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那周,天气开始凉了。风从北边吹过来,路边的树叶黄了大半。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在楼下信箱里拿到一个没有贴邮票的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手写便条。字迹陌生,但落款画了一朵小小的五瓣花:"有人在查那具无名尸体的档案。不是家属,不是警方。是一个女人,短发,穿深蓝色外套。她在档案室登记的名字是'周念'。她说她是朋友。她拿走了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你认识她吗?"
我握着那张便条。周念——她也在查那个人。她也在翻那棵桂花树底下的土,也在找那张照片、那封信、那个被记录下来的人。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但我找到了她公司的工位。第二天中午我去了那栋写字楼,在一间开放办公室里找到了她。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午后的阳光落在她侧脸上,她正低头翻着一沓纸。我敲了敲门框,她抬起头看见我,没有惊讶,像是早知道我会来。
"你拿到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了。"我说。
她把桌上的那沓纸推过来让我看。是一份打印出来的文档,上面印着那张照片的扫描件。照片里她蹲在树底下,手指插进土里。"他死之前在她的生活里只留下了一样东西——用铅笔写的记录表。他记录了她每天在桂花树前停了几次、停了多久,记录了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扎不扎马尾。连续记录了三年。从她十六岁到她十九岁。最后一条记录停留在他车祸那天。"
"他死之后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留下的东西被收进档案室了,他的记录、他的照片、那张纸片。但他没有留下过自己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
"那他留给林小雨的那封信——"
"信是他写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她,但没有寄出去。那封信和他留下的东西放在一起,没有寄出。我找到了那封信。"她低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边角已经磨损了,像放在某个地方很久。她没有拆开它。她把信封递过来的时候,手在信封上停留了比正常交接更长的一瞬,像在让信封感受到移交的方向。
我接过来拆开,抽出里面的信纸。字迹跟记录表上的一样,歪斜的,不惯用笔的。信很短:"我知道你在看我。我知道你在等。我会在树下站一会儿再走。你如果想找我,来北街的桂花树底下,找树根朝南的那一面。那里有一个我放进去的东西。你看到它就会知道我是谁了。"
"他放进去的东西,"我说,"你找到了吗?"
周念低下头。"没有。我挖了,没有挖到。"
"因为那不是留给你的。"我站起来。周念抬起头看着我,目光有些发直,像在看一个她不确定该不该继续看的人。"那是留给林小雨的。他写给她的信,放在一个她能看到的地方。但她没有收到那封信。她不知道他给她留了东西。她从来没有挖到过。"
"你找到了吗?"她又问了一遍,这次语气比刚才更慢。
我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光。暮色从玻璃外面一层一层地压进来,在桌面上铺开一片暖黄色的薄光。那棵桂花树朝南的那一面,我挖过了,我也什么都没有找到——但我在树根朝北的位置,找到了被石头压住的纸片。树根朝南的那一面被人翻过了。我顺着那条线索往下挖,在大约两掌深的地方碰到了一样东西。硬硬的,金属的,是旧式的钥匙扣——塑料的,小熊形状,肚子上磨得发白。钥匙扣下面压着一张叠好的纸条。展开,里面是那个更早的人的笔迹:"我在这里等过你。我知道你会来。"
我握着那把钥匙扣站起来。外面的天已经完全暗了,路灯从窗口透进来一束光,落在桌面上那把钥匙扣的熊肚子上,把那片被磨得光滑的表面照得像一枚停在原处的指南针。这枚钥匙扣在土里躺了很久,没有被人挖走。它一直在那里,等着某一双手把它重新翻出来。
我把它握进掌心,感觉到它被土浸泡多年的凉意正慢慢被体温同化。塑料的质地坚硬,指甲掐不出痕迹,只有那些自然磨出的白斑在记录着时间。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和那枚浅蓝色的扣子放在一起——它们来自不同人的不同衣物,在同一个口袋里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