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草原上的风越来越硬了。不是夏天那种温吞的、迟缓的软风,也不是初秋那种干燥的、带着沙砾的干风,是冬天来临之前那种预备性的、像是在试探的风。今天吹一天,明天歇一天,后天再吹一天。吹的时候气温骤降,不吹的时候太阳晒着又暖和一些。草原在冷和暖之间反复拉扯,像一个不知道该不该把棉袄脱掉的人。沈云筝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摸火盆——还有没有余烬,有余烬就添炭,没有就重新生火。火盆不能灭,灭了岳托回来的时候大帐里是冷的。他不能在大冷天回到一个冷冰冰的大帐里。他把火盆烧旺,大帐里暖了。
十月二十八,范文程来送信的时候带了一条消息——沈怀远在宁古塔病了。不是什么大病,着凉了,咳嗽发热。宁古塔的冬天来得比盛京早,八月就开始下雪,九月就冻得伸不出手。沈怀远住在犯人聚居的窝棚里,窝棚四面漏风,被子薄得能透过棉花看见对面的光亮。他不生病才怪。沈云筝把信使留下,自己去灶台边煮了一碗姜汤,用棉布包好坛子,交给信使。“麻烦您带到宁古塔给我爹,路上小心,别洒了。”信使接过坛子走了。
沈云筝站在大帐门口看着信使的背影消失在土路上。风吹过来沙子迷了眼睛,她用手背揉了一下,揉出了眼泪。
十月的最后一天,岳托的信到了。写在草纸上,字迹比上次更潦草,有的地方墨洇开了看不清楚。沈云筝辨认了很久——“活着。大凌河还没打下来。腿好多了。右臂的伤也好了。别担心。”
沈云筝看着“别担心”三个字,岳托让她别担心,她却更担心了。他说“活着”——还活着。他说“大凌河还没打下来”——仗还在打,他还在前线。他说“腿好多了”——腿还在疼。他说“右臂的伤也好了”——右臂受过伤。他把所有不好的消息都藏在“好多了”“好了”后面。不好不坏的消息藏在“还没打下来”后面。唯一的好消息是“活着”。
十一月初,盛京下了第一场雪。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空筛面粉。雪落在营地的帐篷上、旗杆上、马厩上,薄薄的一层。沈云筝站在大帐门口伸出手,雪花落在掌心里,立刻化了,留下一小滴水珠。她把手缩回去,想起去年冬天,岳托从塔山回来,浑身是伤,左腿肿得走不了路。他站在雪地里看着她说“你在这里”。今年他在大凌河,她在盛京。
范文程来大帐的时候沈云筝正在折纸钱。黄纸,叠成元宝的形状,一叠一叠的。十一月了,再过一个月又要过年了。年前要给母亲烧纸,告诉她自己又活过了一年。
“沈姑娘。”范文程站在帐帘边叫她。
沈云筝抬起头。“范先生。”
“前线有消息了。大凌河打下来了。”沈云筝手里的纸钱掉在地上。
“八贝勒呢?”
“受了伤。”
沈云筝的心猛地揪了起来。“什么伤?”
“左臂。刀伤。”
“重不重?”
“缝了七针。”
沈云筝的眼泪涌了上来。缝了七针。她缝过衣服,知道针扎进布里是什么感觉。针扎进肉里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她只知道他在前线,没有麻药,没有人在他耳边说“忍忍就好了”,他自己咬着牙让军医把伤口缝起来。
“他什么时候回来?”
范文程摇了摇头。“不知道。仗打完了,但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也许月底,也许下个月。”
沈云筝弯下腰把掉在地上的纸钱捡起来,叠好的元宝散了,她重新叠。手指在发抖,叠了好几次都叠不好。范文程蹲下来从她手里拿过纸钱替她叠好放在桌上。
“沈姑娘,八贝勒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饺子等我回来吃。’”沈云筝的眼泪掉在纸钱上洇开一小片。她用手背擦掉眼泪。
“范先生,您帮我传话给他——”
“说什么?”
“说‘奶茶煮好了’。”
十一月初九,岳托离开五十天了。沈云筝在灶台边煮了一壶白水倒了两碗,一碗放在桌案上,一碗自己端着。她端着碗走到大帐门口看着东边的路——从大凌河回来的路。
十一月中旬,营地里开始准备过冬的物资。粮食、柴炭、草料,一车一车地运进来。士兵们把物资分类堆放,忙得不可开交。沈云筝去领了一捆柴和一些炭,把柴码在灶台旁边整整齐齐的,炭装进筐里放在火盆旁边。岳托回来的时候柴和炭都是现成的,不用现去领。
十一月十八,博尔济吉特氏来大帐找沈云筝。她怀里抱着那只白色的小猫,小猫长大了很多,不叫“云雀”了——叫“云雀”它不应,叫“咪咪”它倒是会转过头来看你。博尔济吉特氏就改叫“咪咪”了。
“沈云筝,你生日是不是快到了?”沈云筝愣了一下。生日她很久没过过生日了。在沈府的时候没有人在乎她的生日,周氏不记得,沈老爷不记得,嫡姐更不记得。她自己也不记得——不是忘了,是不想过。过了又怎样,长了一岁,没有人知道。
“腊月初三。”沈云筝说。
博尔济吉特氏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还有半个多月。”
沈云筝点头。“嗯。”
“你想要什么礼物?”
沈云筝想了想。“我想要岳托回来。”
博尔济吉特氏看着她。“这个我送不了。”
沈云筝笑了一下。“我知道。那就不用了。”
博尔济吉特氏把小□□在桌上,从袖子里掏出一块布料,深蓝色的,棉布的,摸上去很柔软。“给你做件新袍子。你身上这件穿了一年了,领口都磨毛了。”沈云筝接过布料的鼻子酸了一下。
“大福晋,谢谢您。”
博尔济吉特氏摆了摆手。
十一月二十二,岳托离开六十多天了。沈云筝收到了岳托写来的信,这次不是草纸,是宣纸。字迹比之前整齐了很多——“活着。在路上了。腿不疼了。想喝奶茶。”
沈云筝看着“在路上了”这三个字。他回来了,真的在回来了。他把“在路上了”写在“活着”后面,是告诉她——我不仅活着,我还在回来的路上。我离你越来越近了。
十一月二十五,沈云筝去校场弹琵琶。新兵们还是那些新兵,老的老、新的新。沈云筝在那块石头上坐下。“云雀”横在膝上,她弹了一首《欢乐歌》——欢快的、明亮的、充满希望的旋律在校场上空飘荡。她弹得比平时用力,手指在琴弦上飞快地扫过。新兵们在她的琴声中练着队列,她弹完一曲又一曲。
十一月二十七,盛京又下了一场雪。这次比上次大,纷纷扬扬的,像有人在天空中撕碎了一床棉被。沈云筝站在营门口,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她没有进去。她看着东边的路——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见。她在雪地里站着,站到脚冻得没有知觉,站到博尔济吉特氏派人来叫她回去。
“沈姑娘,大福晋说您别等了,八贝勒今天回不来。”
沈云筝回去了。第二天又去营门口站着,第三天也去,第四天也去。她每天都去,从早上站到傍晚。中午不吃饭,饿了就啃一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水壶里的凉水,身边的人劝她回去,她摇头。
十一月三十,月底了。沈云筝站在营门口,雪停了。她从早上站到中午,从中午站到太阳偏西。东边的路上出现了人影,不是一匹马,是很多匹马。她的心跳加速了。人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马队,蓝色的旗帜——正白旗。
沈云筝跑了出去。雪很深,她跑不快,跌跌撞撞的摔了好几跤,膝盖磕在雪地上疼得钻心。她爬起来继续跑,跑得气喘吁吁。马队越来越近,她在那些黑色的马匹中寻找那匹黑马。找到了。黑马走在最前面,马背上的人穿着黑色的甲胄,没有戴头盔,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
沈云筝停下来。
岳托骑在黑马上也看见了她。他翻身下马,左腿着地的时候顿了一下,是在大凌河新添的伤还是旧伤复发。他站直了,大步朝她走过来。他走到她面前伸出手,把她拉进怀里。他的甲胄是凉的,带着雪和风的味道,他的身体是热的。沈云筝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听着他的心跳。扑通,扑通,扑通。和以前一样。
“你回来了。”
“嗯。”
“你受伤了吗?”
“皮外伤。”
“缝了几针?”
岳托沉默了一下。“七针。”
沈云筝把脸埋进他的胸口,没有哭,她只是把脸埋在那里。岳托低下头,下巴抵着她的头顶。“沈云筝。”
“嗯。”
“等你把饺子包好。”
沈云筝从他胸口抬起头看着他。“包好了。等你回来吃。”
岳托的嘴角弯了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