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好郎君 第二百七十九章 遣唐使的诡计

需要注意的是，“可敦”的称号专指北方游牧民族可汗之妻，吐蕃赞普之妻则称为“赞蒙”。这两个称谓间有明确的界定，在历史文书中绝对不会混用。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旁证，《册府元龟》记载，719年（开元十七年），唐玄宗赐杂彩等物于吐蕃，其中提及以二百缎“赐可敦”。

因此，敦煌文献中在708年提及的赞普之妻“可敦”，很可能是西突厥嫁给吐蕃赞普赤都松赞的西突厥公主。

随后，唐史中又于710年及719年两次提及“可敦”，则应该是赤德祖赞的西突厥妻子。

可惜的是，吐蕃与西突厥间联姻内容，汉藏史料均再无其他记载，但两国间存在和亲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四、吐蕃与南诏的和亲

南诏国在唐蕃两国间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砝码倒向谁，谁便能在西洱地区占据主动。因此，唐蕃两国对其的拉拢从未停止，这也导致南诏国的态度反复游移。

隋末唐初，洱海地区小国林立，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称为“六诏”，南诏国因在诸诏之南，故称“南诏”。

其后，南诏借唐朝之助力，连续吞并其他五诏，成了西洱地区的强国。

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王皮逻阁入朝，受封“云南王”，成了唐朝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但随着天宝年间，杨国忠、章仇兼琼、鲜于仲通、李睿等人举措失当，唐和南诏间爆发着名的“天宝战争”，导致吐蕃势力趁虚而入，于次年（天宝十年，751年）转投吐蕃。

但必须要承认，吐蕃对西洱地区的经营由来已久，远不是天宝年间才发其端。

《资治通鉴》记载，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吐蕃攻陷安戎城（今四川茂县西番界），西洱地区诸蛮皆降于吐蕃。而后，704年（武周，长安四年），赤都松赞征南诏死于军中。

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南诏王皮逻阁亲赴拉萨拜见吐蕃赞普。换句话说，南诏在入长安朝觐之前，以先入拉萨致敬。可见双方的关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另外，在藏文史料《西藏王统记》中记载，赤德祖赞娶南诏公主尺尊为妃，并生有一子名为“蒋诧拉本”。

虽然此条记载并无其他旁证，敦煌文献只记载“745年，为尺尊王妃举行葬礼”，并未言及来自南诏国。

但从南诏脱离唐朝藩属后，迅速便和吐蕃形成紧密联盟，受封吐蕃“赞普锺”（赞普之弟），号“东帝”分析，两国间应早有良好的关系。

《南诏德化碑》：“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饰袍、金宝带、金帐、状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坷具珠毯衣服驿马牛鞍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752）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锺南国大诏。”

另外，终唐一世始终都是出嫁公主从不外娶，而吐蕃王朝在达到巅峰后，也开始不再外娶异族公主。

从赤松德赞开始，吐蕃后五位赞普所娶王妃全部来自内部大氏族，这说明，此时吐蕃疆域已相对固定，政治矛盾的主轴已转向内部，吐蕃王室无须再对藩属国和占领区出嫁公主。

同时，姻亲关系这一工具，主要被用来平衡国内地方势力，形成稳固的执政基础。

一、天山北麓降突厥

郭知运，字逢时，瓜州晋昌（甘肃瓜州县）人。

据其墓前的神道碑记载，他身高七尺，猿臂虎口，能骑善射，颇有胆略。

从军后，凭作战勇悍逐步从大头兵，提升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军三度府果毅(中级军官)。

在与突厥、回纥的作战中，他“屡涉行阵，骁勇善战”，累积军功，从左骁卫中郎将提拔为瀚海军经略使之职，正式成为河西一个军镇的首脑。

此后，在唐朝开拓西域的作战中，郭知运又被再次调入前线，担任伊州(新疆哈密)刺史，兼伊吾军经略使。

伊州作为西域地区的东部门户，不但肩负勾连河西走廊西段的重任，也是唐朝经营西域结构中，天山北麓防御三角形的一极（伊、西、庭三州）。

郭知运能主持伊州军政事务，足见其西北边防的贡献。而且很快，一场突袭战，更使他成了军中的焦点人物。

开元二年（714年）二月，突厥默啜可汗煽动西突厥各部叛唐，意图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

他命其子同俄特勒、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军包围了唐朝天山北麓的最高军政机构——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

时任北庭都护都护郭虔瓘下令各城闭关死守，但郭知运却不想消极防御。他在积极组织城垣防御之余，亲率一支精锐骑兵出城埋伏。

当同俄特勤等人率大军开始攻城战时，郭知运远远看到一员胡将在灯火下指挥调度。他暗中弯弓搭箭，一箭将其射落马下，而后郭知运催马上前，斩其首级。

突然遭受伏击的突厥军队陷入混乱，被前后夹击的唐军杀得大败。随后，各地唐军纷纷战胜对手，迅速平息了西突厥可汗煽动的反叛。

而反叛军队的主将之一突厥可汗的妹夫石阿失毕，因郭知运阵斩可汗之子，不敢再回突厥，只得携其妻子投降了唐朝。

此战之后，郭知运以首功升任右骁卫将军，封爵介休县公。

二、河西阵中斗吐蕃

金城公主入藏后，唐蕃有过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两国在结构上的矛盾，不是一个或几个公主能改变的。

尤其，吐蕃在获得唐朝赠送的“九曲之地”（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流域）后，得陇望蜀愈发觊觎富庶的陇右地区。

玄宗开元二年（714年）5月，吐蕃大相坌达延送来书信，请求唐朝派遣使臣在河源划定边界，而后再订立盟约。

首席谈判官解琬，曾任职朔方大总管。他对吐蕃以谈判为烟雾的诡诈伎俩很清楚，出发前便警告唐玄宗，一定要做两手准备。最好事先在秦、渭等州屯重兵，以备不时之需。（“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