晚上看不清。陈永福骑得很慢,马灯在车把上摇晃,照亮前面一小片。有几次车轮陷进坑里,他得下来推。
到工地时已经十一点过五分了。郑工头在门口等,见他来了,赶紧叫人卸货。
“今天晚了点啊。”郑工头说。
“车子坏了,不好骑。”陈永福擦着汗。
工人们围上来领饭盒。饿了一晚上,打开盖子就蹲在路边吃。有人吃太快烫了嘴,嘶嘶吸气。有人抱怨肉少,旁边的人就说“一毛五你想吃多少肉”。
陈永福看着他们吃,心里踏实了些。这些人从老家来,跟他一样,都是为了挣口饭吃。他的粥和粉能让他们吃饱,能让他们有力气继续干活,这就值了。
回去的路上,他骑得更慢。夜深了,路两边黑漆漆的。偶尔有野狗窜过去,眼睛在黑暗里发绿光。远处工地的灯火像星星,一盏一盏的。
他想起了老家的夜。那里也有狗叫,但更多的是虫鸣。夏天晚上,田里的青蛙呱呱地叫,一阵一阵的。父亲会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一明一灭。母亲在灯下补衣服,针线穿过布料的嘶啦声,细细碎碎的。
来深圳快三个月了,他还没给家里写过信。不是不想写,是不知道写什么。说生意好?才刚起步。说赚钱了?还欠着贷款。说这里很好?其实累得腰都快断了。
最后他决定,等这个月做完,把钱攒一攒,给家里寄五十块。五十块在老家能买不少东西,够父母用一阵子。
回到铺面已经快十二点了。林玉兰还没睡,在灯下缝补衣服。见他回来,起身去灶台热了碗粥。
“吃了没?”
“在工地吃了点。”陈永福接过粥,“秀英睡了?”
“睡了,建国也睡了。”
陈永福喝着粥,把修车的事说了。林玉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要不,真去买辆二手的?”
“七八十呢。”陈永福摇头,“再撑撑,等手头宽裕点。”
“可你这样天天送,太累。白天还要干活。”
“没事,撑得住。”
林玉兰不说话了,继续缝衣服。针在布上来回穿梭,线拉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今天收到阿珍的信了。”
“说什么?”
“说她那个制衣厂要扩招,问秀英还想不想回去。”林玉兰停下手里的活,“她说现在工资涨了,一个月能有五十块。”
陈永福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
“你跟秀英说了?”
“还没。”
两人都没再说话。煤油灯的火焰跳了一下,爆出个灯花。
黄秀英一个月工资三十块,包吃住。制衣厂五十块,但不包吃住。算下来其实差不多。但如果秀英走了,店里又少个人手。再招人,又得从头教。
“明天我问问她。”陈永福说。
第二天早上,黄秀英干活时格外卖力。擦桌子擦了三遍,碗洗得能照见人影。盛粥时总是堆得满满的,咸菜也给得多。
陈永福看在眼里,知道她是为昨晚的事过意不去。
中午客人少的时候,他把黄秀英叫到后边。
“秀英,你阿珍姐来信了,说制衣厂要招人,工资一个月五十。”
黄秀英愣了一下,手指攥紧了围裙。
“你要是想回去,我不拦你。”陈永福说,“这几个月你干得挺好,我们都看在眼里。你要是走,我给你结清工资,再多补十块,算辛苦费。”
黄秀英低着头,很久没说话。老榕树上有鸟在叫,叽叽喳喳的。
“老板,老板娘,”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我不想走。”
“为什么?那边工资高。”
“高是高,可是……可是那里没人对我好。”黄秀英声音哽咽了,“在制衣厂,我就是个机器,每天对着缝纫机,从天亮做到天黑。组长天天骂,嫌我慢。做的衣服一件件从我手里过,但我不知道穿在谁身上。”
她抹了抹眼睛:“在这里,我盛的粥,人家喝下去,会说一声好喝。我擦的桌子,人家坐上去,会夸一句干净。晚上睡觉,我知道你们就在帘子那边。老板老板娘把我当家里人,建国叫我秀英姐。这些……这些比五十块钱重要。”
陈永福鼻子有点酸。他转过身,假装看锅里的粥。
“你要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黄秀英说,“只要你们不赶我走,我就一直在这里干。”
林玉兰走过来,拉住黄秀英的手:“傻孩子,我们怎么会赶你走。你就是我们家里人。”
那天晚上,黄秀英干活更起劲了。洗碗时还哼起了歌,梅县的山歌,调子轻轻的,软软的。
陈永福听着歌,心里做了个决定。第二天一早,他去了王师傅的铺子。
“王师傅,那辆二手三轮车,能不能便宜点?”
王师傅正在补胎,头也不抬:“最低七十,不能再少了。”
“六十五行不行?我手头紧。”
“六十八。”王师傅抬头看他,“陈老板,我也是小本生意。”
陈永福从兜里掏出钱。六十八块,厚厚一沓。他数了三遍,才递过去。
王师傅接过钱,从后面推出一辆三轮车。车是旧的,但车圈是好的,链条也刚上过油。
“试试。”
陈永福骑了一圈,确实比那辆坏的好多了。他付了钱,推着新车往回走。走到半路,又折回去,买了斤五花肉。
中午吃饭时,他把新车推到铺面前。黄秀英看见了,眼睛睁得老大。
“老板,这……”
“新车,以后你送夜宵用。”陈永福说,“晚上骑车小心点,别太快。”
黄秀英摸着新车把,手有点抖。林玉兰从屋里端出菜,除了平时的咸菜,还有一盘红烧肉,油亮亮的。
“今天加菜。”林玉兰笑着说,“庆祝咱们粥铺满三个月。”
三个人坐下吃饭。□□夹了块最大的肉,想了想,放到黄秀英碗里。
“秀英姐吃。”
黄秀英眼泪掉下来了,赶紧用袖子擦。
“哭什么,吃肉。”陈永福给她夹了块肉,“以后好好干,咱们一起把生意做好。”
“嗯!”黄秀英用力点头。
那天下午,来了个特别的客人。
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穿着蓝灰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提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站在铺面前看了很久,才走进来。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个叫陈永福的?”她问,普通话带点北方口音。
陈永福从灶台后抬起头:“我就是。您是?”
女人从提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递过来:“您见过这个孩子吗?”
照片是个男孩,七八岁的样子,圆脸,小平头,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背景像是某个公园。
陈永福仔细看了看,摇头:“没见过。这是?”
“我儿子。”女人坐下,把照片小心地收好,“两个月前在火车站走丢了。有人说可能被人带到深圳来了,我就在这边找。”
林玉兰盛了碗粥过来:“大姐,先喝点粥吧。”
女人接过粥,没喝,只是捧着碗暖手:“我在老家是小学老师,请了假出来的。深圳这么大,不知道从哪里找起。”
“报警了吗?”黄秀英问。
“报了,派出所登了记。可每天丢孩子的那么多,警察也顾不过来。”女人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就这一个孩子,他爸走得早,要是孩子找不回来,我也活不下去了。”
铺面里安静下来。老榕树的影子慢慢移动,阳光一点点斜过来。
陈永福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他也有孩子,知道孩子丢了是什么滋味。但他一个开粥铺的,能帮什么忙?
“大姐贵姓?”他问。
“姓周,周淑芬。”
“周老师,您要是不嫌弃,这几天就在这附近找找。我让来喝粥的人都看看照片,兴许有人见过。”陈永福说,“您住哪儿?”
“还没找到住处,昨晚在车站坐了一夜。”
林玉兰和黄秀英对视一眼。
“要不,您先住我们这儿?”林玉兰说,“就是地方小,您别嫌弃。”
周淑芬连连摆手:“那怎么行,太打扰了。”
“不打扰,多个人多双筷子。”陈永福说,“您白天去找孩子,晚上回来住。总比住车站强。”
周淑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眼泪终于掉下来:“谢谢,谢谢你们。”
晚上,陈永福用木板在铺面角落搭了个简易床铺。地方窄,只能放张窄板子,铺上草席。周淑芬的提包放在床头,她坐在床沿上,看着这个小空间,很久没说话。
夜里,陈永福听见压抑的哭声。细细的,像小猫叫。他知道是周淑芬在哭,但他没出声。有些苦,只能自己咽。
第二天一早,周淑芬就出门了。她把照片复印了几十份,准备到处贴。陈永福给她装了两个馒头,一壶水。
“中午记得回来吃饭。”
“哎,谢谢陈老板。”
白天,每个来喝粥的客人,陈永福都给他们看照片。工人们凑过来看,摇头说没见过。有个常来的货车司机说,他在东莞拉货时好像见过类似的男孩,但不能确定。
“要是再看见,您给带回来。”陈永福说,“我们出车费。”
“行,我留意着。”
周淑芬中午回来了,走得满脚是泥。她说去了几个工地,问了一些人,都没消息。林玉兰给她盛了满满一碗粥,她吃得很快,像是急着吃完再出去。
下午她又出去了。这次去了更远的地方,罗湖桥那边,据说有些流浪儿在那里讨生活。
傍晚回来时,她眼睛亮了些。
“有人说在蔡屋围那边见过一个像的男孩,跟一群孩子在一起捡破烂。我明天去看看。”
“蔡屋围离这不近,我让秀英骑车送您去。”陈永福说。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
“让秀英送吧,她认识路。”
第二天,黄秀英用三轮车拉着周淑芬去了蔡屋围。中午回来时,两人都垂头丧气。
“不是,那孩子眉毛上有颗痣,我儿子没有。”周淑芬说,“白跑一趟。”
但下午又有了新线索。一个来喝粥的建筑工人说,他在上步区那边做工时,看见过几个孩子在工地上玩,有一个很像照片上的。
周淑芬立刻要去,被陈永福拦住了。
“今天晚了,明天再去。上步区远,得坐车。”
“我坐公交车去。”
“让秀英陪你去,两个人有个照应。”
就这样,周淑芬在粥铺住了下来。白天出去找孩子,晚上回来。有时候带回一点模糊的消息,更多时候是一无所获。她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但眼神里的光没灭。
粥铺的客人们都知道了这事。来喝粥时,总会问一句“孩子找到了吗”。听说还没找到,就叹气,说几句宽慰的话。有个老顾客是邮递员,主动说帮她在送信时问问。
慢慢地,粥铺成了周淑芬的临时据点。她在这里接线索,等消息,也在这里得到一点温暖。林玉兰每天给她留饭,黄秀英帮她洗衣服,□□有时候会拉着她说话,问“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周淑芬摸着□□的头,轻声说:“快了,就快找到了。”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深圳这么大,人这么多,找一个孩子就像大海捞针。但她不能放弃,放弃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八月底的一天,下大雨。
雨是午后开始下的,哗啦啦的,像天漏了。老街很快积了水,浑浊的雨水裹着垃圾流向下水道。行人匆匆跑过,溅起一片水花。
粥铺里一个客人都没有。陈永福坐在门口看雨,林玉兰在里间补衣服,黄秀英教□□认字。周淑芬本来要出去,被雨拦住了,坐在角落里发呆。
雨下了两个小时才变小。街上的水慢慢退去,露出湿漉漉的石板路。
这时,一个人跑进铺面,浑身湿透,是常来的那个货车司机。
“陈老板,快,给我碗热粥,冻死了。”
陈永福赶紧盛粥。司机接过碗,一口气喝下半碗,才喘过气来。
“今天从广州回来,路上雨大,差点出事。”
“安全回来就好。”陈永福给他加了勺咸菜。
司机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湿了的照片。
“周老师呢?我好像有消息了。”
周淑芬猛地站起来:“我在!什么消息?”
“我在广州卸货时,听那边的人说,有个深圳过去的女人在找孩子,描述跟你儿子很像。他们说那孩子可能被带到广州了,在火车站一带。”
周淑芬的手抖起来:“广州火车站?”
“对。那边人多,流浪儿也多。你要是想去,我可以带你去,我明天还要去广州送货。”
周淑芬看向陈永福。陈永福点点头:“去看看吧,万一呢。”
“可是……”周淑芬犹豫,“如果不是,又白跑一趟。”
“不去怎么知道是不是。”林玉兰走过来,“周老师,去吧,我帮你收拾东西。”
那天晚上,周淑芬几乎没睡。她坐在床铺上,一遍遍看儿子的照片。照片已经看旧了,边角都磨白了。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开心,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第二天一早,货车司机来了。周淑芬提着她的人造革提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照片复印件,还有陈永福塞给她的五十块钱。
“这钱我不能要……”她推辞。
“拿着,出门在外,没钱不行。”陈永福把钱塞进她提包,“找到了孩子,赶紧给我们捎个信。”
“嗯,一定。”
周淑芬上了货车。车子发动时,她从车窗探出头,朝粥铺挥手。陈永福一家人站在老榕树下,也朝她挥手。
货车开远了,消失在老街尽头。
黄秀英轻声问:“老板,你说周老师能找到孩子吗?”
“不知道。”陈永福说,“但总得找。”
雨后的早晨,空气清新。老榕树的叶子洗得发亮,一滴水珠从叶尖滴下来,落在石板路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陈永福转身回铺面,开始生火熬粥。锅里的水慢慢热起来,米粒在滚水里翻滚。他拿着长勺,慢慢地搅。
生活就是这样,有寻找,有等待,有希望,也有失望。但日子总得过下去,粥总得熬下去。
周淑芬走了,粥铺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只是客人们来喝粥时,还是会问一句“周老师找到孩子了吗”。听说去了广州,就点点头,说“那边机会大些”。
九月中旬,陈永福收到了周淑芬寄来的信。信很短,说在广州找了一圈,没找到。但她不放弃,还要继续找。信里还夹了十块钱,说是还他的。
陈永福把信收好,把钱放回饼干盒。他没指望她还钱,但她还了,说明她还有力气,还有希望。
九月最后一天,陈永福算账。这个月生意不错,总共收入六百四十块。扣除成本、工资、贷款,净赚两百八十块。他把钱分成三份:一百块存着还贷款,一百五十块留着周转,三十块寄回老家。
去邮局汇款时,他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二十块。五十块,够父母用两三个月了。
汇款单要填留言,他想了半天,写下一行字:儿在深圳安好,勿念。生意渐稳,年后或可接二老来深一游。
写完后,他看了很久,才把汇款单递进窗口。
走出邮局,阳光很好。街道两边的工地还在施工,脚手架一层层往上搭。有工人在高空作业,小小的身影挂在钢架上,远看像蚂蚁。
陈永福慢慢往回走。路过百货商店时,他停了一下,走进去,给林玉英买了条丝巾。粉色的,带小碎花,三块五毛钱。又给□□买了支钢笔,英雄牌的,一块二。给黄秀英买了双尼龙袜,九毛。
回到粥铺时,林玉兰正在准备晚上的食材。他把丝巾递过去,林玉兰愣了一下。
“买这个干嘛,浪费钱。”
“天快凉了,系着暖和。”
林玉兰接过丝巾,摸了摸,嘴角弯起来。她没舍得戴,小心地折好,收进口袋里。
□□拿到钢笔,高兴得跳起来。黄秀英接过袜子,眼睛又红了。
“老板,我……”
“别说了,干活。”陈永福摆摆手,转身去挑水。
那天晚上,粥铺打烊后,四个人坐在老榕树下乘凉。九月的夜风已经有了凉意,吹在身上很舒服。
□□在灯下练字,用新钢笔写自己的名字。黄秀英在补袜子,针线细细地走。林玉兰把丝巾拿出来,又看了一遍,还是没舍得戴。
陈永福点了支烟,慢慢抽着。烟是便宜的“大前门”,味道冲,但他抽惯了。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呜——长长的,沉沉的。不知道是哪趟车,开往哪里,车上坐着什么人。
他想起周淑芬,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还在不在广州。也想起老家,父母这时候应该睡了,或者还在灯下做活。
来深圳快半年了。从一无所有,到有了这个粥铺,有了固定的客人,有了微薄的收入。从两个人,到四个人,又到三个人。像一棵树,慢慢往下扎根,虽然扎得还不深,但已经能在风雨里站住了。
烟抽完了,他把烟头踩灭。
“明天国庆,工地放假,生意可能少些。咱们也休息半天,下午去东门逛逛。”
“真的?”□□眼睛亮了。
“真的。”陈永福摸摸儿子的头,“来深圳这么久,还没带你们出去看看。”
夜深了,他们收拾东西进屋。灯一盏盏熄灭,铺面陷入黑暗。只有老榕树还站在那里,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叶子。
远处,工地的灯火依然通明。打桩机的声音隐隐传来,咚,咚,咚,像是这座年轻城市的心跳,有力,执着,不知疲倦。
陈永福躺在床上,听着这声音,慢慢睡着了。梦里,他看见粥铺变大了,客人坐满了老榕树下。周淑芬牵着儿子回来了,孩子长高了,但还是照片上那个笑脸。父母从老家来了,坐在店里喝粥,说“这粥熬得好,跟老家一个味”。
醒来时天还没亮。他轻手轻脚起床,开始一天的活计。
挑水,生火,熬粥。
第一缕阳光照进老街时,家香粥铺的炊烟又升起来了。淡淡的,灰白色的,混在晨雾里,飘向这座永远在生长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