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嫣然。
打我记事起,家就是一间漏风的屋子,和一张永远阴沉的脸。父亲骂母亲“下贱坯子”的时候,连带着我的名字一起嚼碎了吐出来。他想要个儿子,可母亲生不出,于是我便成了他眼里唯一能换钱的东西。
母亲把我藏起来。父亲踹门、砸东西、骂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的时候,她就把我推进里屋,锁上门。门闩落下的那一刻,我听见的不仅是木头撞进铁扣的声音,还有她把所有拳头和辱骂都挡在了外面。我在这扇门里长大,门这边是活着的我,门那边是替我活着的她。
十四岁那年,宣平坊的人来了。
父亲像突然得了什么天大的脸面,腰杆挺得比平日里都直。来人要给自家少爷纳妾,定金摆上桌的时候,父亲的眼睛亮得像饿久了的狼。母亲跪下去求,父亲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她歪倒在地,又爬起来,再一巴掌,她不再爬了,只弓着背,把我往屋里推。她没哭,也没喊,只是用身体把我往里屋塞,像一只老母鸡把最后一只雏鸟护在翅膀底下
她把自己关在了地狱里,把天堂留给了我
交易很快成了。我被许了出去,十四岁,给宣平坊的少爷做妾。母亲哭了一整夜,我替她擦眼泪,说娘别哭了,她会嫁的。可她哭得更凶了,整个人蜷在床边发抖,像个做了噩梦却醒不过来的孩子。
出嫁前,母亲带我去见那位少爷。父亲破天荒的给我买了一套裙子,我知道那不是他对我的爱,他就像一个商人,为商品套上了精美的礼盒,再把商品卖给客人。
那天在下雨,天压得很低,雷声像是从地底下翻上来的。我缩在母亲身后,看见那个少年站在廊下——胖,眼神沉甸甸的,像秤砣。他看我的样子,不像在看一个人,更像在端详一只将要摆上桌的碗。
他嘴角动了动,算是笑。
我往后缩,指甲抠进母亲的衣料里。可母亲没有像从前那样护着我,她攥住我的手腕,把我拽到前面,指节发白,力气大得像要把我钉在原地。她挤出一个笑容,声音是抖的:“嫣儿,来,这是你未来的夫君。”
我抬头看她。她的脸在哭,嘴却在笑。
我害怕那样的母亲。
我使劲挣开她的手跑了,跑进雨里,跑进那天的雷声里。身后传来母亲的喊声,然后是扑通一声——她摔倒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趴在泥水里,朝我伸出手,像小时候每一次父亲抄起棍子时那样,像在说:快跑。
我不知道那一跤是无意的,还是她故意的
我只知道她倒在那里,没有人扶,像溺水的人,手臂伸向天空,抓不住任何东西,很快就淹没在人海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绝望。
我转过头,继续跑。
我要从那个牢笼里逃出去。
我没有回头。
我是从那个牢笼里逃出来了。
可我好像把母亲永远留在了那扇门里。
那个雨夜,我一直在跑。跑出宣平坊的巷子,跑过青石板桥,跑到两条腿像灌了铅。雨水从头浇到脚,我一边跑一边想,母亲是故意的——她故意摔那一跤,故意松开手,好让我逃出她没能逃出的那个牢笼。
她不想让我活成她的样子。
寄人篱下,枕边人拳脚相加,一生把自己关在门后面。
雨没有停。从下午到天黑,从宣平坊到我不知道名字的街,它一直在下。我看着那些雨丝落在地上溅起的水花,忽然想起那天晚上母亲捂着脸哭的样子——她的眼泪也是这样,一滴接一滴,不停地落,我怎么擦都擦不完。
我停下来的时候,雨还在下。胃里空得发疼,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烧,从胃壁一直烧到喉咙口。我蹲在屋檐下蜷成一团,肚子叫得连雨声都盖不住。
包子铺的老板掀帘子出来倒水,看见了我。
“哎哟,小女娃,你怎么一个人蹲在这儿?”
他没多问,转身回去拿了三个包子,用我看到了熟悉的石板桥油纸包着塞进我手里。包子烫得我手心发红,我咬了一口,肉汁混着雨水一起咽下去,热气从胃里往上涌,涌到眼眶里。
我在哭。一边吃一边哭,眼泪掉进包子里,咸的,烫的,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老板慌了:“哎,你怎么哭了?家里大人呢?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他越是问,我哭得越凶。我终于明白那天晚上,我躺在母亲身边拍着她的背说“娘别哭了,我嫁”的时候,她为什么哭得更厉害了——有些安慰是刀子,你越温柔,捅得越深。
我吃完最后一个包子,把油纸叠好,站起来对老板说:“老板,我什么活都能干。洗碗、劈柴、跑堂,您留我下来吧,我不白吃您的包子。”
老板皱着眉摆手,说一个女娃子能干什么。
我不走。他赶我我就站在门口,他关门我就在檐下蹲着。第二天一早他开门,看见我缩在门槛边,叹了口气。
“进来吧,”他说,“把后院的柴劈了。”
我走进那间小小的包子铺,像走进另一扇门。
只是这一次,门里没有拳头。
半年。我攒了半年的力气,以为能回去把母亲接走。
包子铺的老板说过:“你攒够铜板那天,我帮你赁间屋。”我信了。我每天多劈一捆柴,多洗一摞碗,手指泡得发白发皱,可我高兴——我在攒一个家,一个没有拳头和叫骂的家。
我回去接她。
推开家门的时候,雨正下。屋里黑得看不见五指,我摸着墙往里走,摸到门框上一条新的裂缝——父亲踹的,他踹门的时候从不收力。
我推开门。
母亲在床上。我喊了她三声,她没有应。我走到床边摸她的手——凉的,像浸过冬水的石头。她的身子已经硬了,脸上的皮肤贴在骨头上,眼窝塌下去。
我攒了半年的家,她住不进去了。
我把她身上的被子掖好,跪下磕了三个头。
“娘,”我的声音在抖,“你教过我,求神要诚心。”
我求了。求她下辈子别当女人,别当娘,别嫁给我爹那样的男人。求她下辈子能住进一间有人给她留门的屋子。
我起身的时候,腿在抖。不是怕。是恨。
我推门出去,刚迈出一步,手腕被攥住了。
父亲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好丫头,你还敢回来?”
我抬头看他。他瘦了,脏了,老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恶心——贪婪、下作、像盯着钱袋子一样盯着我。
我挣了。一巴掌扇过去,指甲在他脸上划出血印子。他反手一耳光扇在我脸上,我的脑袋撞上墙,嘴里涌出一股铁锈味。
他把腰带解下来,捆住我的两只手。
“这次没人拦着我了。”他啐了一口。
我被他拽着往外拖。我没挣扎了。不是认命——我在数他走过的每一步。石桥、巷口、宣平坊的门。这条路我跑了两次,第一次是逃离,第二次是赴死。
可我不能再死。
我死了一切都完了。母亲死在那个黑屋子里,死的时候脸朝着门口——她盼着我回来。我回来了,她死了,可她的坟以后谁来上?她的忌日谁来给她烧一炷香?
我被拖进宣平坊侧门的时候,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血来。
我还会跑。
下一次,我会把母亲从那个黑屋子里接走——棺材也行。把她葬在有光的地方。
我不信神了。我信我自己。
我嫁人了。
不像话本子里写的那样,八抬大轿、凤冠霞帔。是一顶小轿子,趁着夜色从侧门抬进去的,连鞭炮都没放一串。偷偷摸摸的,像在送一件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坐在轿子里,摸着身上那件红嫁衣——母亲亲手缝的。她说我穿嫁衣的样子一定很好看,可她没看见。她死在那间黑屋子里的时候,脸朝着门,在等我回来穿这件衣裳给她看。
那晚,那位小主人没有来。宣平坊的人说他身子不适。我很庆幸——他要是来了,我大概会当场吐在他脸上。
婚后三年,他被征了兵,房里剩十几房妾。她们每日争胭脂、争布料、争谁在少爷走之前多得了半句话。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她们,像看一群掉进米缸的老鼠,互相撕咬,乐此不疲。
我没有参与。我把门关起来,就像当年母亲把我关进里屋一样。门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我在那扇门里策划了一件事。
我不能白白死去。母亲替我死了,她替我被关在那间黑屋子里,替我被父亲活活耗干了命。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父亲该跟我一起死。
那个男人,他卖了妻子、卖了女儿、把家里最后一点热气都吸干了。他凭什么活着?
第三年冬天,我偷偷离开了宣平坊。
回家的路走了大半个时辰。石板桥换了新的,巷口的槐树被砍了,可那间屋子还在——更破了,墙根塌了一截,门板歪斜着挂在那儿,风一吹就吱呀作响。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
那股气味没变。霉味、酒味、汗臭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眼睛发酸。我就是在这样的气味里长大的,像一株长在阴沟边的野草,根扎在烂泥里,可还是活着。
我推开门的时候,父亲在床上打鼾。
他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横肉松弛下来,嘴角流着口水。他缩在那张破床上,像一条褪了皮的蛇。
我穿着那件红嫁衣。母亲缝的,针脚密密的,袖口绣了一朵很小的梅花。她说红色吉利,能挡灾。我把嫁衣穿在身上,想让母亲看一看——她女儿穿嫁衣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我走到床边。
枕头在他脑袋底下。我伸手,轻轻抽了出来。他没醒,翻了个身,咂了咂嘴。
我把枕头按下去的时候,他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吓了一跳。可他没睁开眼——只是抓住了,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手指攥了两下,又松开了。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也许他在做梦。梦见他的金银财宝,梦见他的荣华富贵,梦见他又一次把定金拍在桌上、把老婆踹倒在地、把女儿像牲口一样牵出去卖掉。
我用了力。
他的腿蹬了两下,喉咙里发出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水烧开了,又像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住了。他的手指在床单上抓了几道,指甲刮过粗布,嘶啦嘶啦的。
然后不动了。
我数了五十个数。又数了五十个。他的胸口没有再起伏过。
我把枕头拿开,看着他的脸。他张着嘴,眼睛闭着,表情说不上痛苦,也说不上安详——就只是没有了。像一盏灯被人吹灭了,油尽灯枯。
我站起来。
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我推开那扇门,走到院子里,抬起头。
月亮挂着,又冷又白。我穿着红嫁衣站在月光底下,风把裙摆吹起来,红布在月色里泛出一种暗沉沉的颜色。
我忽然很想母亲。
她死的时候,有没有人给她盖被?有没有人替她把脸擦干净?父亲把她埋在哪了?还是随便扔在了什么地方?
我站在月亮底下,站了很久。久到手脚发凉,久到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我仰着头看它,看着看着,月亮的颜色在我眼里变深了——变成了暗红色,和嫁衣一个颜色。
我是鬼了。
杀了人的那一瞬间,原来的陈嫣然就死了。活着的是另一个东西——穿着红嫁衣、手上沾过血的、不会再被任何人卖掉的东西。
我走出那间院子的时候,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