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秋 第1章 1019：1

先生当时说，他想起来，大约五六年前，我确是有写小说的天分的；而我想，实际上这种天分其实早已泯灭了，于是如今只能草草起笔。

回想数十年间，我将先生介绍给旁人的次数极其有限。一是因为毫无必要，二是因为我自觉有失妥当。偶尔，也只是推辞时，拿先生出来作挡，道“家里兄长管得严”之类，正式的介绍却是没有的。但近来我却十分乐意与人提起他——其实没多少人，只有寥寥几个不算得十分亲密的朋友。

先生并非我的老师，也决不是互称“先生妻子”的那种“先生”，只是他平日颇有一家之长的作派和担当，我表面觉得好笑，心下倒确实敬佩，便打趣称他先生，成了习惯。

先生是我的兄弟。家里，他是排第一的，是长兄。虽然与我同岁，但他却比我成熟不少，每每站在他跟前受训，都自觉矮了一头，仿佛比他小了十岁还多。家里还有两个弟妹，但都不怎么与我亲近，更不说严厉的大哥了。最小的弟弟在外头受了委屈、挨了大哥的训，还偶尔到二哥这来撒气，憋着眼泪把他们骂上一骂；妹妹却甚至已分了家，极少与我们来往了。父母早已不在，家里常住的人，便只剩了先生和我。

家里姓林，都是单字名，独弟弟是外姓。先生的名，一些女子也用，但用在先生身上却意外合贴。我由此得了个玩文字游戏的机会：“我爱慕先生得紧呢。”于是先生便对我一瞪眼，却不多说别的。林慕——先生的姓名甚是难念，拗着口，令我每一次都得放缓速度，认真地将这二字念清楚。

认得先生的人都了解，他的不苟言笑，是众所周知的。与他谈话，常常还未等他开口，就已被他的眼神吓怯了。但先生不说话则已，一说话，更让人不舒服。例如我此刻写下的文字，若是被他见了，想必也只会用手指头使劲戳我的眉心，骂：“他妈的，整天不学好，净瞎写这种没用东西。”

不过先生对他人冷淡，对我却一般是好的。大抵是二十多年相依为命的缘故，先生对两个弟妹都不甚上心，独独在意我这个同胞弟弟。父母亲从我们小时就少于管教，只有先生与我两个人自个儿打理生活。而弟妹是我们三岁和四岁时分别添的。我们不常回本家去，与他们也没有过密的关系。成年前，约是十七八岁，父亲去世，本家将先生叫回去，领了两个弟妹出来，另作分家，先生这才成了我们三人的家长。

在分家前，先生所做的“事业”是街头流氓。这事说出来，并不怕有心人笑话，因为在那几片街，确是有人懂得先生的名字的。尽管我们并不敢招惹那些掌着实权的“大佬”，但年青人之间，属先生地位最高。我曾看过先生领着三五个人，一根铁棍，便将滋事的一大伙人一路打过去，打得对方个个挨在墙根下呻吟，而先生身上，只是沾了些别人的血。那时先生不过十五六岁，然而别的已成年的领头，也要听命于他。我下学回家，总看到先生在昏暗的楼道口与人谈话，嘴里咬着根烟。

我上的学校，费用很高，本家给我们的零花，只够日常吃食；学费却是先生为我供的。先生不上学，但平日里对我的课本也颇感兴趣，让我给他讲。他脑子聪明，成绩竟在我之上，令我深感惭愧。我曾听闻先生供给我的学费，是从那些大佬手底下捞出来的一点“稀粥”——油水都算不上，却已足够我入学了。我忧心先生掺杂到他们之中是危险的事，但先生只对我说“放心”，后来讲得烦了，甚至不再对我宽慰，只丢给我一个冷眼。于是我从此信任先生自有方寸，实际上他也从不曾出过岔子。先生总要我事事信任他，否则他便一整日没有好脸色。

我一度笃信，先生是适合当军人的。做了军人的先生，他身上的这些特性许是会更加明显。然而先生道，效忠国家，与他毫无“狗屁关系”，他只要“活得自在舒服”，别的一概不管，我便作罢了。

本家对先生的流氓事业十分不满，本不想将父亲的遗产交给他，但因他是长子，而我则毫无持家之力，只得无奈如此。父亲的境况，与其说是家业小，不如说是十分贫困，因此他们对我们一家都不太重视，而且本家也不愿让先生回到那里去，才索性让我们俩分了家，独立出来。

前面说过，如此轻柔的“慕”字用在先生身上，却并非不妥。若不去看先生的眼睛，他确实是好看的——若他只是静在原地不动的话。先生是留长发的，作为男子来说极为少见，但他那样并不让人觉得不适。先生的发及肩，稍稍过了肩头，印象中是到锁骨一处，平常便由我梳理，扎在低处。先生是不会自己动手的。先生的长发，不突兀，也不阴柔，只是自然的好看而已。“旧时的男子也是长发。”先生只以这一句去驳本家人的一些非议。

分家之后，先生要养的人从我一个，增至了弟妹三个，又是即将成年，因此打打杀杀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再闹，就会闹到大佬们那里去，被当作威胁，挨枪子。于是先生便从了药店老板的建议，转去做生意。父亲也是个商人，青年时赚了一笔，中年因为投身政治，放弃了经商，家里便穷下去了。先生许是承了父亲的天分，当家以来做得颇为出色，积蓄刚巧足够四人生活，多的一点，存了起来。

我对当家、经商这些事，毫无兴趣、也并不关心。我在学校的成绩，只能算作中等，稍不努力还会掉到下游；而我本人，也拣不出任何出色之处。可以说，先生有多特别，我便是有多平凡。

六七年前，先生在出版社的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彼时我从学校出来已有几年时日，正愁无法替先生分担，便欣然从去。我上的大学，读的是国文，正是缘于我对文学极感兴趣；到了出版社，总有机会结识许多当下正红的文人作家，所以这一份工作自然也做得愉快。正是那时，我开始尝试诌些文章，起初写的是先生，后来多是穷苦人的生活；再后来又只是先生了。我拿了手稿给先生，他看，不说一个好字，也不批评，但难得地笑了一笑。

先生也写文章，我想是比我好的——我自认为，先生所做的一切都远胜于我。但旁人都说先生文笔平平，而我却有灵性：我一概否认，但先生也如此说。之后，受限于世俗，我便赌气一般不再写了：“我写的东西，没法为家里赚钱，便不写了罢！”

我的文章，确是得过几位作家的赏识，然而也只是赏识；对于内容，他们大多是一笑而过，不深究。我的文章里是没什么内涵的，细数下来，也只有先生的事——若不是先生，也必定是带着他的影射的。在大学里，我也曾立志要写出能够激励民族的、充满着动魄力量的文章，但，“志”罢了，现实，却未必如此。

我写先生最为顺手。之所以这样，全是因为先生从小时便开始影响着我，到了大学期间，更为明显。相依为命的情谊自不必说，单是落水那一件事，也足以令我感激他终生。

落水的原因——说起来极为羞愧，二年级时，我曾失心一般爱恋着同级的一位女子。我与她的确度过一段美好日子，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许是我缺乏此类经验，那姑娘与另一位昔日同窗暗生情愫，竟弃我而去，并声称是我“负她在先，此举实属无奈”。我为情所困，荒唐想出投水自杀的主意，路过校门前那条无名小河，便纵身跃将下去。不知是哪位恩人，将我捞至岸边后便独自离开，我从此没有了报恩的机会；然而我醒来那时，竟是因为没有死成，放声大哭起来。

先生闻讯赶来，将我押回了家里。我本以为他会就着这丢人事把我赶出家门，不曾想他竟先是皱着眉，紧紧张张地将我周身检查一番，又给我烧了热水换衣服，才推着我到他房里去，将我摁跪在地，紧接着开始破口大骂。我那时仍然没有清醒过来，木木地望着他气恼的神情，也不知道他到底骂了什么，只记得到最后，他恨铁不成钢，红着眼，咬着牙，一巴掌拍在我的脸上。

“他妈的，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宁愿不要这个家，现在连命都不要！”

他骂。

我呆呆地定着，一动不动，脸上并非耳光的火辣，却是先生他手掌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