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十天,王加根就要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了。
这段日子,所有的毕业班都处于混乱之中,陷入“无政府状态”。毕业考试过后,教师们都不怎么上课了,多半让学生自习。偶尔来到教室,也是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扯野棉花”。学生们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躲在宿舍里睡大觉也没人管。
突然意识到在校的日子屈指可数,大家心里真不是滋味。无论平时对学校有什么意见,不管同学之间产生过什么矛盾,留恋和依依不舍之情都油然而生。从此之后,天各一方,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想到这一点,心理脆弱的同学甚至流下了眼泪,感觉生离死别一样。大家捧着精致的塑料封面笔记本,找老师和同学们留言。再就是照相。集体合影,相好的师生及同学合影,单个留影——让花园镇来的几个摄影师忙得脚不沾地。
趁着这段混乱的日子,王加根回了一趟王李村。主要是告诉家人,他准备去河北他妈那儿过暑假。
听了儿子的暑期安排,王厚义半天没吭声,明显有点儿不高兴。
“你就不能去潜江玩几天?”他嘟哝着反问,“你就不能去看看你爹爹婆婆、大伯大妈、三叔三姨、四叔四姨和堂弟妹们?不懂事的东西!江汉农场的那些人,才是你真正的亲人。”
从血缘关系来讲,王加根与“江汉农场的那些人”的确比较近。遗憾的是,他对那些人没有感情,难得亲热起来。这也难怪,他基本上没有与那些人在一起生活过,来往的次数也极其有限。
他第一次去江汉农场,似乎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当父亲提出带他去江汉农场过年时,加根并不是很乐意。王厚义就哄他说,江汉农场要多热闹就有多热闹,街上跑着好多小包车;楼房有几十层高,仰面朝上望,帽子掉了都看不到楼顶。
出于好奇,他跟着父亲去了。
到那儿一看,才知道父亲是骗人的。那里的爷爷奶奶和四叔厚德一家子住在江汉农场一分场,其实也就是农村,只不过房子是公家的,比较整齐而已。大伯厚仁一家子住在农场办的砖瓦厂,当地人称之为窑厂,与一分场差不多。只有三叔厚道一家子住在农场总场。不过,总场也就相当于公社所在地。虽然党政机关和部门齐全,但最热闹的地方,只有卖蔬菜的集贸市场。几条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行人稀稀拉拉,两旁是清一色的砖瓦房,连二层楼房都看不到。
被父亲骗过一次之后,加根再也不愿意去江汉农场了。因为那里不好玩——连白沙铺都不如。几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好,经常扯皮闹矛盾,没什么意思。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加根离不开奶奶。他不愿意让孤苦伶仃的奶奶一个人呆在王李村。
父母离婚时,加根一岁半,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的。虽说,家里挣工分的是王厚义,柴米油盐都是父亲弄回来的,但是,把生米煮成熟饭,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扯回来做成美味佳肴,则靠奶奶那双灵巧的手啊!
从记事时起,王加根就不喜欢父亲,对王厚义没什么感情,既恨又怕。他们父子之间交流很少,不怎么讲话。白天,加根总是围着奶奶转,一刻也不肯离开;晚上,他固执地要和奶奶睡觉。
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他小学毕业。
王厚义为此苦恼万分,想方设法讨好儿子。进山砍柴时,把摘到的野山楂、野板栗塞给加根,把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钢珠子、玻璃球送给加根,示范着教他弹珠子。有时,厚义半规劝、半强迫地把儿子弄到自己的卧房,但加根不是嫌他脚臭,就是嫌他打呼噜,或者以作业没写完为借口,不肯上床睡觉。好不容易被弄上床了,加根一会儿要解手,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说肚子饿了,一会儿叫身上痒,一会儿说有事要告诉奶奶,折腾得厚义把煤油灯点了又吹、吹了又点。最后,厚义实在是没有耐心了,就骂一句“小狗日的”,让他去奶奶的房间。
一旦躺在奶奶的怀抱里,加根就觉得特别安全。摸着奶奶身上松软的皮肤,听着奶奶均匀的鼻息和单调的儿歌,加根能够很安静地进入梦乡。
为了素珍和厚义破镜重圆,奶奶作了十几年不懈的努力。在王李村与白沙铺那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不知留下了老人家的多少脚印,洒下了老人家的多少汗水和泪水。有时孤身一人,有时还背着孙子加根,牵着孙女加枝。在厚义与素珍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扭打中,奶奶总是双拳捣胸、呼天抢地,颠着缠过的小脚左拉右扯,不知无辜地挨过多少拳脚。
夜深人静,加根经常听到奶奶长吁短叹。那颤抖的、拖着长音的叹息声,时常萦绕在他耳畔。听来是多么悲苦,多么凄凉,多么辛酸,多么无奈啊!老人家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哭泣。说她有一次去白沙铺,走在路上被一条老黄牛顶进了水塘。人落水后,就往水塘中央漂。她大声呼喊着“救命”,喊一声喝一口水,喊一声喝一口水,最后是别人用竹篙把她拉上岸的。
“怎么不让我淹死啊!淹死了就一了百了啊!”
听着奶奶的哀号,加根的眼睛里总是盈满泪水。
奶奶做饭的手艺在村里数一数二。她的拿手好戏是做小麦粑。小麦粑贴锅蒸,挨锅的一面焦黄焦黄的,香味扑鼻。奶奶做的小麦粑又白又胖,村里的其他人家都比不上。加根一餐能吃两个,有时还带一个到学校,在同学面前炫耀。奶奶炒菜的功夫也不赖。只是由于家里东西少,食油又金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平日,摆在餐桌上的,都是自留地里的出产,难得吃上鱼肉之类的荤菜。吃猪油的机会也不多。炒菜时,用的是生产队分的植物油。品种虽多,但数量有限,实际上只能抹抹锅。有时干脆把蔬菜洗净塞进瓦罐里,在灶膛煨熟,撒上一点儿盐就吃。
逢到奶奶做饭的时候,加根就坐在土灶前帮忙烧火。奶奶教他许多厨房常识和小窍门。比方,炒菜煮饭要讲究火功,什么时候烧,什么时候灭,什么时候用猛火,什么时候用文火。“大火煮粥,小火炖肉”。如果弄反了,味道就差了。“穷灶屋,富水缸”。要注意防火,每次烧完饭,应该把灶膛周围的柴草清理干净……由于奶奶的言传身教,加根七岁时就学会了做饭。烧火时的良好习惯,经常得到村里大人的表扬。
奶奶瘦骨嶙峋,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从早到晚总在忙碌。一日三餐,缝补浆洗,喂猪喂鸡,清场扫地,有时还要到自留地里去种菜、浇水、拔草、上肥。当夜色降临,奶奶把家务活都料理得差不多之后,又坐在那辆破旧的纺车前,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开始纺线。老人家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握着棉花条,身体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白色的棉线伴随着纺车的歌唱无穷无尽地抽出,缠绕着飞速旋转的锭子,形成白萝卜一样的纺锤。如果纺车的歌唱突然停了,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加根就知道奶奶睡着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奶奶身边,用稻草或小树枝挠她的耳朵和脖子,直到奶奶猛然惊醒。醒过来的奶奶总是望着孙儿笑笑,揉揉眼睛,按按额头和太阳穴,接着又纺。直到再次睡着,再次被挠醒……这样几个回合之后,祖孙俩才上床睡觉。
把纺好的棉线用米汤浸泡两天,晒干后,请人织成布,收好。进入寒冬腊月,再把棉布送到裁缝铺——加根就有新衣服过年了。
家里的脏衣服都是奶奶一个人洗。老人家佝偻着身子,坐在小板凳上,双手在搓衣板上吃力地搓着,伴随着有节奏的搓衣声,头时前时后地晃动着。那场景,总让人想起服苦役的劳改犯。每搓完一件衣服,奶奶总要停下来,伸直腰,长长地吁一口气,用被碱水浸泡得通红的手背,擦擦额上的汗珠,接着再搓。
逢到洗蚊帐、被子、床单、棉衣这些大物件,奶奶就力不从心了。她只能把这些东西浸泡在脚盆里,吩咐孙儿赤足站在里面踩踏。加根乐此不疲,鞋子一脱,就站在脚盆里又跳又蹦,搞得脏水满地都是,溅得奶奶一身。踩得差不多了,再把这些大物件从脚盆里捞出来,祖孙俩一人抓一头,反向旋转,拧干水,装进木桶里。然后用扁担抬起来,到村东的门口塘里去涮干净。
门口塘呈三角形,紧邻村子的堤岸近百米,全部用石头垒成,每二十米左右有台阶伸向池塘中央,方便人们挑水或者洗东西。涮衣服的时候,先把衣服在水里浸湿,扔到青石板上,举起芒槌,下劲地捶打。那声音清脆悦耳,还有连绵不断的回音。当所有的台阶上都有人涮衣服时,捶衣声此起彼落,交相辉映,如打击乐一般。加根和奶奶轮换着捶,轮换着涮。村里的婶婶或姐姐们碰到了,总是主动帮助他们。加根知道,这些好心人都是出于对他们一老一小的同情。
谁让他是个没娘的孩子,奶奶又那样老态龙钟呢?
奶奶的耳朵早就聋了。跟她讲话,得扯起嗓子喊叫,老人家才能听个大概。平日,难得有人跟她拉家常。况且,她也坐不住,没事做就浑身不自在。从早到晚,这摸摸,那拿拿,永远也没有闲着的时候。实在累得不想动了,就坐在凳子上,让加根给她捶背,或者挠痒。
小加根又调皮,捶背如同擂鼓,捶得奶奶“哎哟哎哟”直叫唤;挠痒也不听奶奶“轻点儿”的嘱咐,两只小手简直就是两把刨子,在奶奶后背上抓出无数道红印,抓掉一些痂疤,鲜血直流。
奶奶没有缠过辫子,头发总是用头绳一系,外面罩上一个巴掌大小的黑发卡。她从来不去理发店,头发长了,就拿来剪刀,要孙儿给她剪短一些。加根笨手笨脚,剪得三长六短。奶奶用手摸摸,在镜子里照照,笑得泪眼婆娑,说,像狗子啃了的。
当然,奶奶最少不了加根帮忙的,还是为她剪脚趾甲。
奶奶的脚是裹过的,A字形,既小又难看。残酷的裹足布使脚趾长成畸形,趾甲特别厚,有的就是一个硬块,往肉里长,疼得她不能走路,隔段时间就要修剪一次。修剪奶奶的脚,必须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削竹笋一般,一点儿一点儿地削,既要下劲,又得小心。剪到肉了,她就会抱着脚丫子,呻吟好半天,但阵痛过后,老人家咬咬牙,叫孙儿接着剪。剪完一次脚趾甲,往往需要大半个时辰。
奶奶卧房里的家具,没有一样是完好的。衣柜、床、踏脚板都被虫蛀过,朽烂了。好多次睡觉或者踏脚时,都因为木板断裂而塌陷下去,不是摔伤了身子,就是崴了脚。还有便桶,老是漏粪。奶奶为此苦恼不已,而诸如此类的修理工作,都由加根来完成。搬块石头到床下面或者踏脚板下面顶着,找钉子和木片钉牢。只要能凑合着用,老人家就一个劲地夸孙儿能干。
“不指望那个掉头的!叫他做一点儿事,眼睛就鼓得象灯笼。”老人家噘着嘴巴,忿忿不平地骂王厚义。
房间里的蚊帐是奶奶的嫁妆,旧得不能再旧了。补了一层又一层,仍然有不少洞洞。夏夜,蚊子无孔不入,如飞机一般嗡嗡乱叫。卧房又相当潮湿,常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蟑螂和臭虫滋生。一到晚上,这些讨厌的家伙们便如坦克出动,在床上到处乱爬。
每天睡觉之前,加根总是和奶奶一起,先拿蒲扇进行一番扫荡,再关上蚊帐。老人家端着煤油灯跪在床上,加根细心地寻找目标。发现了“飞机”,就鼓掌欢迎一般地拍打;找到了“坦克”,就把它们从蚊帐的皱褶里揪出来,用指甲壳碾死。每次战斗结束,加根的两只小手就沾满鲜血,刽子手一般。
秋风刮过,冬天走近的时候,奶奶最少不得的东西是火坛儿。
火坛儿是一种取暖工具,相当于富人家里的脚炉或手炉。其形状及大小,类似于菜篮子:平底,半球体,有一个弧形的提手。为黏土烧成的陶器,精致一些的,表面还涂有一层粗釉。
奶奶冬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火坛儿里的冷灰倒掉,装入炭墼、砻糠或锯末,搁在厨房里。做饭时,再把燃烧的炭火铺在上面。奶奶侍弄好的火坛儿,多半是给加根使用。
看到孙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双手冻得红萝卜一般,奶奶便招呼加根过去,用自己瘦削、干枯、却比较暖和的双手紧紧地握着,笼在火坛儿上面。烘过上身,再让加根坐在凳子上烘脚,并解下围裙,盖在孙儿的腿上,让热气浸透他的全身。晚上睡觉前,奶奶总是先用火坛儿把被子烘热,再把赤条条的加根塞进被窝,四周掼得严严实实,被子上面压上棉絮。待孙儿进入梦乡,她再取出火坛儿,烤孙儿的棉鞋、棉袄和棉裤。可以想见,翌日清晨,当加根从被窝里钻出来时,穿的戴的该有多么舒服!
加根上高二之后,寄宿在杨岗中学,每星期只能回一次家。
逢到他回家的日子,奶奶总是站在村口,望眼欲穿地等他。
一看到加根的身影,老人家就挪动双脚,颤巍巍地迎上前去。拉着孙儿的手,“林林,林林”地叫个不停,抚摸着孙儿的脸蛋,看他长胖了还是瘦了,询问他在学校里的衣食住行。
加根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时,奶奶高兴得什么似的,逢人便夸孙儿聪明,说孙儿有出息。但是,到了孙儿离家的日子,老人家又嘤嘤地哭了,哭得很伤心,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别离之苦和对孙儿的担忧,使得奶奶老泪纵横……
加根对江汉农场亲人们不冷不热的态度,厚义不是不清楚,但他还是抱有幻想,并且一直在努力,要增进儿子与王家亲人们之间的感情,让加根融入江汉农场那个大家庭。
加根师范毕业,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祖祖辈辈与黄土打交道的王家,终于有了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也算得上是光宗耀祖。所以,厚义特别希望儿子这个时候去江汉农场,在外人面前显摆显摆。这也是他当父亲的一种荣耀。
“我都跟我妈说好了,再去改变行程不太好。”扯完这个理由,加根觉得还不够充分,接着又撒了一个谎,“我托我姐在北京买了不少书,都是上班后要用的,必须去拿回来。”
厚义不再言语了,默默地吸着旱烟袋。他叫儿子去江汉农场,其实也就是随口说说,心里根本没抱什么指望,因为他明知道加根不会听他的。
“那好吧!你在家里歇着。我去双峰街上割点儿肉。”厚义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摁灭麻杆,屁股离开凳子站起身,走出了家门。
王加根这才来到一直在摇摇篮的奶奶身边。
他瞅了一眼熟睡中的婴儿,目光就回到了奶奶那饱经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与上次相见时相比,奶奶又老多了!一股酸楚涌向加根的喉管。
“胡月娥去隔壁打麻将了。”老人家显然有些生气,“喂完奶就出去了。地上尿布一大堆,眼见就没有换的了。我又腾不出手去洗。这小东西完全离不开人!别看现在睡得好好的,只要停下手不摇了,她马上就会醒。又哭又闹,磨死人!”
加根无言以对,对奶奶的怜爱和同情油然而生。他知道奶奶与他爸厚义的关系不好,两人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却如同路人,平时都不怎么讲话。这些年来,除了大年三十吃团年饭,他们从来就没有坐在一张桌子上用过餐。
老人家一直把加根父母离婚的过错,归咎在厚义身上。她怪厚义脾气不好,性格粗暴;骂厚义作风下流,与别的女人乱搞……谈起厚义就怒不可遏,恨得咬牙切齿。
王厚义呢?对加根他奶同样没有感情。虽然厚义是以继子和上门女婿双重身份进入这个家庭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喊过老人家一声“妈”,一直称呼加根他奶为“伯母”。那么繁重的家务压在老人家身上,厚义丝毫也不同情,还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儿,说衣服没洗干净,说饭里有砂子,说家里的猪越喂越瘦……稍有不满意,就对老人家横眉瞪眼,污言秽语地谩骂。
这种时候,加根他奶多半忍气吞声,不与厚义计较。但厚义有时又骂得实在太不象话,表现得太不近情理,老人家就要回骂几句。结果,就招来厚义的拳打脚踢。加根曾亲眼见到,他爸双手扯着奶奶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撞得奶奶昏死过去……
因为这些耳闻目睹的经历,加根离家去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奶奶特别不放心。有他在家,厚义兽性发作的时候,他还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奶奶一把,喊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来扯劝。而他这一走,奶奶可真是孤立无援、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啊!
初到孝天县师范学校,王加根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奶奶。逢到节假日休息,他就坐汽车回王李村看奶奶。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奶奶的身体不如从前,比上次要衰老一大截,耳朵也越来越聋了。一聋三痴,干家务活不如以前利索。奶奶看到孙儿回来,总是高兴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拉着加根的手,问长问短。系上围裙,挪动着小脚进厨房,煮鸡蛋给孙儿吃。
家里的鸡下蛋了,奶奶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总是瞒着王厚义,收在自己的衣柜里。等加根回去了,就煮给孙儿吃。前年夏天,因为天热,加根又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奶奶收藏的鸡蛋好多都坏了。老人家心疼得什么似的,一个劲地骂自己“老糊涂了”。有了这次教训之后,她就把鸡蛋卖给那些走村串户的小商贩,留下钱,等加根回家了,就偷偷地塞给孙儿。
不过,自从胡月娥来到这个家,加根他奶就很难从鸡窝里捡到鸡蛋了。老人家完全丧失了对这项收入的支配权。
“哟,加根回来了!还没吃饭吧?我拿鸡蛋给你下面条。”加根刚挨着奶奶坐下,胡月娥就耸着高高的胸脯,从外面走进家门。
加根说不饿,不用单另做吃的,呆会儿一起吃午饭就行了。
“也行。你爸去街上割肉了,中午炒两个好菜,你们父子俩喝点儿酒。”胡月娥顺风转舵,拎起厨房门口的菜篮子,说,“我去菜园子弄点儿菜回。”
半个时辰后,王厚义和胡月娥双双回家了。夫妻俩一起动手,洗的洗菜,切的切肉,煮饭炒菜,齐心协力做好了午饭。
“加根,你去把胡太婆接来,一起吃中饭。”厚义见桌子上有这么多好菜,吩咐儿子去请胡太婆。
加根满口答应着出了门。
胡太婆是王李村独一无二的五保户,并且是村里年龄最长的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她丈夫死得早,唯一的女儿出嫁后,胡太婆就孤身一人生活在王李村,一直由生产队保吃、保穿、保医、保住,死后当然还得保葬。也不知祖辈之间存在什么亲缘关系,胡太婆一直被加根家认定为“自己屋里的”,平时走动比较频繁。王厚义担任生产队长那些年,对胡太婆也格外照顾。胡太婆家的生活用水,总是厚义帮忙挑。春节时的对联,也是厚义帮忙贴。厚义家里弄了什么好吃的,也会给胡太婆送一碗。
像今天这种情况,厚义自然也不会忘记胡太婆。
加根甚至觉得,他父亲对胡太婆,比对他奶奶还要好,也不知道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当然,胡太婆对加根也是挺好的,打小就格外喜欢他,见到他总是“乖乖”前“乖乖”后地叫着,把别人送的罐头呀蛋糕呀分给加根吃。过年的时候,加根还会跟着父亲去胡太婆女儿家——也就是他姑婆家拜年。后来,胡太婆的外孙女春芝嫁给了加根的四叔王厚德。亲上加亲,两家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胡太婆住在生产队的公房里,门口是开阔的稻场。老人家正坐在屋侧边的树阴下,手摇着蒲扇乘凉。
当加根说明来意时,胡太婆并没有表现出他所预想的那么高兴,反而脸拉得老长,没好气地回答:“我不去!”
加根非常吃惊,问胡太婆为什么不接受邀请。
胡太婆于是拉着加根的手,长长短短地哭诉起来,又生气又委屈地说,王厚义和胡月娥对她如何不好,如何虐待她。
“胡月娥昨天还跳起胯子来骂我,咒我死!今天又接我去吃饭。我是三岁小孩么?打一下,再摸一下。”胡太婆气呼呼地说,接着又嘱咐加根,“乖乖,你要是工作了,就把你奶奶接走,让她跟着你享几天福,莫让她跟着厚义和胡月娥。这两个狗男女,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迟早会把你奶奶整死的。”
王加根觉得面子上很过意不去,但还是盛情相邀。
胡太婆执意不去。她说,与厚义和胡月娥坐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胃口,哪里吃得下什么东西。
告别胡太婆,返回家里的路上,加根越想越生气,一股无名的怒火在胸膛里升腾。王厚义的半吊子脾气上来了,对老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这个他心里很清楚。但是,胡月娥竟然也这么泼、这么恶,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王厚义与胡月娥是去年春天结婚的。
这一年来,加根与胡月娥接触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礼拜。总体上讲,他对这个继母的印象还不错。会做家,肯劳动,舍得吃苦,做事麻利,平常总是风风火火,对他也比较热情。加根甚至认为,他爸娶了胡月娥,是捡了个极大的便宜。
厚义与白素珍离婚后,先是试图复婚,结果遭到白素珍的拒绝。他死心之后,又努力重新再找。托媒人无数,钱也花了不少,但一直未能如愿,整整当了十五年鳏夫。去年,在本家二爹的撮合下,四十三岁的厚义才娶到了胡月娥。尤为让王李村很多人眼红、让加根感到吃惊的是,胡月娥不仅五官端正,体格健全,没有任何生理缺陷,而且年龄才三十岁出头!
据说,胡月娥是结过婚的,生有一儿一女两个小孩。婆家在孝天县花西公社。她丈夫原本是个退伍军人,后来不知怎么患上了精神病,经常无缘无故的打她、折磨她。她忍无可忍,就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外面讨吃要饭。到王李村时,被加根的本家二爹收留。本家二爹就把这个讨饭的女人介绍给了王厚义。没想到,两人见面后,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很快就生活在了一起。转眼过去了一年多,两人相亲相爱,还生了一个女孩儿。
直到今天,加根才发现胡月娥是如此不尊敬长辈的一个泼妇。他决定要与父亲和继母理论理论。走进家门,他看到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坐在堂屋里,显然他们是被厚义请来共进午餐的。
“胡太婆呢?”看到儿子一个人回了,厚义问。
“她不来。”
“为什么?”
加根看了一眼正往桌子上端菜的胡月娥,故意大声回答:“胡太婆见到我,就破口大骂。说,昨天那个不要脸的婆娘跳起胯子来骂我,咒我死,今天还请我去吃饭。”
“算了!算了!不来就算了。”王厚义不停地冲加根使眼色。
加根正在气头上,哪里肯善罢甘休?他转身面对胡月娥,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咒胡太婆死?胡太婆快一百岁的人了,你凭什么诅咒她老人家?凭什么?凭什么?你说!”
王厚义一个箭步朝加根冲过来,骂道:“你个小狗日的,反了天!”
本家二爹起身拦住厚义,护着加根。
“你们凭什么虐待一个百岁老人?凭什么?说!”
王厚义一把抓起加根的胳膊,往屋外面拉:“走!我跟你一起去问问那个老东西。”
出门后,厚义用手指头戳着儿子的前额:“你个小狗日的!就是找借口回来闹。你跟老子滚!老子不要你这个强盗狗日的。”
“要我滚?没那么容易。”加根圆睁怒目地回敬道,“我走了,你们还不把几个老人整死!”
父子于是争吵起来,引来了左邻右舍不少人围观。
厚义对儿子怒目而视,口里不断地骂着脏话。
在众人的劝说下,父子俩最终都回到了屋子里面。本家二爹本家二婆又从中带了半天和,大家才围坐在了饭桌上。
加根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猪肉扔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端起酒杯,伸到本家二爹本家二婆面前:“请!”
厚义坐着没动。他抬起右手,伸出指头点着加根的额头:“老子哪一点儿对不住你?每次回来总是把你当客待。”
加根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怒火,没有作声。
厚义拎起酒壶,放到一边:“老子今天不给酒你喝。”
加根就拿起筷子一个劲地吃菜。
“怎么?她忙了半天,现在就让她坐在灶屋里?”厚义对着加根问。“她”显然是把胡月娥。
“我又没叫她不吃!未必还要我去喂她不成?”加根不好气地回答。
厚义气得浑身发抖,又骂开了:“你个小狗日的,今天不去向她道歉,不去把她说好了,老子饶不了你!”
正在父子俩唇枪舌剑的时候,胡月娥突然哭着从厨房里冲了出来,径直往大门外面跑。
王厚义马上站起身,冲过去把胡月娥抱住。
胡月娥声泪俱下,挣扎着又哭又闹:“我要去问问那个老母狗!老□□!我是么样对不住她。”
王厚义把胡月娥抱回家,按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气急败坏地怒视着儿子。
加根他奶站起身,扯了扯孙儿的衣襟,示意孙儿快点儿跑。
加根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拿起酒壶,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又继续往空酒杯里斟酒。
本家二爹抢过酒壶,劝加根不要再喝了。
他置之不理,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再拿起筷子夹菜。菜送进嘴里的同时,泪如雨下。他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他妈白素珍和姐姐加枝的身影,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怎么也吞不下东西。
呼天抢地的胡月娥慢慢平静下来,抱起摇篮里的婴儿,掀起上衣开始喂奶。
王厚义又回坐到饭桌上,责问正在流泪的儿子:“怎么?你还抱屈了?”
加根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他离开饭桌,拎起脚盆到奶奶的房间。从厨房的水缸里舀了两脸盆凉水,洗了一个冷水澡。然后,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头也不回地走了。
坐在开往花园镇的班车上,加根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情绪颓败到了极点。他开始检视今天的行为,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儿感情用事。
听过胡太婆的哭诉,他的确非常生气,做好的仗义执言的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会闹出如此糟糕的结果。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本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比方,与王厚义和胡月娥私下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效果或许会更好一些。现在,他这么一闹,不仅没有起到调解作用,反而加剧了厚义夫妻与老人们之间的矛盾。
他闹完后走了,胡太婆的日子不是更加难过么?
唉,这就是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毛病。
不过,加根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的错误,反而觉得一肚子的委屈。自己十几岁就外出求学,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平日难得享受天伦之乐,可回家又总是闹得不欢而散。四邻八乡考出去的学生,哪一个回家是这个样子?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为什么会碰到这样一个冷血动物般的父亲?
天空乌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暴雨了。
王加根偷偷溜回王李村之后,方红梅也没心思上课了,整个上午都显得六神无主。在她看来,教室里没有王加根,就如同天空没有太阳,万事万物都失去了生机。
最后一节课是自习,她不想继续呆在教室里,准备溜回宿舍清理东西,吃过午饭就去花园汽车站接车——这是昨晚她和加根约好的。因为不知道班车到站的准确时间,她打算尽可能早一点儿去,免得与加根错过了。
刚进女生宿舍,就听到身后有人喊“方红梅”。
她回头一看,是班长宋双清站在门口。他几乎是撵着她的脚步跟到女生宿舍的。方红梅以为班上有什么事情,赶紧迎了过来。
宋双清靠门框站着,显得有点儿腼腆。他从裤子袋里搜出一个纸盒子,递给方红梅:“送给你的小礼物,请笑纳!”
原来是这!方红梅道了声谢,笑着接过礼物。打开纸盒子一看,她脸上的笑容又倏忽消失,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一块手表!
要毕业了,同学之间都在相互送礼物,留作纪念。有的送书,有的送笔,有的送塑料面皮的笔记本,这些都说得过去,而送手表就太贵重了,性质似乎也变了味。
她把纸盒子还给宋双清,说:“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值不了几个钱,一点儿心意。”宋双清显然有些尴尬,嗫嚅着,“你的名字叫红梅,我特意挑了梅花牌的。同学两年了……”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方红梅态度异常坚决。
宋双清迟疑片刻,只好接过纸盒子,重新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那中午我请你吃饭总可以吧?”双清满脸通红地提议,“你不会连这点儿面子都不给我吧?”
“我下午有事去花园镇。想早一点儿从学校出发。”方红梅委婉地谢绝。
“我就在花园镇请你吃饭!”宋双清兴奋地叫道,“火车站对面的五一饭店。你吃完饭后,正好去办你的事情。”
“这……”方红梅仍然觉得不妥,问:“你还请了哪些人呢?”
“肯定不只我们两个呀。”
“比如呢?”
宋双清故弄玄虚地卖关子:“暂时保密。你去之后就知道了。”
方红梅觉得,同学的这份盛情没办法拒绝,就勉强答应了下来。
宋双清脸上泛出兴奋的红光。两人定好了出行方式,以及到达五一饭店的具体时间,他就踌躇满志地告辞了。
望着宋双清远去的背影,方红梅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宋双清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而且一直对她很好。
我们已经知道,宋双清是花园公社宋家河人。进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前,他已在他们大队办的小学里当过几年民办教师。他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最后被县师范录取的。双清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肥大的衬衣,扣子不扣,全敞开,走路左右摇晃,如同鸭子崴。衣摆在身后飘起的时候,极易让人想起电影里的日本汉奸。他这形象,难得给人较好的第一印象,不过,时间一长,深入接触之后,人们又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
双清在班上年龄最长,又有工作经验,社会阅历丰富,言谈、处事显得比较成熟。第一次见他站在讲台上,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点名的时候,由于红梅还以为他是班主任呢!当其他同学刚刚开始学习音乐简谱,老是为“哆来咪”发音不准犯愁的时候,宋双清已经能够识别五线谱,还能摆弄好几样乐器。教室里那架用于教学的脚踏风琴自然不在话下。他还会拉二胡,拉手风琴,吹笛子,吹口琴,吹唢呐……真是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让那些按部就班考进师范学校的应届生汗足汗颜。后来,双清竟然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写歌,抱着吉他自弹自唱。
哎呀呀,这简直就是一个音乐天才嘛!
第一学年,宋双清当仁不让地担任班上的文艺委员。第二学年,又当选为班长。逢年过节,孝天县师范学校搞文艺演出的时候,他总是大礼堂舞台上最光彩夺目的一个。虽为一班之长,又如此多才多艺,但双清的人缘却不是很好。除了得到班主任汤正源的信任,以及花园公社来的几个同乡的追随,班上大多数同学对他都没有好感,甚至从心底里痛恨他。这其中,或许有嫉妒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觉得他心胸狭窄,妒贤嫉能,容不下其他有才华的同学。
孝天县师范学校虽小,也算得上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这从孝天地区师范学校体育、音乐、美术比赛成绩中就不难看出。拿王加根所在的八0三班来讲,歌唱得最好的是徐磊,字写得最好、画画得最好的是杨保胜,体育方面的健将也大有人在。身为班长,宋双清本应该让这些同学们发挥专长,为班级争光,但恰恰相反,他害怕这些男生脱颖而出,动摇了他的“明星”地位。所有抛头露面的场合,他都亲自出马,至多带上几个平庸的花园公社老乡,以及三个与他没有竞争关系的女生。而不给其他男生任何机会,更谈不上为这些同学提供展示才能的平台。谁出类拔萃,他就打击谁;谁出人头地,他就压制谁。哪怕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他也会想方设法残酷无情地掐掉。
这些情况,团支书方红梅同学并不是很清楚。作为班上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一起参加文艺汇演,一起商量班级工作,一起研究宋双清的歌曲和诗歌新作。两人齐心协力,配合得比较默契。从宋双清平时的言谈举止,方红梅曾意识到他对自己过于殷勤,特别是从那双看人躲躲闪闪的眼神中,她猜测这家伙对自己有“非分之想”,总担心他会表达什么“意思”。但后来又听说,宋双清当民办教师时已经交了女朋友,结婚证都领了,只是没有举行婚礼。再加上双清家庭条件好,平时穿的戴的非其他同学能比,他父亲又是建筑工头,方红梅这才觉得自己想多了,有点儿自作多情。
“但是,宋双清今天为什么要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为什么要在花园镇最高档的饭店里请我吃饭呢?”带着这些疑问,方红梅一路踽踽独行地来到了花园镇。
到了五一饭店她才知道,宋双清今天宴请的客人,实际上只有她和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文学泰斗”熊老师两个人。
他们坐在了二楼的一个小包房里。
菜点得不多,但都很精致。每一盘菜看上去都如同一件艺术品,让人不忍心下筷子。喝的是红酒,还有牛奶和桔子汁。
方红梅是第一次涉足这么高档的饭店,口无遮拦地开起了玩笑:“到底是建筑工头的公子啊,出手这么阔绰,请客这么大方。”
这句显然带有讽刺意味的赞叹,让宋双清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感觉比较难堪。
“你们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部书记,高层相会,当然应该搞得慎重些,规格应该高一点儿。”熊老师真不愧为“文学泰斗”,戏谑地打起了圆场,惹得主宾双方都笑了。
寒暄、客套、玩笑过后,熊老师首先端起的酒杯。
他以师范学校教师的身份,借花献佛,祝贺方红梅和宋双清师范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接着,又阐述了今天聚会的主要意图: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联络感情。
两个准毕业生随声附和。
熊老师介绍说,他与双清的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与双清也算得上是忘年交。并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宋双清的家庭:双清他爸的事业越做越大,在花园镇搞建筑的老板中,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建筑队的名称也改成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双清只有一个哥哥,跟着他爸在搞建筑。双清他妈和嫂子在家里种责任田,带两个侄子……
“双清的个人情况就无须我啰嗦了,你们同学两年,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方红梅笑着说:“听熊老师的口气,似乎是在给宋双清打广告。”
“文学泰斗”踌躇了一下。端起酒杯与两个学生碰了碰,深深地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酒杯,赴汤蹈火般地对方红梅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反正你们就要毕业了,我就不拐弯抹角,直说了吧!双清这个人脸皮儿比较薄,他早就喜欢上了你了,白天黑夜为你神魂颠倒,希望与你建立恋爱关系。可是又一直没有勇气向你表白,今天托我牵个线,做个媒人。不知红梅同学意下如何?”
如此直截了当,让两个年轻人都有点儿措不及防。包房里的气氛霎时凝重起来,空气似乎停止了流动。宋双清神情紧张,双眼**辣地盯着方红梅,就像在等候法官宣读判决书一样。
熊老师突如其来的提问,完全出乎方红梅的意料。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沉默片刻,她反问道:“宋双清不是有女朋友吗?我还听说,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这件事情我来解释吧!”双清见熊老师准备为他辩解,马上挥手予以阻止,抢过话头,“在大队小学教书的时候,我确实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我的同事,也是民办教师。我们两人一度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后来发现,彼此性情并不相投。我爸妈和哥哥嫂子也不同意我与她在一起。特别是我考上师范学校之后,家里人都希望我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女朋友。”
宋双清说,他与那位女民办教师已经分手了,办了离婚手续。为了证实自己没有说假话,他还从随身带的挂包里掏出了红色封面的《离婚证》。
到了这个时候,方红梅觉得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她首先感谢熊老师的热心,感谢宋双清的坦诚,最后非常遗憾的告诉他们,她已经有了男朋友。
熊老师一怔,把惊诧的目光投向宋双清。
“能告诉我这个幸运的人是谁么?”宋双清酸溜溜地问。
“暂时保密。”方红梅莞尔一笑。
“是不是王加根?”
方红梅不置可否,默不作声。
“王加根?就是那个学写小说的王加根?”熊老师表现出大惑不解的样子,“这个同学我接触过,是你们班主任汤老师介绍我们认识的。小伙子还是蛮不错的……不过呢……我绝对没有诋毁他的意思啊!如果跟双清比较起来,还是要差许多。就说他给我看的那些作品吧,名义上是小说,其实与中学生写的作文没什么区别,就是篇幅稍微长一点儿。而双清写的诗歌,绝对是那么回事!他们两个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宋双清谦虚地说:“熊老师过奖了。”
熊老师继续履行当媒人的职责,劝方红梅再重新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必须慎重。就拿即将开始的毕业分配来说吧!根据往年分工的惯例,哪个公社来的学生,就分回哪个公社去。宋双清是花园公社人,最起码能够分到花园公社。如果再找找关系,托托熟人,说不定能够分到孝天城或者花园镇。
“如果你与双清建立恋爱关系,我熊某人一定尽犬马之劳,想办法把你们两个人分配在一起。”县师范学校“文学泰斗”信誓旦旦地拍胸保证。
“谢谢熊老师。”方红梅如坐针毡,态度却非常明朗,“真的对不起!非常非常抱歉!恕我难以从命。”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方红梅说自己已经吃好了,站起身告辞。她真想自己去结账,可囊中羞涩,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唉,将来工作之后,再去还宋双清这份人情吧!
两个男士大度地把她送出了五一饭店。
来到火车站站前广场,方红梅犹豫起来。她原本想沿胜利路直接去花园汽车站,又担心在路上被同骑一辆自行车的熊老师和宋双清追上了,再次见面时难为情。于是,就改变了主意,走向了相反方向的民主街。路过新华书店时,看到“钟表修理”的招牌,她突然记起加根托她办的另一件事情:帮白大货修手表。
上礼拜,在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中失利的白大货来师范学校还手表,同时把自己那块坏表也交给了王加根,嘱咐他抽时间去花园镇帮忙修理一下。加根一直没时间,昨天晚上就把坏手表交给方红梅,托她帮忙修理。可是,她刚才走得太急,竟然忘记把这块坏手表带上。
“都怪这个宋双清!无事找事,偏偏今天请我吃什么饭。”她有些恼火地在心里埋怨。沿着民主街继续往南走,到十字街口再转中山街向北,绕道来到达花园汽车客运站。
进候车室询问,别人告诉她,从杨岗开过来的班车,半个小时前就到站了。下一班车的到站时间是五点半。
方红梅一听就急了。王加根会不会在半个小时前到站的那趟车上呢?绝对有可能!她于是一路小跑地往五里棚的方向赶。
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再停下脚步,前后左右地搜寻。一直到孝天县师范学校,还是没有看到王加根。
教室里没有。男生宿舍也没有。看来,王加根没有坐这趟车,有可能在五点半那趟班车上。
方红梅又一次在心里埋怨宋双清。
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往花园镇跑了。在女生宿舍里歇了一会儿,就走出校园,进入五里山上的小树林,漫无目的地溜达。
此时此刻,王加根正坐在从杨岗开往花园镇的班车上。他同样在思念着接车的方红梅。尽管汽车一直以最快的速度在土石公路上颠簸前行,他还是感觉如同蜗牛一般慢。
汽车进入花园镇之后,王加根的目光就在公路两旁的行人中搜寻。一直到花园汽车站下车,仍然没有发现方红梅。出站之后,他同样站在街道上前后左右地了望,跟一个多小时前的方红梅如出一辙。
候车室的大门已经锁上了,方红梅不可能在里面。
王加根有些着急了,跑到汽车站附近的几个商店里去找,仍然没有他的心上人。
她会不会在花园大桥头等我?那里是回县师范学校的必经之地。这样想着,王加根赶紧加快脚步,急匆匆地穿过了中山街。
大桥头上没有。从大桥这头走到那头,还是没有。
他只得一往无前地向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方向行进。走一会儿,停下来回头望一望。走走停停,一步一回头。有时,误以为走在前面的单身女子是方红梅,追过去才发现不是;有时,又担心方红梅在花园镇还没有回来。他一会儿想追,一会儿想等。带着这种极其的矛盾心理,一直走到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大门口。
这时,他才看到从五里棚山上小树林里出来的心上人。