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涸的河 第1章 退回来

青苔

一

我妈在厨房里剁排骨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给我爸养的茉莉花浇水。

说是浇水，其实水壶里早就空了。我举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壶，对着花盆底部那个破了的小洞看了很久，阳光从洞口漏进来，在我的手背上烫出一个圆形的光斑。楼下有人在吵架，是个女人，声音尖得像刀子刮玻璃，断断续续地骂着什么，我只听清了一句——“你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

我把水壶放下，转身进屋。

客厅很小，沙发是十年前买的，棕色的皮革到处是裂口，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茶几上摆着一盘没吃完的苹果，皮削得特别厚，那是我爸削的，他做什么都毛手毛脚，削苹果削得跟削土豆似的，我妈说过他无数次，他改不了，后来我妈就不让他削了。但每次家里来客人，他还是抢着削，好像要证明什么。

茶几底下压着一张缴费单，电费的，我弯腰看了一眼，一百三十七块。上个月是一百一十二，上上个月是九十八。数字在涨，像体温计里的水银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

厨房里传来高压锅排气的声音，哧——哧——，白雾从锅盖的缝隙里往外挤，我妈咳嗽了一声，大概是呛到了。她最近总咳嗽，从入秋就开始，到现在都快冬至了，还没好。她不去看医生，说排队太麻烦，说医院里都是病毒，说咳两声又死不了人。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挂号费十五块，随便开点药又是几百，她舍不得。

“妈，要不要帮忙？”

“不用。”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保鲜膜。“你把桌子擦一下就行。”

我擦了桌子。抹布是旧的，原来大概是白色的，现在灰扑扑的，边角都起毛了。我用力拧了一下，水是黑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写作文，写“我的妈妈”，我写“妈妈的抹布是家里的功臣，它擦过每一粒灰尘，却把自己弄得最脏”，老师在这句话下面画了红圈，说写得好，有真情实感。那篇作文我得了优，拿回家给我妈看，她正在炒菜，油烟机轰隆隆地响，她瞥了一眼，说“嗯，不错”，然后继续炒菜。锅里的油溅出来，落在她的手背上，她“嘶”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把桌子擦完，把抹布搭在水池边。厨房门开着，我能看见我妈的背影——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领口松了，往下耷拉着，露出一小截脖子。她的脖子很瘦，青筋浮起来，像树根。她年轻时候不这样的，我见过照片，那时候她二十出头，扎着两条辫子，站在一个什么公园的花坛前面，笑得眼睛弯弯的，下巴圆润，脖子又白又细，像一截刚从泥里拔出来的藕。

三十几年过去了，藕变成了树根。

高压锅停了。她掀开盖子，一股白气猛地腾起来，把她的脸吞没了。等白气散开，我看见她用勺子舀了一点汤，送到嘴边尝了尝。她皱了一下眉，又加了一勺盐。

“你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五点半。”

“又五点半，”她把锅盖盖上，声音忽然硬了一点，“上回也说五点半，结果六点四十才到家，饭都凉了。”

“可能堵车。”

“堵车堵车，天天堵车，就他那个破电动车，堵什么车。”她关了火，转过身来看着我，“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他到哪了。”

我拿起手机，拨了我爸的号。铃声响了很久，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没人接。”

我妈没说话。她把排骨从高压锅里倒出来，装在一个白色的大瓷碗里，碗沿上有一个缺口，是去年我洗碗的时候磕的。她端着碗走到餐桌前，放下，又回去端汤。汤是番茄蛋花汤，她放了很多番茄，汤底红彤彤的，鸡蛋花漂在上面，像碎掉的云。

“你先吃。”她说。

“等爸回来一起吃吧。”

“等什么等，菜凉了。”她坐下来，拿起筷子，又放下。“你再打一个。”

我又打了一个。这次接了。

“爸，你到哪了？”

“快了快了，在路上了，堵车呢。”电话那头很吵，有喇叭声，还有一个男人在骂骂咧咧的，不知道在骂谁。“你们先吃，别等我。”

“妈让你快点。”

“知道了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把他的话转述了一遍。我妈“哼”了一声，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又吐出一块骨头。她吃东西很安静，不像我爸，吃什么都吧唧嘴，我说过他，他不高兴，说“在自己家里还不能自在点？”我说“自在可以，但吧唧嘴确实不好听”，他说“你就是嫌我土”。后来我就不说了。

我爸是有点土。不是那种审美上的土，是一种更深的、骨子里的东西。他穿衣服永远不合身，裤子总是长一截，在脚后跟那里磨出毛边；他走路的时候有点外八字，鞋跟的外侧总是先磨烂；他说话的时候喜欢用很大的词，比如“宏观”、“大局”、“体制”，但他只是一个工厂里的质检员，干了二十三年，从没升过职。他的“宏观”大概只到厂门口那条马路的宽度为止。

但我不能说他。我要是说他，我妈就会帮他说话——“你爸不容易，你别老挑他毛病。”可她自己明明也挑。她挑了一辈子，他也忍了一辈子。我不知道这算什么，爱吗？也许吧。但爱这个词太干净了，干净得像医院里的床单，而他们的关系更像那条旧抹布——灰扑扑的，起毛了，拧一拧还有脏水。

六点十分，我爸回来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门开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根葱和一块姜。他总是这样，明明家里还有葱，他非要再买，好像不带点什么东西回家就对不起谁似的。

“回来了回来了，”他笑着说，把塑料袋举起来晃了晃，“菜市场葱便宜，一块钱一大把。”

“家里还有葱。”我妈说。

“多买点备着嘛。”

“备着烂掉？上次买的蒜你吃完了吗？都长芽了。”

“长芽的蒜也能吃……”

“能吃能吃，什么都能吃，你吃了吗？最后还不是我扔的。”

我爸不说话了。他换了拖鞋——拖鞋是蓝色的，左脚那只的鞋底裂了一道缝，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吱”的一声。他走进厨房，把葱和姜放在水池边，洗了手，出来坐到餐桌前。

“吃饭吃饭，”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咬了一口，“嗯，今天的排骨好，入味。”

“哪次不入味？”我妈端着饭碗，语气淡淡的，但我注意到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几乎是一个笑，又被她压下去了。

我们三个人围着餐桌吃饭。电视开着，在放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字正腔圆，像机器人在念稿子。我爸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嘴里嚼着饭，含含糊糊地评论两句——“这政策不行”、“早该管管了”。我妈不接他的话，只是偶尔往他碗里夹一块排骨，或者往我碗里夹一筷子青菜。

“多吃点青菜，”她对我说，“你看你，脸色这么差，天天对着电脑，眼睛都熬坏了。”

“我最近没怎么对电脑。”

“没对电脑？那你一天到晚在干什么？复习了吗？马上就考试了。”

“还有一个多月呢。”

“一个多月很快的，一眨眼就过去了。”她放下筷子，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不是严厉，也不是焦虑，是一种更复杂的、像粥一样稠的东西。“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办？”

这话她问过很多次了。每次问到的时候，空气就会变重。我爸停止咀嚼，筷子悬在半空，眼睛盯着电视，但我知道他没在看。他在等我的回答。

“考得上。”我说。

“你怎么知道？你有把握吗？上次模拟考你才排第几名？”

“那是模拟考，不是正式考试。”

“模拟考都考不好，正式考试就能考好了？”她的声音高了一点，高到邻居大概能听见的程度。“我跟你说，你要是考不上，家里可没钱供你复读。你爸那个工资，你也知道，我一个月挣的那点钱，也就够买菜。你要是考不上——”

“妈，我说了考得上。”

“你说考得上就考得上？你说——”

“行了行了，”我爸终于开口了，“孩子说考得上就考得上，你老念叨什么，吃饭吃饭。”

我妈看了我爸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里面有愤怒，有委屈，有无奈，还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大概是失望吧，但不是对我失望，是对我爸在这种时刻总是“和稀泥”感到失望。她觉得他应该站在她那边，一起给我施加压力，这样我才会“长记性”。但他从来不。他总是当那个“好人”，让我妈当“坏人”，然后在深夜里，我妈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而他早已鼾声如雷。

这就是他们的模式。二十三年了，一直是这样。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我妈说“你放着吧，我来洗”，我说“我洗”。她没有再坚持。她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换了几个台，最后停在一个家庭伦理剧上。屏幕上一个女人在哭，哭得很用力，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对面的男人面无表情地站着，像一根电线杆。

我洗碗的时候，我爸走进厨房，站在我旁边，好像想说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又塞回去了。他戒烟戒了三次，每次都没成功，最长的一次戒了四个月，瘦了十几斤，后来又抽上了，说“活着没点爱好还有什么意思”。

“你妈就是那个脾气，”他终于开口了，“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

“她也是为你好。”

“我知道。”

“你好好考，别想太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粗糙，像砂纸。那双手在我肩膀上停留了两秒钟，然后收回去了。他转身走出厨房，拖鞋发出“吱”的一声。

我把最后一个碗放进橱柜里，关上门，站在黑暗中。

厨房的灯在我身后亮着，我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很长，很瘦，像一个感叹号。我盯着那个影子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它不像我。或者说，我不希望它像我。我希望自己不是这个影子投射出来的那个人——那个住在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天花板有一道裂缝、厕所的水箱老是漏水的人。我希望自己不是那个母亲在饭桌上念叨“考不上怎么办”、父亲穿着裂了缝的拖鞋、家里每样东西都有修补痕迹的人。

但我是。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

房间很小，大概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书桌上摞着一堆复习资料，最上面那本的封面被我折了一个角，折痕很深，几乎要裂开了。我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资料，看到一道数学题——求函数f(x)在区间[0,1]上的最大值。我盯着那个函数看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像一块被擦得太干净的黑板，连粉笔灰都没有。

我合上书，趴在桌上。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墙面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线。那条线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板，把房间分成了两半——一半亮着，一半暗着。我趴在亮的那一半里，能看见空气中的灰尘在光柱里旋转，慢悠悠的，像没有目的地的游客。

我想起今天下午在阳台上浇花的时候，我站在六楼的栏杆边上往下看了一眼。楼下是一块水泥地，灰色的，有一道裂缝，裂缝里长着一丛杂草，绿得发黑。我盯着那块水泥地看了大概有十秒钟，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翻过去，头朝下，大概三秒钟就能落地。

这个念头不是很强烈，像一根羽毛飘在水面上，若有若无的。但它在那里。

这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大概是三个月前，那天我妈又跟我爸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把茶几上的杯子摔了。我躲在房间里，听见玻璃碎掉的声音，然后是我妈的哭声——不是嚎啕大哭，是一种压抑的、像被捂住嘴的哭法。我爸摔门出去了，整栋楼都震了一下。我坐在床上，盯着窗户，心想：如果我从这里跳下去，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再吵了？

这个想法很蠢。我知道。因为就算我死了，他们还是会吵。吵架是他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就像那台旧电视——只有按遥控器上的某个特定按钮才会出画面，虽然画面经常是花的，声音经常是嘶嘶的，但至少，它在响。不响的时候，家里就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水管里的水声，能听见墙里的电线发出的嗡嗡声，能听见隔壁邻居打呼噜的声音。那种安静比吵架更可怕。

我把脸埋在胳膊里，闻到了校服上的味道——洗衣粉的香味，混合着一点汗味。校服是两年前买的，已经洗了很多次，颜色从深蓝褪成了灰蓝，袖口的松紧带松了，往上挽了两道。我妈说再买一套，我说不用，还能穿。其实是因为她上个月刚交了我的补课费，两千块，她交了钱之后在客厅坐了很久，什么也没说，只是坐着，看着茶几上的缴费单。

两千块。她在一家小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挣两千八。我爸在厂里，一个月四千五。加起来七千三，减去房贷两千二，减去水电物业五百，减去伙食费一千五，减去我的补课费和资料费平均每个月一千，剩下的，大概就是他们每个月能存下来的钱——两千左右。如果哪个月出了意外，比如电动车坏了，或者我妈的腰疼病犯了要去医院，那个月就存不下钱。

这些事情我都很清楚。我清楚得像一张Excel表格，每一行每一列都清清楚楚。我甚至会在脑子里自动计算——这个月电费比上个月多了十五块，因为天冷了开取暖器；上个月水费多了二十块，因为我爸在家养了几条金鱼，后来全死了，他难过了好几天，又把鱼缸收起来了。

我恨这些数字。我恨它们精确、冷酷、像钉子一样把我钉在这个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我也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些都算得这么清楚。隔壁班的张浩，他爸爸是开公司的，他从来不知道家里的电费是多少，不知道补课费是多少，不知道一双耐克鞋要多少钱——他只需要说“我想要”，然后第二天鞋就出现在他脚上了。我不羡慕他，真的不羡慕。我只是有时候会想，如果我也能不知道这些数字，我会不会快乐一点？

但我知道。我知道得太多了。

我抬起头，打开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一条微信消息，是同桌林远发来的。

“数学卷子第三题怎么做？”

我点开对话框，看到他发来的图片——一道三角函数题，密密麻麻的公式写满了半页草稿纸，但最后一步卡住了，他在那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看了那道题大概三十秒，拿起笔在纸上算了几步，然后把过程拍下来发给他。

“第二步这里，你用了诱导公式，但其实用和角公式更简单。”

三十秒后他回了一条：“靠，还真是。谢了！”

我发了一个“不客气”的表情包，把手机放下。

林远是我在班上唯一算得上朋友的人。他成绩中等偏上，性格开朗，家里条件也一般，但他好像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穿的是地摊上买的运动鞋，吃的是食堂最便宜的套餐，骑的是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但他每天都笑嘻嘻的，好像生活是一颗他永远嚼不完的糖。

我有时候会观察他，试图弄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快乐。是因为他蠢吗？不，他不蠢。是因为他逃避现实吗？也不，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只是——不在乎。或者说，他在乎的方式和我不同。他像是那种能在沙漠里发现一朵花的人，而我是在花园里看见杂草的人。

也许这就是区别。

十点半，我妈敲了我的门。

“睡了没？”

“没。”

门开了一条缝，她的脸探进来。她的头发放下来了，披在肩膀上，有些白了，在灯光下像落了霜。她年轻时候那头乌黑的长发——我见过照片——现在只剩下一个影子。

“早点睡，别熬太晚。”

“嗯。”

她站在门口，没走。她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指节泛白，好像用了很大的力气。她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妈，怎么了？”

“没事。”她摇了摇头，“就是……你别有太大压力。考不上也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让我愣了一下。一个小时前她还在饭桌上说“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办”，现在她说“考不上也没关系”。这中间的转变太突然了，突然得像一个急刹车。

“妈——”

“好了好了，睡吧。”她把门关上了。

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然后是主卧门关上的声音。接着是我爸的咳嗽声，一声，两声，然后安静了。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那道裂缝从去年冬天就有了，一开始只是一条细线，后来越来越宽，现在大概有两毫米宽，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我跟我爸说过，他说等开春了找人修，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一年快过去了，还没修。

我们家有很多“等开春了再修”的东西。阳台的水龙头、厕所的水箱、客厅的插座、厨房的抽油烟机——它们都在“等开春”。但春天来了又走了，夏天来了又走了，秋天来了又走了，冬天又来了。它们还在等。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开春。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张课程表，边角翘起来了，像一片快要脱落的树皮。课程表旁边是我高一时候写的一张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四个大字——“我要考好”。那是我在高一第一次月考考砸了之后写的，贴在墙上激励自己。后来每次考试前我都会看一眼，再后来就习惯了，熟视无睹了。

现在看着这四个字，我觉得它们像一句口号，空洞、响亮、没有意义。“我要考好”——谁不想考好？问题是，考好了之后呢？上了好大学之后呢？找到好工作之后呢？然后呢？然后就是像我爸一样，在一个工厂里干二十三年，每天骑着电动车上下班，在菜市场买一块钱一把的葱，穿着裂了缝的拖鞋，在饭桌上发表一些关于“宏观”和“大局”的评论？然后就是像我妈一样，在一家小超市里站一整天，腰疼得直不起来，回家还要做饭洗碗，在饭桌上念叨“考不上怎么办”，然后在深夜敲开我的门说“考不上也没关系”？

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吗？

我闭上眼睛，觉得胸口堵着什么东西，像一团湿棉花，吸满了水，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把它吐出来，但吐不出来。它在里面，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不记得了。也许是从我懂事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那时候它很小，像一粒种子，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后来它慢慢长大，生根、发芽、抽枝、散叶，现在它已经长成了一棵树，一棵长在胸腔里的树，根须扎进我的心脏，枝叶撑开我的肋骨，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重量。

这就是所谓的“长大”吗？不是长高、不是长壮、不是学会更多的知识、不是赚到更多的钱——而是胸腔里长出一棵树，一棵让你喘不过气来的树。

我摸出手机，打开了一个搜索引擎。我在搜索栏里打了几个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搜索结果很多，第一条是一个知乎问答，高赞回答是“人生没有意义，但你可以赋予它意义”。我看了两遍，觉得这句话很漂亮，像一句广告词，漂亮得不像真的。第二条是一个哲学论坛的帖子，有人在讨论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说“推石头上山这件事本身就是意义”。第三条是一个普通人的博客，标题是“我觉得活着很累”，下面有人回复“加油”、“坚持住”、“你不是一个人”。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盯着天花板。

“你不是一个人。”

我当然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但这句安慰像一张创可贴，贴在一条很深的伤口上，根本止不住血。

我想起了今天下午在阳台上的那十秒钟。如果翻过去，三秒钟落地。三秒钟，比一道数学题还短。比煮一碗泡面还短。比我妈说一句“考不上怎么办”还短。三秒钟，一切结束。

但这个念头太懦弱了。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我妈会怎么样？她大概会哭很久，会在我的遗像前面摆一碗排骨，会在每年的忌日去墓地看我，会在别人面前假装坚强，然后在深夜里一个人翻我的照片。我爸会怎么样？他会沉默，会比以前更沉默，会抽更多的烟，会把我的东西一样一样收起来，锁在一个箱子里，再也不打开。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像一对失去了唯一孩子的夫妻，继续生活在那套老房子里，继续用那个缺了口的碗，继续穿着裂了缝的拖鞋，继续在饭桌上沉默地吃饭，偶尔吵一架，然后一个人摔门出去，一个人在厨房里哭。

他们会不会后悔？也许会。会不会反思？也许会。但后悔和反思有什么用呢？人死了就是死了，像一块摔碎的盘子，粘得再好也有裂缝。

而我——我讨厌裂缝。我讨厌那道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墙角的裂缝，讨厌碗沿上那个缺口，讨厌鞋底那道缝，讨厌所有破碎的、不完整的、将就着用的东西。但我自己，大概也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直到凌晨两点多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被闹钟吵醒的时候，天还没亮透。冬天的早晨，天亮得很晚，六点钟的时候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脏纱布。我坐起来，感觉头很重，像是昨晚那棵树的根须从胸腔蔓延到了头颅，缠住了我的脑神经。

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间。客厅里没人，主卧的门关着，我妈大概还没起。厨房的台面上放着一碗粥，上面盖着一个盘子保温。粥是白米粥，稠稠的，旁边放着一碟咸菜和一个煮鸡蛋。鸡蛋上画了一个笑脸，用圆珠笔画的，大概是我妈画的。她以前也这样画过，在我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在鸡蛋上画一个笑脸，说“吃了笑脸鸡蛋，今天一整天都会开心”。后来我上了初中，觉得这样很幼稚，让她别画了。她就不画了。现在她又开始画了。

我拿起那个鸡蛋，看着上面的笑脸。圆珠笔的笔迹有些歪歪扭扭的，左边的眼睛比右边的大，嘴巴是一个半圆，弧度不太对称，看起来像一个在苦笑的人。我把鸡蛋握在手心里，温热的，大概是刚煮好不久。

我把鸡蛋吃了，把粥也喝了。咸菜有点咸，我多喝了几口水。收拾完碗筷，我在茶几上留了一张纸条——“我去上学了”。其实不用留，他们知道。但我习惯了，好像不留这张纸条，就有什么事情没做完似的。

出门的时候，我在楼道里碰见了三楼的王奶奶。她拎着一袋菜，正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每爬一级台阶都要停一下，喘几口气。她的腰弯得很厉害，几乎和地面平行了，看人的时候要把头使劲仰起来，像一只逆着光看天的老鸟。

“上学去啊？”她问。

“嗯，王奶奶您慢点。”

“慢不了喽，”她笑了笑，露出几颗孤零零的牙，“快了就到头了。”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已经继续往上爬了，一步一步的，像一只在树干上缓慢移动的蜗牛。

我下楼，推开门，冷风扑面而来，像一盆冰水浇在脸上。我裹紧了校服，快步走向公交站。公交站在路口拐角处，有一块锈迹斑斑的站牌，上面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小广告——“疏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无痛人流”。我站在站牌下面，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六点四十五分。公交车还有五分钟到。

五分钟里，我看到了三辆车经过：一辆出租车，里面坐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在打电话，表情很激动；一辆面包车，车身上喷着“XX搬家公司”的字样，车厢里塞满了家具，一张床腿从后面伸出来，像一条骨折的胳膊；一辆黑色的SUV，车窗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但音响开得很大，放着一首我从来没听过的歌，节奏很强烈，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敲一面鼓。

然后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刷卡——“滴”的一声。车厢里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窗上有一层雾气，我用手擦了一下，擦出一块透明的区域，能看见外面的街道。街道两边的店铺大部分还没开门，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的，上面喷满了涂鸦——不是那种艺术性的涂鸦，是那种胡乱喷上去的、像小孩子用蜡笔在墙上乱画的东西。有一个卷帘门上喷着四个大字——“欠债还钱”，红色的油漆从字的边缘流下来，像血。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着，每到一个站就停一下，上来几个人，下去几个人。上来的人大多穿着工作服，脸色疲惫，眼神呆滞，像一群被程序设定好的机器人——上车、刷卡、找座位、坐下、掏出手机、低头。下去的人也一样，只是顺序反过来——站起来、走向车门、下车、消失在人群里。

我在第七个站下了车，走了大概五百米，到了学校。

学校的大门是铁艺的，漆成白色，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的铁锈。大门上方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距离高考还有187天”。那个数字是用白色的大号字体打印的，远远看去像一句咒语，或者一道判决书。

我走进校门，经过操场。操场上有人在跑步，穿着短裤，在零下两度的空气里呼出白气。我认识其中一个人，是隔壁班的体育特长生，叫刘洋，据说百米能跑进十一秒。他的腿上全是肌肉，像两根拧紧的麻绳。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细，白，像两根没晒干的粉条。

我上了教学楼三楼，走进高三（二）班的教室。教室里大概有十几个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吃早餐，有的趴在桌上补觉。林远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正往嘴里塞一个肉包子，腮帮子鼓得像一只仓鼠。

“早。”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就在他旁边。

“唔——”他咽下嘴里的包子，“你昨晚几点睡的？看你眼袋都快掉到下巴了。”

“两点多。”

“又失眠了？”

“嗯。”

“你这毛病得治，”他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我妈说睡前喝牛奶有用，你试过没？”

“试过，没用。”

“那泡脚呢？”

“也试过。”

“那——”

“行了，”我打断他，“你别跟我妈似的。”

他笑了笑，把剩下的包子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我就是关心你嘛。”

我没有接话。我从书包里掏出数学卷子，翻到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继续算。数字在纸上排列组合，符号在眼前跳来跳去，我机械地套着公式，像一台运转不良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动，但产出的全是废品。

“哎，”林远凑过来，压低声音，“你知道吗，昨天张浩又换了一双鞋。”

“什么鞋？”

“AJ，限量款，听说三千多。”

“哦。”

“三千多啊，”他感叹了一声，“够我交一学期的补课费了。”

“你交补课费了？”

“没呢，我妈说下个月再交。她这个月工资还没发。”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灰扑扑的运动鞋，鞋带换了三次了，两根鞋带的颜色不一样，一根是黑色的，一根是深蓝色的。“不过没关系，”他抬起头，又笑了，“鞋嘛，能穿就行。”

我看着他的笑脸，忽然有点羡慕。不是羡慕他穷——我们都不富裕——而是羡慕他能笑着说出“没关系”这三个字。我做不到。每次我听到张浩换了一双三千块的鞋，我脑子里浮现的不是鞋的样子，而是我妈站在收银台后面，一站就是八个小时，腰疼得直不起来，脸上的微笑还得保持得恰到好处，对每一个走进来的顾客说“欢迎光临”。三千块，她要不吃不喝站一个月。

而张浩那双鞋，他穿了一个星期就扔在鞋柜里了，因为他又看上了另一双。

“你说，”我忽然开口，“人跟人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

林远看了我一眼，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保温杯的盖子拧上，想了想，说：“你问了一个哲学问题。”

“我不是在问哲学问题。”

“我知道。”他的声音低下来，“但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我只是觉得——想不明白的事情就别想了，想了也没用。”

“但不想也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张了张嘴，发现我解释不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不甘心？因为不公平？因为我不想像我爸一样在一个工厂里干二十三年？因为我害怕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写好了——出生在普通家庭、上普通学校、考普通大学、找普通工作、组建普通家庭、生一个普通孩子、然后变老、生病、死去——整个过程像一条流水线，每一个环节都被设定好了，我只需要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像一个合格的、标准的、没有任何意外的人形产品？

但我说不出来。这些话堵在喉咙里，像一团干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算了，”我说，“做题吧。”

林远没有再追问。他低下头继续啃他的包子，我继续做我的数学题。教室里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音，频率是五十赫兹，人耳刚好能听见。这种声音一直都在，只是大多数时候被其他声音盖住了——翻书声、说话声、脚步声、窗外的车流声。但当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嗡嗡声就浮现出来了，像水底的石头，在退潮之后露出湿漉漉的表面。

第一节课是语文。语文老师姓孙，四十出头，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用尺子量过一样。他讲课的时候喜欢引经据典，动不动就“古人云”、“孔子曰”、“庄子说”，好像不引用古人的话就不会说话似的。

今天讲的是文言文，《陈情表》。他站在讲台上，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念着：“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

我听着听着，忽然觉得李密写的那些话，放在今天也不过时。他说自己命不好，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被舅舅逼着改嫁，他从小体弱多病，九岁还不会走路，长大了也没有亲戚帮忙，孤苦伶仃的，只有祖母把他拉扯大。现在朝廷征召他去做官，他不想去，因为祖母老了，没人照顾。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告诉皇帝——我不是清高，不是不想做官，我是真的有苦衷。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这句话在课本上用加粗的字体印着，下面画了一条红线。孙老师说这是全文的核心，是李密情感的“爆发点”。我在旁边用红笔抄了一遍，抄完之后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没有祖母，李密活不到今天。

那我呢？没有我妈，我大概也活不到今天。但这不代表活着是一件容易的事。李密的困境是外在的——祖母老了，他不能离开。我的困境是内在的——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活着。我没有朝廷征召我去做官，没有祖母需要我照顾，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外部理由来解释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是灰色的、无形的、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周围——它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它是所有事情的总和。

“下面请一位同学来翻译这一段，”孙老师的目光扫过教室，“陈淮，你来。”

我站起来，看着课本上的文言文，一字一句地翻译。声音从我的喉咙里出来，经过口腔、经过嘴唇、经过空气、传到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我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很淡，像是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说明书。

“翻译得不错，坐下吧。”

我坐下来。林远在桌子底下冲我竖了个大拇指。我没理他，继续盯着课本。课本的页脚卷起来了，我用手指把它压平，一松手，它又翘起来了。

第三节课下课的时候，班主任赵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赵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教化学的，头发烫了小卷，染成深棕色，但发根处长出来的是白的，新旧交替之间，像一块正在褪色的布。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

“陈淮，”她推了推眼镜，“你最近的成绩有点下滑，知道吗？”

“知道。”

“上次模拟考你在班里的排名是第十八，上上次是第十二，再上次是第九。你在往下走。”她的手指在表格上敲了敲，“你自己分析过原因吗？”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她皱了皱眉，“具体是什么状态？是学习方法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她说到“别的问题”的时候，语气放缓了，像是在试探什么。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的目光里有一种职业性的关切——像是经过培训的那种，恰到好处，不远不近，不会让人觉得冷漠，也不会让人觉得冒犯。

“就是状态不太好，”我说，“我会调整的。”

“你确定？”她顿了顿，“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老师说。家里的事情也好，个人的事情也好，老师能帮的一定帮。”

“没有，谢谢老师。”

她看了我一会儿，大概是在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最后她点了点头，“行，那你回去好好复习。还有一个多月就期末考试了，这次考试很重要，关系到下学期的分班。你要加油。”

“嗯。”

我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很长，两边是白色的墙壁，上面贴着各种标语——“天道酬勤”、“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红色的字，印在白色的塑料板上，用螺丝钉固定在墙上。有一块标语牌松了，歪歪斜斜地挂着，像一个站不稳的人。

我沿着走廊往回走，经过一班、二班、三班……每个班的门都关着，门上的小窗透出日光灯的白光。我透过小窗看了一眼自己班的教室——同学们都在低头做题，几十颗脑袋齐刷刷地低着，像一片被风吹倒的麦田。

我推门进去，回到座位上。

“赵老师找你干嘛？”林远小声问。

“问成绩的事。”

“你又下滑了？”

“嗯。”

“唉，”他叹了口气，“我也下滑了，上次考了第二十五，这次第三十。我妈知道肯定又要念叨。”

“你妈念叨你吗？”

“念叨啊，怎么不念叨。但她念叨的方式跟你妈不一样。你妈是那种——怎么说呢——把你往前推的那种。我妈是往后拽的。她说‘考不上就算了，回来跟你爸学修车，饿不死’。但她说完之后又会偷偷给我塞钱，让我去买复习资料。”他笑了笑，“你说她们到底在想什么？”

“不知道。”

“我觉得她们比我们还焦虑。我们焦虑的是考试，她们焦虑的是——我们。”

这话让我愣了一下。

“你说得对，”我说，“她们焦虑的是我们。”

“所以啊，”林远把一支笔夹在耳朵上，“你别想太多了。你妈念叨你，是因为她在乎你。不在乎你的人，谁管你考第几名？”

我知道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道理太简单了，简单得像一把钝刀，割不开我心里那团湿棉花。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我没怎么看书。我坐在座位上，在本子上胡乱画了一些东西——一个火柴人站在悬崖边上，面前是万丈深渊，身后是一片大火。火柴人没有脸，没有表情，只有几根线条组成的身体和四肢。我不知道它是在犹豫要不要跳下去，还是在犹豫要不要冲进火里。

我把那一页撕下来，揉成一团，塞进了书包的最里层。

放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十二月的天黑得很早，五点钟太阳就落山了，六点钟已经是深沉的墨蓝色。我走出校门，经过那条种满梧桐树的街道。梧桐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在乞求什么。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打在树枝上，投下交错的影子，像一张网。

我站在公交站等车。站台上还有几个人，一个穿着校服的女生在背单词，嘴唇飞快地动着，像在念咒；一个中年男人在抽烟，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冷空气中凝结成白色的雾气；一个老人在看报纸，报纸很大，几乎遮住了他整个人，只露出一双穿着棉鞋的脚。

我掏出手机，没有新消息。我点开我妈的微信对话框，上一条消息是昨天晚上她发的——“明天降温，多穿点”。我回了一个“嗯”。再上一条是前天晚上的——“排骨想怎么吃？红烧还是炖汤？”我回了一个“随便”。再上一条是大前天的——“几点到家？”我回了一个“六点”。

我们的聊天记录就是这样——她问，我答。她的话总是比我多，我的回答总是很短。不是我不想多说，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说我今天在阳台上站了十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